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短篇小说集《逃离》出版于2004年，那年门罗七十三岁，死亡渐渐成为她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这些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逃离》中俯拾皆是。不过，在对过去“一瞬间”的重新认知与反思中，她重点凸显的是萨特之“自由选择”的不自由。在门罗看来，意识形态、非理性、偶然性才是生命岔路口的真正主宰；在艺术特征上，一种无处不在的淡淡反讽贯穿始终，在“可能无意义的宇宙”和“肯定无意义的宇宙”之间不停摇摆。 关 键 词：门罗/《逃离》/存在主义/死亡/反讽 作者简介：张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门罗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但芭芭拉·克拉夫特(Barbara Croft)说她的“short story”具有“novel”的“深度和广度”①。二者有何区别？南非作家戈迪默有一个独特的答案： 每一个人都有一千条生命，但小说只给了主人公一条。没办法，体裁形式使然。小说家运用编年史戏法让主人公与读者如影相随，共同经历一切的一切。但这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生活。人对生命的体验更如萤火虫的闪烁，在黑暗中，它进进出出，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短篇小说家看到了那些闪耀的光亮，他们的艺术作品呈现的是人类可以把握的唯一存在——那一瞬间。② 门罗也认同这一观点，她称“真实”的生活从来都是间断性的，“它们无法完好地连在一起”③。她的故事也多写生命中的瞬间，这尤其表现在200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逃离》中，里面共有八个故事，即同名故事《逃离》和《姻缘》《匆匆》《沉寂》《激情》《侵犯》《戏法》《法力》。其中《姻缘》《匆匆》《沉寂》构成一个小的整体，讲述主人公朱丽叶人生中的三段经历，其他故事也一样，都写的是漫长人生中的一瞬间，如卡拉年轻时的一次离家出走、格雷斯的逃婚、若冰错失的一次浪漫爱情、劳拉与德尔芬的一次误会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瞬间改变了她们的一生，即它们往往是在人生岔路口，而且我们小说主人公的选择总是错误、失败的，最终吞噬一切爱、恨、矛盾的是死亡——这是该书最突出的意象和内容。 关于该书已有不少评述，有《纽约时报》《伦敦书评》最初的质疑，称它“夸张”④、结构混乱；有女权主义批评，也有与此相矛盾的伦理学阐释，最多的是对其叙事特征的研究，如时空跳跃、不可靠叙述、第一人称、回忆视角等，2012年，《叙事》杂志还就《激情》一篇出过专刊号。拙文想从存在主义角度切入，厘清《逃离》评论中的一些困惑并探索它的更深层主题。 写《逃离》时，门罗已七十三岁，已过天命之年。一年前，她回到故乡威汉姆镇祭奠父母，看见了几个同学的墓碑：“我恰巧看见了几个与我一起上学的人，那是他们的坟墓。我来到这儿，那些我不认识的、已经死去的人也在这里。”⑤越到晚年，门罗作品中的死亡色彩越浓重，如《好女人的爱情》(1998)、《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2001)。其实“死亡一直都是门罗笔下最伟大的角色”⑥，她的第二本书也是唯一的一部小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频频写到死亡，每章总是以死亡收尾，如克雷格叔叔的死、范丽丝小姐的死、抑或狗梅杰和羊的死。1973年，在与同行格雷姆·吉布森谈话时，门罗述及了这一问题： 对我而言，必须做些什么与死亡战斗，每一天我们都失去那么多的东西，写作或许是一条途径，证明你仍能为此做些什么。实际上又不能，你的作品不一定能存活多久；但我想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悄然逝去……那些光、声、味道——我无法无动于衷地让它们随光阴而去，得做一点努力啊，让它们在文字中暂留。⑦ 留住“过去”，总会渗入对“那一瞬间”的品味与思索，这正是门罗赋予自己和所有作家的使命：“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要穷尽一生弄明白生命的真相。”⑧这必然涉及一种普鲁斯特式的回忆视角，周怡称这是门罗的“标志性”⑨叙述特征。本质上，她是一种站在生命终点俯视人生片断的视角，一种“熊从山那边来”⑩的视角。于是，过去对人、事的误读及其原因，如今掺杂着无可挽回、无可奈何的重新认识，以及这一切的意义与价值，就都聚集在了一个短小文本中了。这样一来，动辄三十、五十年之后或之前的频繁时空跳跃、不可靠叙述等形式特征就出现了。也就是说，门罗的种种手法、艺术特征都与其所写紧密相关，用爱默生的一句话概括为：“造就一首诗的不是音韵，而是那造就音韵的主题——是一种热烈奔放、生气勃勃的思想。”(11) 那么，在这种俯视中，门罗究竟发现了什么？就《逃离》而言，是世界的荒诞、人的孤独、“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等存在主义思想。不过，门罗与克尔凯郭尔、萨特、加缪等哲学家皆不同，首先，她否认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12)等积极论调——其实这是萨特早年的哲学观点备受诟病后的不得已选择，(13)她在《逃离》中写的全是“自由选择”的不自由，在她看来，主宰人生选择的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不是人的理性，而是拉康的Other和other，即意识形态或超我和力比多，另外，偶然性也决定着人的生命轨迹，它“不是一个幻觉……它就是绝对”(1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加拿大艺术学教授拉斯帕瑞奇说门罗的笔端流露着一种“忧伤的社会决定论色彩”(15)。 但与此同时，她又没有加缪或“局外人”默尔索那么愤世嫉俗、绝望，而以一份淡然代之，洛莉·摩尔就说，“《逃离》中没有大团圆结局，但这些故事亦非悲剧”(16)，那是因为“人终有一死这一自然困境”(17)最终成为一种可以凄然接受的宿命，有时甚至成了释然与解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里面不包含隐隐的刺和痛，最终，它衍化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反讽和黑色幽默。 必须强调的是，门罗的存在主义是无神论的，她十二岁就失去了宗教信仰(18)，一直以无神论者自居。宗教或宗教人物在《逃离》及她的其他作品中也多是负面的(19)。这是其存在主义诗学的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