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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田泰淳的上海因缘 在二战以后日本文坛上崛起的新作家群，或者称之为“战后派”的作家中，无论从其个人经历还是其作品中所关注的对象，武田泰淳(1912-1979)恐怕是最具有中国色彩的一个人。虽然他的文学活动，差不多从193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为他赢得小说家声誉并在日本文坛受到广泛关注的，则是缘于1947年积集出版的大半以中国为题材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才子佳人》和同时期陆续发表的“上海物”。所谓“上海物”，就是以武田于日本战败前后在上海将近两年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撰写的文学作品。与武田具有相似经历并在战后也有“上海物”问世的尚有小说家石上玄太郎(1910-)和堀田善卫(1918-1998)、阿部知二(1903-1973)等，但以武田与上海乃至中国的因缘最为深刻，他的“上海物”无论从量还是影响力而言，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武田泰淳1912年2月12日出生于东京市本乡东片町的潮泉寺(属净土宗)，父亲是寺院的住职。从武田后来的自叙来看，在寺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应该已经具有阅读汉文汉诗的能力，父亲曾为他讲授中国的《十八史略》。在浦和高等学校文科甲类读书时，经常在图书馆里阅读“国译汉文大成”本的《红楼梦》及鲁迅、胡适的作品，《水浒传》也是他的最爱之一，还曾试作了20篇汉诗[1：596][2：93]。1930年他18岁时，还前往附近的一所私立外语学校学习现代汉语。这一时期，他应该已对中国文学或中国真心萌发了兴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从浦和高等学校开始，武田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左翼，加入了反帝组织。 1931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科，同级的同学中有竹内好(1910-1977)等。大学期间，武田依然参加左翼组织的活动，并因在中央邮局散发鼓动罢工的传单等前后遭到3次逮捕，被拘押了一个月。这期间他很少去学校听课，第二年就退了学。不过这一时期，他经常去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翻阅或购买中国图书，结识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后来圈子逐渐扩大，互相教授中文和日文，这是他与中国人交往的开始。 1934年，因不满帝国大学内中国文学的研究仅限于故纸堆的沉闷风气，竹内好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①，主要着眼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和评论，武田自始至终是该组织最主要的核心成员之一，并为机关杂志《中国文学月报》(后改名《中国文学》)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早期的有《昭和十一年中国文坛的展望》、《抗日作家及其作品》等16篇。 武田与上海的因缘，起始于1937年10月。其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武田突然收到当局的征召，作为第一乙等步兵补充兵，被编入辎重输卒队派往华中地区。在此之前，对于热切关注中国、有志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武田来说，自然是期望有朝一日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却不料竟然是以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形式，其内心的苦楚可想而知。数年后竹内好在回顾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所带来的冲击时说： 坦率地说，我们对于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引译者注)一下子是难以认同的。疑惑令我们感到痛苦。我们热爱支那，因对支那的热爱反过来支撑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支那不断地成长，我们也获得了成长。我们确信如此。及至支那事变爆发，这一确信遭到了轰毁，被无情地撕裂[3]。② 这里所说的“我们”，自然包括了研究会骨干的武田。这段话吐露出了当时这一批人内心的纠结和苦闷。 1937年11月③，武田在上海的吴淞登陆，到达上海南市的中山医院，被分配在卫生材料厂做后勤事务。他在当时致研究会同人的信函中这样描述了自己在上海初次所见到的中国： 我第一次见到的支那的房屋是弹痕累累的断壁，我第一眼见到的支那人是已经腐烂了难以用言语表述的尸体。学校里倒塌了的课桌上是满是尘泥的教科书，图书馆内全套的《新青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杂志被雨水打湿了。