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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斯坦纳走上比较文学道路，绝非偶然。在演讲中，斯坦纳附带提到了比较文学的历史与之和犹太人的瓜葛。他说，比较文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与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所诱发的历史危机和情感危机不无牵连。而20世纪的犹太人与比较文学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在无休止的流亡过程中，犹太人要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边界，处处无家，处处为家。这种情形与比较文学的身份和内涵一脉相承。比较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就是在流亡途中诞生。北美比较文学的兴衰，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犹太裔学者左右。随着欧洲纳粹的兴起，一大批精通多语的犹太学者幸运地来到北美。由于受到大学院校中保守传统的英语系的排斥，他们只有进入比较文学系。经过默默耕耘，将这块北美学界中的边缘地带，带到了学术舞台的聚光灯下。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艰难曲折，与犹太人的命运休戚与共，都充满了某种流放或离散的哀伤。 斯坦纳1929年出生于巴黎。父母都是奥地利的犹太裔。斯坦纳的父亲生性敏锐，很早就预感到在维也纳继续生活会大祸临头，因此与新婚妻子在1924年移居法国。15年后，同样的预感再次改变了斯坦纳一家人的命运，在德国纳粹攻入巴黎的前夜，他们乘船离欧赴美。多年后，斯坦纳以深情的笔触写下了他作为“一种幸存者”的感受。生活的动荡带来语言的漂流。对于常人而言，这可能是灾难，但在斯坦纳眼中，这却是福祉。“我的母亲是如此地维也纳作风，她常常在讲话时，以某种语言开头，用另一种语言结束。她并未意识到，这种情况造成了令人目眩的扬抑顿挫及语意变化。语言在屋子里流动，饭厅和客厅是英语、法语、德语。”[2：95]斯坦纳在回忆录《勘误表》中写道，他成年后试着找出最初的语言，但却徒劳无功，“无论是日常用语或心算，阅读理解或听写，法文、德文、英文对我而言同样地‘自然’”。因此，他总是骄傲地宣称这三门语言都是他的“母语”[2：95]。加上后天习成的意大利语，斯坦纳成了西方学人中罕见的精通多语的学者。这为他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提供了语言的基石。 如果说，作为语言奇才是靠了天分，那么，斯坦纳的博学靠的是勤勉，正所谓“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文心雕龙·事类》)。斯坦纳的父亲对他期望甚高，从小课子极严，令其博涉西学典籍，尤其是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戏剧。斯坦纳在纽约上完法国古典中学，接受了法国教育强调文科训练的洗礼，学会了希腊语和拉丁语。1947年，18岁的斯坦纳通过中学的毕业会考，选择入读耶鲁大学。但就在新生访校日，接触到一位学长，获悉耶鲁大学对犹太人只是出于“非常有限的礼貌”。恰逢其时，芝加哥大学在传奇校长哈钦森的掌舵之下，力倡自由教育。斯坦纳认为，这更接近他“理想大学的理念”。经过一场特殊的测验，斯坦纳转投芝加哥大学。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后，他选择进哈佛大学深造，专业是比较文学。但哈佛大学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寥落令他相当失望。1950年拿下学位后，斯坦纳对前途非常绝望。就在心灰意冷之际，他给哈钦森校长写信，希望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结果得偿所愿。依靠这笔奖学金，斯坦纳回到欧洲，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3：316-324]。 斯坦纳在牛津大学的岁月不太如意。上个世纪50年代初，英国正经历经济危机。生活方面的困难倒好克服，难过的是心智追求少有知音。他对到牛津大学英文系来拿英语文学博士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学位制度本身就是美国和德国的“舶来品”。斯坦纳的博士论文《悲剧之死》在答辩前一波三折，直到1955年才通过。1952年，斯坦纳进入《经济学人》杂志社，撰写英美关系和外交方面的文章。1956年，斯坦纳受《经济学人》的派遣，回到美国做关于原子能的报道，由此结识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的原子能专家奥本海默。经过一番简短交谈，奥本海默邀请斯坦纳入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成为该机构第一个研究人文艺术的学人。1958年到1960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曾经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访学奥地利。1961年，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成立，急需招兵买马，尤其需要一位有科学背景的人文学者。斯坦纳得天独厚的经历，让他把握住了这次良机。 来到剑桥大学的斯坦纳很快成为明星教师。195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学界声名大震。两年后，《悲剧之死》问世。此外，他还有意识地传承为“普通读者”写作的传统，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1967年结集，以《语言与沉默》为题出版。在此期间，斯坦纳最大的贡献是将他所谓的“中欧人文主义”呈现给了英语学界。他最早向英美的读者介绍本雅明、阿多诺、列维—斯特劳斯、卢卡奇、君特·格拉斯、海德格尔、策兰等人，如今，这些人在英语世界已形成巨大的批评产业。在这本文集里，斯坦纳还探讨了大屠杀之后语言与沉默的关系。有些文章在学界引起激烈的批评和讨论，如《夜语》(主题是色情文学与语言生命力)、《空洞的奇迹》(主题是德语在纳粹统治之后的败坏)。然而，斯坦纳的卓越表现却引起了剑桥大学资深文学教授的嫉妒。在1969年的晋级答辩中，他们未让斯坦纳通过。斯坦纳将自己的遭遇和利维斯博士相提并论。利维斯在剑桥挂鞭时只是讲师；相比之下，剑桥对斯坦纳更“大度”，他享受教授的薪资待遇，被聘为“杰出客座研究员”(这一头衔一直保持到现在，毕竟他是丘吉尔学院的开山元老)。在剑桥升职受挫后，斯坦纳决定离开学院，专心从事自由写作。早在1967年，他就接替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的衣钵，开始为《纽约客》撰文。在主笔该刊文学批评的30年间(1967-1997)，他发表了130余篇文章，就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文学文化事件做出了精彩的评论。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威尔逊“最理想的传人”[3：1]。 1974-1994年，斯坦纳接受日内瓦大学的邀请，担任英语及比较文学教授。1994-1995年，荣休后的斯坦纳受邀担任牛津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2001-2002年，斯坦纳荣膺哈佛大学诗歌教授，在诺顿诗歌讲座上开讲，后来结集成书，即《大师与门徒》。 刘小枫先生曾感叹，“喜欢念书的人无不企望从学时师从好老师，但天命并不安排每个时代都出现好老师；读书人是否碰上一位好老师，只能靠运气。像姜亮夫先生那样，曾先后师从廖平、王国维、章太炎，让人觉得，他把从学的福气享尽了，令我们只有艳羡的份儿。”[4：288]斯坦纳一生出入欧美知名学府，其运气之好，让人羡慕。在《勘误表》中，他专章回忆了自己的师承。在中学时代，他就受惠于耶鲁大学法国文学专家、古典学者吉恩·波尔什。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诸师中，有弥尔顿专家、历史主义与伦理政治倾向的学者恩尼斯特·索尔拉克；有指引他走向海德格尔的大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重视实践伦理的政治家理查德·麦克基恩；有新批评派的泰斗、著名诗人艾伦·泰特。在牛津期间，他得到正义感极强的文学批评家亨利福·豪斯教授的指点。在普林斯顿任教期间，他得到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布来克默的青睐。在剑桥，他与神学大师唐诺德·麦金侬、皮耶·布当等人结为莫逆。在日内瓦大学，他结缘于犹太神秘主义宗师格尔修·朔勒姆和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亚列克西斯·费罗能柯[2：141-163]。 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写道：“士之能享大名、盈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5：8]大师与门徒在学问的薪火相续中，休戚相关，如水波相继。斯坦纳的人生际遇和问学之路，当可为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