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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作文,从孔子开始,就非常注重用字,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①。《论语·宪问》载郑国的外交辞令要有四位富有才能的大夫草创润色:“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②道出了郑国的诸侯之事鲜有败事,与对语言文字的推敲的密切关系。中国的古典诗文,更是常常有“一字功夫,足见学力”之说。所以,何九盈先生说“古典诗文,与其说是语言艺术,不如说是文字艺术。那些炉火纯青的古典诗文,至今还脍炙人口有无穷的魅力……”③正是从这个角度谈的。 的确,中国古代诗文尤其是诗歌语言极其精练,古代诗文注重炼字和诗歌创作一样久远,往往在关键处用一个最传神的字,可使全句如游龙飞动,境界全出。齐梁诗人谢脁的诗歌语言清新流畅,擅作警遒秀句,往往有达意传神之字。《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中“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通过“识”、“辨”二字,烘托出诗人极目回眺金陵的专注神情。被誉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杜甫,历来被视为锤字炼句的能手,其诗《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方回《瀛奎律髓》评为:“‘桃花’对‘柳叶’,人人能之,惟‘红’字着一‘入’字,‘青’字下着一‘归’字,乃是两句字眼是也。”④表现出诗人杜甫对语言文字高度的驾驭能力。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构成文章的基础。如何选择适当的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篇优秀的文章里,字字都有分量,可谓是百炼成字,千炼成句。刘勰的《练字》对于汉字在文章书写和表情达意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予以全面的论述。 一、刘勰对 “练字”重要性的诠释 “练字”,是据本篇“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而来。“练择”为同义连用,“练”即选择之意,“练字”就是选择适当的字。枚乘《七发》:“练色娱目”,《文选》李善注引《埤苍》,“练,择也。”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练训简,训选,训择,用字而出于简择精切,则句自清英矣。”⑤可谓是较为准确的解释。 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篇所论,是以诗赋的用字艺术技巧为主,诗赋以一字见工拙,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道尽文学创作时选择至当至隽之字的艰辛。刘勰对“练字”的必要性和“练字”之不易多次论及。《文心雕龙·风骨》篇有“锤字坚而难移”,《文心雕龙·熔裁》亦云:“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十分重视文字的洗炼作用;但为文练字,谈何容易,刘勰《练字》篇指出:“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文心雕龙·附会》:“易字艰于代句”,均指出“练字”之不易。 刘勰《练字》开篇即言文字的重要性,语言、文章皆寄托于文字:“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 语言、文章均由文字组成,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文心雕龙·章句》篇云:“积字而成句”,“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强调句子写得清新秀美,由于每个字都不乱用。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练字》篇的札记中深谙刘勰之用心,“文者集字而成,求文之工,必先求字之不妄”⑥,强调选择适当的字对于一篇文章的重要作用。刘师培对文字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然字各有义,事以验明,用字偶乖,即背正名之旨。观古代鸿儒,铨绎字义,界说谨严,不容稍紊。”⑦对于我们理解刘勰的“练字”论极有启发。 刘勰在《练字》篇中,说明古人对文字的高度重视。《练字》:“《周礼》保氏,掌教六书。秦灭旧章,以吏为师。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刘勰通过追溯汉字的源流和演变,说明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代文字也在变化,但重视文字的风气,却始终如一。 刘勰举例说明汉代重视文字的风气,《练字》篇:“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汉书·艺文志》对汉代重视文字运用有详细的记载:“汉兴,萧何草(创)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所以,刘勰此处所引“石建惧死”之例,是据《汉书·石奋传》记载,石建为郎中令时,写马字时少了一笔时,竟然惧怕得要死,足见当时重视文字的风气。 