这场景显然像是令人心碎的文化破坏[4：241]。 这段文字与同时代被军部派往中国战场的所谓“笔部队”的作家们描写的日本军人如何勇敢或如何与当地的中国民众友好亲善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久武田又随部队辗转到了杭州、徐州、安徽和武汉等地，两年后退役归国。这一段人生经历对于武田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他后来在谈到这一战争体验时说：“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可耻、痛苦和令人厌恶的。”[5：38]竹内好后来评论说：“那一时段的体验和在中国的思考，可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6：230]“武田的精神的转换——也可称之为生的自觉，是由出征这一体验所带来的。两年的兵营生活，让他变了一个人。”[7：272]两年的兵营生活，上海的一段经历自然也在其内。 回国后，武田撰写了几篇在中国的见闻和杂感，同时继续撰写介绍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字。1941年10月起，武田进入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后改为日本出版会)文化局海外课支那班供职。闲暇时躲在父亲的寺院里进行阅读和思考，1943年4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司马迁》。 1944年3月间，日本的败局基本已定，国内政治愈益黑暗，经济状况愈益窘迫，同时美军开始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日本一片风雨飘摇。武田很想脱离如此动荡而压抑的日本，去海外求得喘息。于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小野忍(1906-1980)试图将其介绍至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供职，该机构也表示愿意接受。但因武田过去参加左翼活动而屡遭拘押的“前科”，目黑警察署不同意他前往海外。后经在大东亚省供职的研究会同人增田涉(1903-1977)向警察当局的请求和交涉，终于从警视厅外事课获得允准④，经长崎坐船于6月9日抵达上海。 武田供职单位的正式名称，应该是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文化资料编译馆(也称东方文化编译馆)。事实上，编译馆与上海分会是连成一体的，办公机构均位于当年自英籍犹太人马勒(Nilse Moller)手中强行接收来的马勒别墅。武田日后记述了自己见到这一建筑时的感觉： 这是一幢异常豪华的、似乎在童话中出现的建筑。与其说是终于发现了它的喜悦，不如说是一种意外的惊讶：这就是我赴任的办公楼吗？这是真的吗？我恍如在梦境中一般。……不仅由彩色砖瓦堆积起来的楼房的外廓极为奢华，内部每一个细部的制作也都极为讲究。我踏上了擦得铮亮的木楼梯[8：14]。 所谓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以及编译馆无疑具有战时御用机构的性质，但据武田日后在《上海的萤火虫》中的详细描述，当时整个的气氛还算平和，武田在该机构的工作，事实上也未必与当局的策略相吻合。有日本研究者指出： 中日文化协会和集聚在那里的人对于文化政策的态度，未必是向国策一边倒的，倒不如说来到这边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既有象泰淳那样的试图从国内(言论)闭塞的状况中逃脱出来的人，也有想反过来利用国策机关所具有的便利性来满足自己文化欲求的人，或是借着文化政策的名义，被与战争状态下的国内相隔离的享乐空气所吸引过来的人，他们的各色活动构成了各种力量互相搅动的日中文化的大熔炉[9：3-4]。 武田在上海居留的1944年6月至1946年2月的一年零八个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抵达上海后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这一时期他活动的主要范围在昔日法租界地区。第二阶段是战败后至归国。根据接收上海的国民政府方面的规定，他随所有在上海的日本侨民集中移居至虹口地区，其活动的主要范围也在虹口一带。 前期他在上海的住所，主要借宿在编译馆副馆长、又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任教授的小竹文夫(1900-1962)在安和寺路(Amherst Avenue，现新华路)上自美国富商手中接收来的一处花园洋房，小竹本人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原本这并非是我这样一个贫穷的大学教授所能居住的，这是一个大都居住着中国和外国的大实业家和要人的高级住宅区。住宅大都散落在宽阔的林荫路两边的横道内，我家的旁边住着汪政权的宣传部长林柏生，对面是中国实业家的第二号人物，其旁边是某外国人实业家的宅邸。我们的这条小路内就伫立着这四幢房屋。都是砖瓦建筑，有宽广的庭院，当然还有车库。我家也有车库，不过里面空无一物[10：191]。 1944年12月底，经小竹文夫的介绍，武田移居至由东亚同文书院管理的惇信路上的福世花园19号。