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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天津体验 天津是谷崎中国之旅的第二站，是芥川中国之旅的倒数第二站，尽管两人没有留下具体的“天津纪行文”，我们依然可以依据相关文章及信件还原他们的天津体验。 谷崎在奉天告别了老朋友木下杢太郎后，乘坐火车沿京奉线至山海关，随后来到了天津。谷崎10月24日从天津寄给木下杢太郎的明信片上写道：“昨日离开山海关来到此地。”⑦由此可以判定，他在10月23日来到了天津。另外，从明信片的落款“于天津法租界裕中饭店”可以得知，他在天津逗留期间住在了法租界的裕中饭店。 由于谷崎是个人之旅，可以自由自在地根据自己的兴趣行动。来到天津后，谷崎为了观看京剧转遍了天津的大小剧场，“这里显然盛行戏剧，如果漫步在类似日本的浅草公园或道顿堀之类的老城区，就能看到卖报的拿着各种登载着戏目广告及剧评的小报沿街叫卖。我买了一张小报，按着上面广告中提到的剧场逐一去看。”⑧在谷崎创作的以天津为舞台的短篇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中，细致描述了天津法租界及白河(今海河)海岸道的风景，并出现了“裕中饭店”、“朝鲜银行”、“白河海岸道”、“万国桥”、“美孚火油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等当时天津存在的建筑物及公司名称，这篇以实际天津空间为舞台的作品，应该是谷崎基于自己的真实体验创作而成的。 概言之，谷崎的天津之旅并不复杂，却在某种意义上体验了一个“全景天津”。尽管“西式”租界与“中式”老城的并存是近代天津主要的城市特点之一，但来到这里的日本游客往往只把目光集中在“欧洲城市缩影”般的租界而完全忽视老城区的存在。⑨与之相比，谷崎既亲临了繁杂脏乱的老城区观看中国传统的戏剧，又在具有整洁气派街区的租界体验了充满西方元素的异国情趣。 再来看看芥川，根据其年谱记载，他于1921年7月10日下午从北京出发到达天津，住在了日租界内的长盘旅馆。⑩7月11日，天津在留日本人创办的杂志《日华公论》请求芥川谈论对中国的印象。(11)在津逗留期间，芥川曾给多位友人及家人寄去明信片，其中一封7月12日寄给南部修太郎的明信片上提到：“昨日令妹光临。诚惶诚恐。同时拜收贵函。”(12)南部修太郎与小岛政二郎、龙井孝作、佐佐木茂索一起被称为“龙门四天王”，芥川一直将他作为老师敬仰，他的妹妹当时随丈夫来天津赴任，看来是听说芥川来到天津，于是专门去拜访。 芥川于1922年10月1日在杂志《中国美术》上发表了随笔《中国的画》，文中提到：“天津方若先生的珍藏品中，有一幅珍贵的金冬心画。”(13)除此之外，芥川在中国旅行期间记录的《笔记》“第七”中有一段话：“万邱，稚拙可爱。唐寅，山水横卷，习北书之体。……方若家。”(14)由此可以推断，芥川在天津曾专程去过方若的家。这位名为方若的中国人是日租界长期豢养的政客，曾任《国闻报》主笔及日本人创办的《天津日日新闻》社长等职，同时还擅长诗词、绘画、篆刻，并以收藏考究古钱币著称。 在《杂信一束》的“十八天津”中，记录了芥川与西村的简短对话。那么，这位在天津陪伴芥川的“西村”究竟是何等人物？以往不少研究者认为他是芥川在芜湖的朋友西村贞吉，但姚红在论文中推翻了这一说法，因为1921年7月12日芥川曾从天津给芜湖唐家花园的西村贞吉寄过一封信，由此断定西村贞吉当时不可能在天津，并认为对话中的“西村”是《天津日报》的社长西村博。(15)对此笔者完全赞同，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每到一处都会受到当地报界人士的热情接待，作为《天津日报》社长的西村博陪伴芥川逛天津城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总体而言，芥川在天津逗留的两三天时间内，接触到的主要是在津日本人，而且多为报界人士。他没有像谷崎那样在天津老城漫步，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天津租界，看到的也只是令他倍感失望的“西洋式街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