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同是日本大正时期颇具“支那趣味”的代表性作家，曾先后来到中国旅行。如果以谷崎和芥川的天津旅行为切入点对他们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人的“支那趣味”具有显著差异。在实际的中国之旅中谷崎一直在创造“支那趣味”，芥川一直在验证“支那趣味”；谷崎的“支那趣味”与“西洋崇拜”属于并存互动关系，并拥有一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从容，而芥川的“支那趣味”排斥一切西方元素，坚守心中的那份东方情结。 关 键 词：支那趣味/天津/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项目编号：12CWW013)、吉林省社科基金“两个研究中心”课题“日本文化人在华北沦陷区的侵略活动及其涉华创作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014ZX27)和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比较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21660109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炜(1976- )，女，文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 按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说法，“支那趣味”一词最早出现于1922年，当时《中央公论》第1期设了“支那趣味的研究”专栏，登载了5篇①与中国相关的文章，之后“支那趣味”②这个词开始广为流传。“支那趣味”之所以能在大正时期得以迅速流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过了明治时期的西洋化，日本人对邻国的优越感日益增强，逐渐开始用类似于西方审视东方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并试图从中国这片古老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东方”寻求异国情调。另一方面，在日本文坛，欧洲近代文学思潮影响下的自然主义流派逐渐压倒传统的汉文学及日本古典文学占据了中心地位，出于对自然主义文学的不满，文坛上开始出现回归古典的浪漫主义思潮，使得部分文人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对于具有“支那趣味”的文人来说，中国是他们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故土以及创作的源泉，大正时期旅游条件的改善也为他们亲自来中国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分别于1918年和1921年来到中国旅行。 明治大正时期来华的日本游客，大多要在北京、上海、天津这三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留下足迹，谷崎和芥川也不例外。相比较而言，北京是具有深厚历史沉淀的充满梦幻的东方古都，上海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近代新兴城市，天津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折中混合型城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且呈相互独立的态势。尽管日本文学中的“天津书写”长久以来处于被忽略的尴尬地位，但天津这座东西文化杂糅的城市，恰恰能为我们重新审视“支那趣味”提供崭新的视角。本文就将聚焦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天津之旅，在还原两人天津体验的基础上，分析同样拥有“支那趣味”的两位文人截然不同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 一、带着“支那趣味”开始的中国之旅 谷崎润一郎曾说：“如今我们日本人表面上看来似乎全面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与之同化，但在我们的血管深处，所谓支那趣味的根深蒂固实在要超出我们的想象。”③谷崎所说的“支那趣味”，并非来自真实的中国体验，而是缘于他少年时代的汉学修养。谷崎幼时读过大量中国书籍，13岁开始在秋香塾学习中文，依次学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古籍。在汉文学的浸润下成长的谷崎，脑中逐渐形成了来自于古典汉籍的中国幻象，刚在文坛崭露头角时创作的《麒麟》、《秘密》、《魔术师》等系列短篇小说都取材于中国的传说或故事。 芥川龙之介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他从小酷爱阅读《西游记》等汉籍，“曾将《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全部背诵下来”④。据东京日本近代文学馆《芥川龙之介文库》的记载，芥川共藏汉籍188类1177册，其中还包括不易收齐的《渊鉴类函》、《太平广记》等大型典籍。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隽永文辞、宏美意向给芥川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先后创作了《仙人》、《酒虫》、《掉头的故事》、《黄粱梦》、《英雄之器》、《尾生之信》、《杜子春》、《秋山图》、《奇遇》等一系列取材于中国古典题材的小说，从而被称为“人所共知的支那趣味的爱好者”⑤。 由此看来，在实际来中国旅行之前，中国对谷崎和芥川而言并非完全陌生，尽管在空间上相隔甚远且从未亲身体验过，却是一个在想象中环游过无数次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带着来自于古典文本的“支那趣味”踏上了中国的旅途。1918年10月9日，谷崎润一郎从东京出发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中国之旅，经由朝鲜半岛先到达当时的奉天，最后从上海乘船回国。1921年3月28日，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记者开始了他近4个月的中国之行，先从门司出发乘船到达上海，最后从奉天经朝鲜回到日本。二人的具体行程如下： 谷崎：①奉天(沈阳)→②天津→③北京→④郑州→⑤汉江→⑥九江→⑦芜湖→⑧南京→⑨镇江→⑩苏州→(11)上海→(12)杭州→(11)上海。 芥川：①上海→②杭州→①上海→③苏州→④镇江→⑤扬州→⑥南京→⑦芜湖→⑧九江→⑨汉口→⑩长沙→(11)郑州→(12)洛阳→(13)北京→(14)大同→(13)北京→(15)天津→(16)奉天(沈阳)。 由上可以看出，尽管谷崎和芥川的行程方向相反，除了芥川比谷崎多去了⑤扬州、⑩长沙、(12)洛阳、(14)大同等四个城市外，游走地点大致相同。究其原因，除了芥川在计划行程时充分参考了谷崎的旅行路线等主观因素，主要还是受当时客观交通条件的限制。在20世纪初的中国，贯穿南北的铁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另一条是北京经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要想漫游中国，必然使用其中的一条，而内陆和长江下游城市之间并没有铁路，仅靠水路相连。”⑥ 谷崎和芥川的中国行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创作欲望，谷崎回国后陆续发表了《美食俱乐部》、《苏州纪行前言》、《苏州纪行》、《中国旅行》、《中国料理》、《观中国剧记》、《庐山日记》、《何谓中国情趣》等数篇与中国旅行相关的随笔及游记，创作了《西湖之月》、《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天鹅绒之梦》、《苏东坡》、《鲛人》、《鹤唳》等以中国之旅为契机的小说。芥川回国后先后发表了《上海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纪行作品，后来又在上述作品的基础上收入了未曾发表的《杂信一束》，由改造社出版发行了单行本《中国游记》，并创作了《母亲》、《自第四个丈夫》、《马足》、《湖南之扇》、《发掘》等一系列以中国城市为舞台的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