武田在上海供职和居住的所在，都是战时的东京所罕见的高级洋楼，当时虽说处于战争状态，但整个上海相对还比较平和，除了物价高昂之外，物品的充裕和一般人生活的相对自由，与处于严格的战时管制、物品极度匮乏的日本本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年多编译馆的工作，他只是主持翻译出版了小泉八云的《一个日本女人的日记》和一册通俗科学读物而已。武田有大量的闲暇，他先后请了两个中国女青年来教授他上海话，下班后则常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西区的街巷中闲逛，也去踏访过龙华古寺和鲁迅墓，间或也与同伴去犹太人或白俄开设的酒馆内买醉，或去大世界游乐场体会中国人的日常消遣。除了与内山书店老板等有些交往外，他很少去日本人集聚的虹口地区。他的足迹，大都在以旧日法租界为中心的上海西区一带。这一点对他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上海认识非常重要。 他平素除了与日后成为小说家的堀田善卫(1918-1998)等在上海的日本文人有交往外，中国人中，留在上海与日本方面合作的小说家张资平曾数度来协会造访，给他的印象是“穿着华美的服饰，体态肥胖，气色也好。但其内心的落寞我立即就察觉到了”。而担任着协会常务理事的陶晶孙“则穿着日本小学校长那样的素朴的灰色衣服，瘦瘦的，与他私下谈话时，语气相当恳切。”[8：37] 武田或武田们在上海经历的日本战败，是一段对他或他们的内心产生极大震撼的体验。在上海接触到的所谓失去祖国而流亡在此的白俄和犹太人，常常使他思索民族或国家“灭亡”的问题。1945年8月，武田在上海迎来了日本的战败。关于此时的心境，他本人鲜有具体的记述，但据堀田善卫去世十年后公开的这一时期的《上海日记》记载，8月11日外国通讯社就已经发布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他和武田等在上海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随着电车渐渐从静安寺驶近南京路，从车窗向外看，商店几乎都关上了门，不时地从里面一个个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尽管南京路的商店全都打了烊，但满街都是人。……人们带着异样兴奋的表情在行走。确实这是不容易的。……虹口方面支那人的商店也都一家家地关上了门，不过日本人的商店都开着。……(有人带来了《中华日报》的“和平号外”)坐在那里的我们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时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涌上心来，眼睛不知往哪边看好。武田睁大了眼睛，全身心地读着号外。我也读了。……天黑了，我和武田一起回家。回去的路上，两人一时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武田慢慢地说道，日本民族也许会消灭，倘若今后自己留在支那的话，就会告诉中国人，以前东方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我们自己来告诉别人[11：17-24]。 这段当时的日记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武田们的内心世界。 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9月30日颁布的《中国境内日本侨民集中营管理办法》，原先居住在上海以及日本投降后陆续进入上海的大约10万日本侨民⑤于这一时期先后集聚于虹口北四川路一带的地区，武田等也随之迁居于此，寄居在曾在印刷厂供职的友人野口家的类似三层阁的小屋内，以为日侨撰写中文书函为生。但日侨集中地不称集中营而称集中区，除了出门必须佩带日侨的袖章外，并无特别严厉的限制，生活虽颇为艰难，但并未遭到中国人的袭击或辱骂。武田日后回忆说：“从重庆飞来的中国年轻的宪兵，相当亲切和蔼，在这边住下后，觉得日本人集中的街区也颇有滋味，集中区内不那么自由的生活，我也过得很开心。”[12：370]武田也因此对虹口一带的情形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此时武田开始认真阅读《圣经》，并四处搜罗了各种中文版的《圣经》，思考民族和国家灭亡的问题。1946年2月11日，他随患病的日本房东乘坐运送病员的船只“高砂丸”离开上海回日本。 1961、1964、1967年他三次随日本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每次都曾在上海停留，但对新中国的上海，他并无太多的描述。 二、武田泰淳的“上海物”系列作品 所谓“上海物”，是一个日文式的词语，指曾在上海逗留或居住的日本作家以上海为题材撰写的文学作品。武田虽很早染指中国文学的介绍和评论，1941年也曾发表过一篇小说体的作品《E女士的杨柳》，但并未引起日本文坛的注意，倒是他的评论作品《司马迁》为其赢得了相当的声誉。自上海回国后不久，他陆续以上海的经历为题材发表了一系列的“上海物”，这些作品与其他作品一起为他在日本奠定了“战后派”代表作家的地位。 1946年12月发表在《文化人的科学》第三号上的《秋天的铜像》，应该是武田“上海物”系列的第一篇作品。这是一篇带纪实风格的散文体小说，描写了位于毕勋路(现汾阳路)、恩利和路(现桃江路)和祁济路(现岳阳路)三路交汇处上的普希金铜像为中心的中国人、犹太人、白俄人等杂居的街景和民风，一家堆满了酒瓮的中国酒馆成了中国人的店主一家与白俄老太、有昔日将军风的希腊老人、衣衫褴褛满脸胡子的意大利男子，当然还有日本人社交的舞台，在落寞颓唐的秋天的氛围中演绎着各国小人物的故事。 