汉字是表意文字,早期的汉字是因义而构形的,每一个汉字都是由字形、字义、字音三部分组成,《文心雕龙·声律》注重字音或者说语音形式对表情达意的重要作用,《练字》篇着重论述字形与字义的择连对文章的重要作用。刘勰在《练字》篇的“赞”中对“练字”的归纳也是从形、义两方面来谈的。《文心雕龙》的“赞”是对全篇文章的论述作的一个总结,《文心雕龙·颂赞》云:“赞者,明也,助也。”黄侃先生对赞这种体例有很明确的解释:“至班孟坚《汉书赞》,亦由纪传意有未明,作此以彰显之,善恶并施。故赞非赞美之意。”⑧也就是说,从班固《汉书赞》开始,“赞”这种体例是对全文的总结说明,因而对理解文章主旨与作者为文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练字》:“赞曰:篆隶相熔,苍雅品训”,显然是从字形、字义两个方面谈练字的,而全篇的论述也是围绕这两方面加以展开的,毕竟刘勰所处的时代是对文章的艺术之美进行探索时期,是对汉字、汉语的特点逐步认识时期。现代学者大多着重探讨《练字》篇的字形修辞,对刘勰的重视字义进而主张以义弃奇的见解涉猎甚少。黄侃先生作为《文心雕龙》研究的泰斗和国学大师,其《练字》篇的《札记》从字义的角度,阐释“练字”之术,启发我们现代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练字》篇重新加以审视。 二、《文心雕龙·练字》篇的主要观点 基于对刘勰《练字》篇的研究和认识,拟从字义、字形两个角度探讨刘勰《练字》篇的主要观点。“贯练《雅》《颉》,总阅音义,时并易习,以义弃奇”是他“练字”最主要的观点,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归纳总结: (一)明训诂,求准确 诗赋是语言的艺术,其语言的精炼含蓄优美需要运用准确贴切的字词来表现,一字千改始心安是众多诗人所追求的。刘勰在《练字》篇中虽然对从字义角度择练文字没有系统的论述,但全篇贯穿着的一个思想就是为文用字,如求画龙点睛之笔,需要“贯练《雅》《颉》,总阅音义”,即明文字训诂,才能用字不妄。黄侃对此的解释是:“舍人言练字者,谓委悉精熟于众字之义,而能简择之也。其篇之乱曰:依义弃奇。此又著文之家所宜奉以周旋者也。”⑨的确,若不精熟于众字之义,焉能谈择练之功力。黄侃先生还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又指出若要精于练字的方法,必须明训诂、懂文字,强调了荀子《正名》中有关思想以及小学专书《说文解字》《尔雅》的重要性:“然自小学衰微,则文章痟削,今欲明于练字之术,以驭文质诸体,上之宜明正名之学,下亦宜略知《说文》《尔雅》之书,然后从古从今,略无蔽固,依人自撰,皆有权衡,厘正文体,不致陷入卤莽,传译外籍,不致失其本来,由此可知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非若锻句练字之徒,苟以矜奇炫博为能。”⑩明晰地阐明了刘勰的正文字之义。 刘勰强调明文字训诂,则用字不妄。文字虽然因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汉字在形音义方面是有渊源关系的。他指出:“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颉》,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练字》)古代的那些大手笔,没有一个不精通小学,如西汉的文人学士司马相如、扬雄等创作鸿篇巨制的作家都能通晓文字,熟悉《尔雅》《仓颉》,能够“总阅音义”,即能够全面地考察文字的古音古义,而且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皆有小学专著,如扬雄有《训纂篇》等。因为精通文字训诂,所以选词遣字,不妄下一字。《练字》引曹植对扬雄、司马相如的评价云“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刘勰又从阅读的角度强调懂得文字训诂,才能弄清每个字的确切意义。 刘师培认为古代的文章家都是通晓文字学的,他对“小学”重要性的认识可作为对刘勰上述言论的最好注释:“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精梁也。足证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学。”[11]“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相如作《凡将篇》,而子云亦作《方言》。故选词遣字,亦能通其词也。)非浅学所能窥。(故必待后儒之训释也。)”[12] 用字宜明训诂,宜须精通文字训诂之专书。刘勰高度评价了《尔雅》《仓颉》在学习文字训诂时的作用。《练字》:“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仓颉》者,李斯之所辑,而史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提出借助《尔雅》研究字义,与汇总字形的《仓颉篇》相互为用,如左右肩股相辅相成,互相配合,了解文字发展的新趋势,因为字义的解释古今有所不同,字义的取舍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正如《练字》云:“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 (二)避奇难,求畅达 西汉文人的辞赋,多铺叙宫台楼阁、山川苑囿,喜用奇难僻字,刘勰《练字》篇列举从汉到晋对文字的使用情况说明用字应该明晓字体古今兴废之变,使语言表达更明晰畅达。