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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最后，男孩后来娶妻生子，在海边度过平静的一生；他爱恋过的女孩多年前就已去世——她死于一场海难，而海难的罪魁祸首是漂浮在海上的塑料碎片。它们缠住她科考船的拖网，导致船体倾覆，女孩溺水身亡。 作者寓于故事始终的是人与自然和非人类的生物之间浑然天成的关联性，比如，故事开头呈现的男主人公哈罗德与大海与生俱来的诸多联系和“巧合”、他对海岛家乡的深深依恋，即人文地理学上的所谓的“恋地情结”，以及他头脑结构酷似大海地形图所显示的“地方感”；还有对女主人公形象的描写，如哈罗德在海边初遇劳拉时，她一身泳衣,看上去“像一头海豹”，以及她在海上科研作业时“如同一位海洋女神”，等等。这些诗意的描写，表达的是作者心中人与周遭环境和生物的某种神秘而天然的亲和以及一体性。故事中，大海还被称为“无主的海洋”，流露出作者对大海本身主体身份的肯定和对它存在权利的主张。然而，长期以来，人类习惯于以地球主宰自居，不仅妄自独尊，还以自己的需要出发，剥削、滥用自然资源，包括海洋资源，甚至把海洋当成了垃圾倾倒场。那个漂浮在大西洋上、“足有德克萨斯州般大小”的垃圾带，就是人类肆意入侵和毁坏海洋的“物证”。作者用不少笔墨，细致入微地呈现了这个“加勒比海垃圾漩涡”的丑陋：它由形形色色的塑料废弃物组成，将本来蔚蓝的大海变得“死一般的惨白”；“在它的下面，在运动着的海平面之下，隐藏着数英寻之深、巨幕般的微型塑料颗粒。犹如一幅波普画，里面有白色的塑料叉子、大酒瓶、牙刷、幽灵般诡异的一团团绳索、瓶瓶罐罐，还有世人的洗衣机及它们的线状物和零件碎片，都埋在一大潭油污里。”触目惊心的画面不仅仅是极大的视觉污染，更是对海洋整个生态系统的致命破坏。劳拉从高倍显微镜里看到的那行字，是作者侵入式的表达，可以说是作者为无言的大海发声，揭露和控诉人类对海洋的肆意伤害。 当然，主人公哈罗德是一个环保人士，他习惯捡拾和清理海滩垃圾，可以说一向是大海的守护者，而这次他成为海洋生态的破坏者，完全是由于他对古往今来某些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所潜藏的环境风险缺乏意识。小说涉及的向大海投放漂流瓶的做法，可谓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古希腊人拿它来考察海洋洋流的流向，此法至今仍在海洋研究中使用。当然，漂流瓶更多地被海上遇险者用来发送求救信号或留遗言的途径。19世纪爱伦·坡就曾在他的短篇小说《瓶中手稿》中描写了一个去南极探险的青年，在海难中劫后余生，借漂流瓶试图与陆地上的亲人分享自己九死一生经历的故事，引发不少人对漂流瓶传信的无限遐想。而狄更斯在1860年创作的《海上来信》则激发了持久的漂流瓶风潮。总之，漂流瓶俨然是航海时代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符号。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散发的神奇和浪漫色彩依然吸引着不少现代人。据美国《新闻周刊》2015年的报道，自20世纪中期到2015年，大约有600万个漂流瓶投放在海洋，其中约有50万个是用于海洋研究的。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它导致的严重生态问题。漂流瓶几乎都是不可降解的塑料材质，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是永在而不可逆转的。它既是海洋生物致命的杀手，也是全球水体的污染源之一。由于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统辖，类似投漂流瓶之类未经环境风险考量的人类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不胜枚举，它们是构成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不容忽视的因素。 拜厄特热爱大自然，对生态环境有着深切关怀，她常借作品人物视角和口吻表达对地球的热爱和敬畏之情。比如她在《传记家的故事》结尾，用主人公纳森的口吻说：“只要我们不是不可逆转地去毁坏或削弱，我们深爱的地球将永远超越我们描写、想象和理解它的能力。”在描写上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小说《巴比塔》中，她塑造了一位“对开始统称为生态研究有强烈兴趣”的女科学家杰奎琳的形象，并借她质疑当时农业领域广泛兴起的“喷洒除草剂”的做法，愤懑地表示“谁也搞不懂他们正在对地球做些什么”。她还写到杰奎琳读完瑞切尔·卡尔森的《寂静的春天》，脑海里满是挥之不去的可怕场景：“她的睡梦中常常出现储油槽、沙漠和腐烂的树枝，湖泊里没有生命，没有鸟儿歌唱。”这与其说是小说人物的担忧和焦虑，不如说就是拜厄特本人的。《大海的故事》虽是“命题作文”，却也正好契合了她长期以来的生态关怀，故事结尾也承继了她对生态危机的终极想象。 故事结尾急促而简短，呈现一幅人类的末日图景：“整个星球对人类越来越敌意，大火肆虐，洪水吞没街道，冲毁房屋。塑料碎片牢不可摧，永不消逝，漂浮在海面和海面之下。”作者似乎要以这种刻不容缓的短促惊醒人们，灾难近在咫尺。它无不在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与一切非人类相处的方式，警觉那些习以为常却隐藏巨大生态环境风险的行为方式，从思想到行动，珍爱地球家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