1947年4月发表在《批评》上的小说《审判》，是一个比较长的短篇，出场的人物虽然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故事发生的舞台却是在上海的虹口甚至更广阔的中国。主人公“二郎”在侵华战争时期曾作为非正式战斗员的补充兵来到中国，虽并未在战场上与中国军队直接交战，却曾在长官的命令下参与了对两名无辜中国农夫的集体枪杀，并在突然的冲动下单独一人枪杀了一名风烛残年的老农夫。在战后居住于虹口期间，他幡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罪行，终日遭受良心的责难，寝食难安，于是痛下决心与恋人分手，拒绝返回日本而一人独自留在中国赎罪。参证各种史料，这实际上是武田对自己战争罪行的告白和忏悔[2：223-225]，笔调相当沉痛。 自1947年8月起分三期在《进路》上连载的《蝮蛇的后裔》，应该说是武田“上海物”中较为重要的一个中篇小说。这是一篇以作者战后在虹口的生活为背景的虚构作品。主要人物为蛰居在虹口日侨集中区以为日本侨民代写中文诉状谋生的第一人称的“杉”、因请“杉”代写诉状而与其结识的日本女子、患病的女子丈夫、战败前在日军宣传部主掌实权的辛岛，展开的场景主要在北四川路和杨树浦一带。日本占领上海期间，飞扬跋扈的辛岛看上了那位姿色姣好的女子并霸占了她，同时利用权力将女子丈夫差遣到了汉口。战后奄奄一息的女子丈夫回到了上海，但辛岛想利用自己的余威继续占有女子，女子便央求“杉”利用与辛岛会面的机会结果他。一个月色朦胧的冷僻的街头，就在“杉”对辛岛举起斧子的一瞬间，已有人先他对辛岛动了手，“杉”只听到了离去者的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按故事发生的逻辑，刺杀者应该是那女子。故事多半是虚构的，但那气焰嚣张、霸道强悍的代表着日本占领者的辛岛的形象，却未必是出于作者纯然的想象。 1948年12月发表在《人间美学》上的《月光都市》，是一篇纯粹描写上海的小说，作者个人体验的痕迹明显。小说的叙述者是在之前的作品中出现过的“杉”，场景是在日本战败之前的上海，叙述的人物主要是在协会办公楼内做女佣的基督教徒“阎姑娘”。19岁的阎姑娘说不上是一个温顺的教徒，只是与同样耽读着《圣经》的杉经常会有些共同的话题，杉也因此请她担当过自己的上海话老师。办公楼内经常会听到她一口生脆的宁波话，对其他的男仆女佣往往会表现出颐指气使的做派，语气尖利甚至有些跋扈，周边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有些讨厌她。在一次人员调整中，阎姑娘成了解雇的对象。当晚，在中秋明朗的月光下，杉在西区的街头邂逅了正在与父亲一同走向徐家汇教堂的阎姑娘。杉原本以为遭到解雇的阎姑娘会满脸的怨嗔，不意她竟表现得相当平静，表示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人，皎洁的月光下她的神情也显得有些圣洁。这篇小说还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详细描绘了大世界游乐场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这是一篇故事情节散淡而市井风情浓郁的作品。 同年同月发表在《改造》上的《梦的背叛》，借战败不久因连续腹泻而瘫软在病床上的日本宪兵山田的视角，描绘了战争时期日本宪兵在上海横行霸道的种种暴行。山田本人曾枪杀过一名试图暗杀汉奸分子的中日混血女子，该女子临死不惧，依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在山田尚能呼风唤雨的时期，有一个叫“王妈”的女佣一直跟随着他，甚至还与他同床共枕，但在日本战败后，王妈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内心却决心丢弃这个作恶多端的日本军人，在用药让他处于昏睡状态之后，与长期被迫与她分居的丈夫一起搬走了山田囤积的大量布匹物资，远走他处。 《F花园十九号》是由1950年9月起分别发表在《文学界》等杂志上的4个短篇构成的中篇小说。作品以上海极司菲尔公园(今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幢花园洋房F花园19号馆(武田本人曾在惇信路的福世花园19号居住了大半年)为主要舞台，叙述了日本战败不久在上海所发生的一段神秘而有些血腥的故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日本人自英美企业家手中接收来的这幢带有宽敞花园的洋房内，三楼住着一个30岁左右姓谢的美丽的中国女子，往日曾在日本的中国(应该是汪伪政府)使馆内工作过，而主要的居住者则是一个名日“丘”的在南京路上开美术商品店的日本人，两人之间有着肉体上的关系。某日，谢被人在寝室内神秘地杀害了。杀人者应该是与她有着恋人关系、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同道的吴，他日本留学归来后在汪伪政府的上海军警部门担任了要职，曾参与处死来自重庆和延安的抗日分子。小说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描写了两个出于私利而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年轻人的阴暗病态的心理，同时也展示了战后日本侨民在上海的生活图景。 《野兽的徽章》发表在1950年10月号的《新潮》上。小说主要叙述战争时期一个王姓中国青年的汉奸历程。