“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练字》),刘勰指出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作家的作品里往往有许多奇异的字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是因为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魏代作文,情况发生了变化,用字有了一定的规范,“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练字》);到晋代用字,大都用简易的字,“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练字》);其原因很简单,即“时并习易,人谁取难”(《练字》)。刘勰指出此期用字时在字形、字义两个方面尽量选取今义今音而避免古义古音、生字僻字难字,否则三个人不识的字,就要被称为“字妖”了 。 从事文学创作时有意用奇僻之字,并非真懂得用字之道,也非深谙为文之道。刘勰主张用字应该注意大多数读者的接受水平,《练字》篇强调用字难易取舍的标准是“时并易习”,用“世所通晓”之字,废“时所共废”的字,在《练字》的“赞”中,刘勰重申“字靡易流,文阻难运”的观点,即用字平易则文章易于流传,用字艰深则文章艰涩不流畅。文章的语言之美和作者学识的渊博不在用乖僻之字,遣词用字,以自然瑰丽为佳,被淘汰的字,最好忌用。刘勰的这个观点与沈约的“三易说”接近。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引:“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事二也,易读事三也。”从颜之推引沈约文可知,其“易识字”应该指的是在字形上、字义上容易的字,即通用的字,这在文字的运用上是较为进步的观点,也是精熟文理、洞明世情之见解。司马迁《史记》的语言平易简洁而富有艺术表现力,把经籍中佶屈聱牙之文字用汉代书面语所替代,堪称后世文章之楷模,正如范文澜先生高度赞赏的:“太史公撰史,凡用《尚书》之文,必以训诂字代之,诚千古文章之准绳矣。”[13] 刘勰在《练字》篇中又从汉字尤其是从秦篆到汉隶在发展中,笔画的不断省减是为了易写、易识说明作文用奇难之字是不可取的。《练字》篇的“赞”曰:“篆隶相熔”,是说汉字从仓颉初造,至史籀之大篆,秦汉李斯书同文的小篆,直到汉以后的今文字隶书,都是彼此相因而又不断演变的结果。所以,刘勰称:“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 汉字是“或颇省改……以趣约易”(许慎《说文叙》),逐渐完善简化自己的构形体系。 另外,刘勰从汉字特殊性造成经典在传写过程中的种种错误,批评了文士用字盲目爱奇的弊病。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汉字,其数量、形体、字体、读音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练字》赞称其为:“古今殊迹,妍媸异分。”《练字》云“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由于经典著作深奥难懂,简册文字纷乱,再加上年代久远,文字往往由于音近和形近而发生错误。葛洪《抱朴子·遐览》曾举例曰“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指出文献经多次传抄极易导致讹错。刘勰《练字》篇特举“于穆不似”“三豕渡河”“别风淮雨”“列风淫雨”为例,列举因为音近和形近的错误导致文士沿讹习奇之弊如下: 音近:《练字》:“子思弟子,‘于穆不似’,音讹之异也 。”子思的弟子将“于穆不巳”说成“于穆不似”,是“巳”与“似”古音相近而误。《诗经·周颂·维天之命》有“于穆不巳”。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谱解释子思的弟子出错的缘由:“孟仲子者,子思弟子。”《毛诗正义》:“《谱》云‘子思论诗:“于穆不巳。”仲子曰:“于穆不似。” ’此传虽引仲子之言,而文无不似之义,盖取其说而不从其读。” 形近之一:《练字》云:“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刘勰指出把“己亥渡河”写成“三豕渡河”是由于形近产生的谬误。此例《吕氏春秋·察传》有较详细地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形近之二:《练字》:“《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 。”《帝王世纪》有“列风淫雨”一词,《尚书大传·周书》:“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皁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尚书大传》讹作“别风淮雨”,“别”和“列”,“淮”河“淫”,因字形相象而导致抄错,应为“列风淫雨”,“别风淮雨”是传抄错误;《练字》云“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刘勰在《练字》中举傅毅和王融为例,说明尽管是音近、形近之误,但文人出于“讹新”“诡巧”的心理,往往以讹传讹。《古文苑》载傅毅《靖王兴诔》“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傅毅把“淫雨”写为“淮雨”;南朝齐王融,字元长,作《曲水诗序》把“列风”用作“别风”(但刘勰举此例已无从查考)。 所以,刘勰指出文士应当避免爱奇之心,“练字”必先正文字,使文章力避晦涩,而又能锤字精炼。《练字》篇主张“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这样文章才能有“声画昭精,墨采腾奋”的效果。 (三)重形体,求和谐 《练字》篇也探讨了文字形体在文章中的美学标准。因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形体本身可产生视觉美,修辞学因此视为汉字的字形修辞的依据,这也是汉语修辞民族性的一大特点。后代学者对刘勰《练字》篇关于字形的择练问题有不同的诠解,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把“字形修辞”称为“辞的形貌”,就是以《文心雕龙·练字》相关内容为依据加以说明,从而给汉字字形修辞以一席之地。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将《练字》篇字形修辞四忌诠释为“这是刘勰论消极修辞应注意的四条要件”[15]。日本学者户田浩晓注意到字形修辞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的修辞方式之一,并对于《文心雕龙·练字》篇关注字形修辞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中国的修辞学中,字形的美的效果对文章来说,从面上成了语(文字)配列的巧拙问题。作为《文心雕龙·练字篇》中心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字形论,而且,只有这一字形论在文学形式上关系到批评尺度的时候,中国一种独特的客观的批评尺度才有可能建立,《练字》篇就是这种文学批评的尝试。”[16] 刘勰在此提出了汉字字形的美学标准,即形体的和谐与匀称。字形构造有简单的和复杂的,所以字形排列起来有美丑之别(“字形单复,妍媸异体”《练字》),“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练字》),作者内心的声音以语言表达,而语言又寄托其形体于字,讽诵之功绩在于文章声韵的平仄清浊,而临文的美观与否在于字形的匀称、和谐。 汉字的形状变化,复杂多样。汉字是汉语的书面载体,汉字的三要素是形、音、义,“在汉字三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实际上是属于汉语的,唯有形,才属于汉字本体”[17]。刘勰在《练字》篇中对汉字的字形与行文美观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并主要从字形的角度提出了在使用汉字时“练择”的要求,如《练字》所云:“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一避诡异:《练字》“一避诡异,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皃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 “诡异”的涵义:《玉篇·言部》:“诡,怪也。”《文选·张衡〈东京赋〉》:“瑰异谲诡”,张铣注:“瑰、异、谲、诡,并奇也。”“诡”为怪异之义。《宗经》篇“情深而不诡”,《声律》篇有“吃文为患,生于好诡。”其中的“诡”也是怪异之义。由此可知,《练字》篇的“诡异”即指稀奇古怪的字。 曹摅,西晋诗人。钟嵘《诗品》列其诗为中品,并称他“有英篇”。《文心雕龙·才略》:“曹摅清靡于长篇”,亦对曹摅的文章给予肯定,《练字》引曹摅诗中的“皃呶”二字,意为喧哗声,但曹摅用此形状怪异二字,将大大有损行文美观,如果此类怪异之字更多,文章将难以卒读,刘勰称为用字一大忌。 求怪异的文士,古今皆有,晋代郭璞《江赋》、南齐张融《海赋》有意使用古僻字,可见,刘勰的批评是针对当时文坛的普遍现象而言的,因此对后世文坛亦有警示作用。 二省联边:《练字》:“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 “联边”即同偏旁的字,“半字同文者”指偏旁从山从水之类,由于汉字的特点影响到同句之中每字的部首的使用问题。辞赋作者在描绘自然景色时,往往把若干由水作为偏旁的字和若干由山作为偏旁的字连用,汉魏六朝文士,尤喜用联边,以便用字形之重叠炫耀。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拟鸟任风波自纵漂流之状,则曰:“泛淫泛滥”。有的辞赋作家,甚至在一句之中,字字同形联边,如张衡《西京赋》连用八个偏旁从鱼的字。这种同形联边的用法,于义并无所取,刘勰提出避免联边,是针对文人创作的这种文风有感而发,刘勰认为,如果描写山川景色,古今都如此,尚可原谅;如果用在普通的诗文里,实乃“龃龉为瑕”,是极不协调的;倘若实在难以避免,最多用三个同旁字可止;我们可在古代作品中找到这样的例子,《诗经·大雅·四牡》“载骤骎骎”,马旁之字三字相接,沈约的《和谢宣城》:“别羽泛清源”,张景阳的《杂诗》:“洪潦浩方割”,均水旁之字三字相接;刘勰指出若用三个以上的同偏旁字,便为称为“字林”。如曹植《杂诗》:“绮缟何缤纷”,陆机的《日出东南行》:“璚珮结瑶璠”,真可谓有“字林”之嫌。刘勰对这种任意堆砌半字同文者以炫耀学问的文章提出了批评。 为一种辞格收录,认为“运用联边修辞手法,通过形旁表义,往往具有一定的形象性”[18]。可谓是对刘勰汉字偏旁修辞作用的进一步利用和总结。 三权重出:《练字》:“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重出,指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用字重复,往往单薄寡味,古人多所避忌。杨树达先生提出为避免重复,一定要变文:“古人缀文,最忌复沓。刘勰之论练字也,戒同字相犯,是其事也。欲逃斯病,恒务变文。左氏传于同一篇中称举同一人者,名字号谥,错杂不恒,几于令人迷惑,斯为极变化之能事者矣。”[19]杨树达先生又举《史通》避重例:“刘知几《史通》卷六‘叙事篇’云:魏收代史,吴均齐钅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树达按:魏收著魏书,而称代史者,避魏字之复也。”[20]杨树达先生的解释是对刘勰“避重”极好的说明。 《文心雕龙·裁》:“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反对字词重复使用。但刘勰《练字》篇同时又指出,常常根据文章的需要可适当运用重复的字,所以,在《诗经》《楚辞》中的“重出”,乃修辞技巧之一。 刘勰在《物色》篇中谈到《诗经》《楚辞》用字之重复的原因。《物色》:“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皗皗’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诗经》的作者,欣赏着变化多姿的景物,醉吟于耳闻目见之声色, 并且随着景物的变化宛转地描绘自然的风貌,运用辞藻和摹状万物之声响,也是和他的心情动荡相吻合的。所以,用“灼灼”“依依”“杲杲”“皗皗”重叠词来状物;用“喈喈”“喓喓”来摹声。《诗经》用字重复之缘由,出于修辞的需要,为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显示其丰富的内容而必要的重复。 刘勰提出避免“重出”,对文学创作中的“富于万篇,贫于一字”有深刻地认识,但并非纯粹教条地反对重出,认为同时代的作者,过于讲求文句的声律、对偶,力忌字的相同,未免偏颇。所以,他提出:“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练字》)纪昀对此观点表示首肯:“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21] 古代的一些优秀的作品,不乏“宁在相犯”之例。如《诗经·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连用了三个“美”字,是根据行文之需要,不用刻意“避重”之例。《楚辞·九章·惜诵》:“莫之白”“莫察……无路”“莫吾闻”,用字重复,但表现作者悲愤难抑之状,惟此重沓,愈能表现作者之真情,此为内容上确实需要重复之故。潘岳《秋兴赋》:“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於华省。”用了两次“省”字。汉乐府《孤儿行》:“命独当苦”“不敢自言苦”两个“苦”字相犯,但此两例行文出于表达感情之需要,故属“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之列。 四调单复:《练字》“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单复是指字形的简单和复杂。“避单复”即调剂“字形肥瘠”,刘勰在此是从视觉美的角度谈临文用字的选择,或者说是从写作的角度谈“练字”。他认为:“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练字》)即写作时瘠字与肥字错杂组句,则如珠子美丽有致也。 《练字》篇所列以上四条强调用字时要注意字形的整齐均衡和谐且富有变化,组织文字,写成文章,一定要在文字方面有所选择。“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练字》),如属文遇到类似的情况不悟改正,那就不是真正懂得练字之道的。 刘勰在《练字》篇提出的“避诡异”、“省联边”、“调单复”,与后代诗话、词话中的炼字不尽相同,刘勰《练字》中的观点是针对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创作特点而言的,西汉以来,辞赋兴盛,辞赋家往往靠极丽靡之辞,罗列珍奇,堆砌辞藻,藉以炫耀自己的文采;他们精通小学,且他们的辞赋名状之辞犹多,大多描写崇楼峻宇、池苑亭台,时常用怪异之字,刘勰为此提出了用字之忌。其中的“权重出”与诗话中的炼字有关(诗话中的炼字,一般写作“炼字”),后世诗话的炼字,是从字义上着眼,是指要选择锤炼出最能够充分表达作品内容的字来,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后世的字眼、诗眼的锻炼是刘勰所讲从意义的角度练字后的一种必然发展和结果。 注释： 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年版. 第1944页. ②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版, 第561页. ③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317页. ④ 《中国历代诗话选》.[M]. 长沙:岳麓书社, 1985年版. 第1016页 . ⑤[13]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26页,第626页. ⑥⑧⑨⑩ 黄 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第74页 ,第190-191页, 第194页. ⑦[11][12] 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第228页,第234页. [14]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年版. 第244页. [15]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16] (日)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6页. [17] 王宁.《汉字汉语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18] 黄民裕.《辞格汇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31页. [19][20]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第63页. [21] 黄霖.《文心雕龙汇评》.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