王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已野心勃勃，试图在政治舞台上一展拳脚，回上海后立即向日本权力阶层靠拢，并因此进入了权力和油水甚大的米谷统制会。但他内心对日本并无忠心，只是想借日本的权势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抗战胜利前不久，他去了江南的一个小城，担任了由日本军部做后盾的自治会会长，镇压过抗日的农民。抗战胜利后他四处潜逃，最后辗转来到了日本。为躲避当地华侨的追捕，他乔装成日本人四处藏匿，生活虽然动荡落魄，内心却毫无悔改之意。小说借作品中日本人的口对产生汉奸的日本方面的责任作了反省，但对为了牟取私利而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的行为还是表达了不齿。 1950年以后，以上海为舞台的作品基本上从武田的笔下消失了。直至他去世的1976年，这一年的2月起他开始在杂志《海》上连载发表了自传体长篇《上海的萤火虫》，详细叙述了1944年6月以后他在上海生活的日常故事，可惜由于他的突然去世，小说尚未述及日本的战败就以未完成的形式戛然而止了。他动笔撰写这部自传时，距离他自上海归国已过去了30年。他在人生的最晚期对这一段经历依然抱有深刻的眷恋，时隔30年之后，他甚至对往昔上海的每一个细部都留存着鲜活的印象，同时这部作品也镌刻了以武田为代表的一部分昭和知识分子战争结束前后在海外的心路历程。 武田的“上海物”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淑女绮谈》等，较重要的，大抵如上。 三、“上海物”所展现的上海意象 近代日本人对中国最初的实际体验和感知，始于1862年“千岁丸”的上海之行。在当年高杉晋作(1839-1867)等留下的《上海淹留日录》等中，已展现出了“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停泊，樯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阁”[13：84]⑥和“上海市坊通路之污秽难以言说。小衢间径尤甚，尘粪堆积”[14：12-13]的租界和老城区两个截然不同的图像。数十年之后，上海虽已成长为远东最具规模的大都市，但当年的基本格局却并无根本的改变。1921年芥川龙之介(1892-1927)来上海游历时，对城市的整个氛围都不甚欣赏。作家村松梢风(1889-1961)1923年在上海居住了数月之后，以“魔都”一词来概括他对上海的整体印象。1929年问世的井东宪(1895-1945)的小说集《上海夜话》，使上海的传奇色彩更加浓郁，而横光利一(1898-1947)于1931年底最终完成的长篇《上海》，则主要是借助上海这一舞台来展示他“新感觉派”的宏大构想。 与1920年代、1930年代初期这些日本作家的上海描述相比，武田的“上海物”，至少有如下的几点不同。第一，武田自中学时代起即与中国结下了深刻的因缘。尽管芥川龙之介自小即浸淫在中国文物的氛围中，但芥川在踏上上海(中国之行的首站)之前，浮现在他脑海中的，通常只是由古代典籍和南画等营造出来的中国意象，而武田少年时代即开始修习现代汉语，阅读和译介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尽管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造诣也不浅)，以有些左翼的眼光关注同时代的中国，更多地将上海作为现实中国的一个缩影来观察。第二，除去1937年秋天在上海的经历不算，自1944年6月起他在上海居住了将近2年，以其基本可通的中国话，与本土的中国人有着较为深入的交往，因此他的“上海物”中所展现出来的上海意象，既有一个来自东洋的外来者的印象式的素描，同时还有出于一个上海居住者日常体验的内在审视，并且与战前或战争初期的日本人不同，武田在上海生活的范围，是此前绝少有日本人涉足的西区，这一区域所独有的都市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武田的上海意象。第三，武田所体验和观察的上海，已非常时的上海，而是其母国日本所占领并实际统治的上海，他恰好在上海经历了日本由占领者而转为战败者这一历史剧变的时期，因此在他展现出来的上海意象中，也交织着他作为一个日本知识人的心灵震颤和思考印痕。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的“上海物”，不是现场的即时速记，而是时过境迁返回日本若干岁月后对上海体验的回忆和整理。以下，分成若干部分对武田笔下的上海意象进行考察。 (1)本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 尽管上海的核心地带租界是由西洋人建设起来并管辖的，但租界内的主要居民是来自各地的中国人。据工部局的统计，1915年居住在租界内的外国人为1.46万人，而中国人为52.6万人[15：40]，此外还存在着旧城南市和新开辟的虹口、闸北乃至稍偏远的杨树浦和江湾地区等，因此在武田的上海意象中，最为浓郁的还是本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由此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月光都市》中对中国人集聚的大世界游乐场有颇为有趣的描绘： (大世界北端的)挂着“灵云四照”匾额的济公殿内，参拜者寥寥。有一个算命者，端坐在没有顾客的桌子的里面，旁边贴着的一张纸上用毛笔写着“哲学博士”。在(济公)牌楼下，随意堆放着好几张倒放着的椅子。面朝着白铁皮的房顶和脏兮兮的墙壁、积满了红尘的这座庙，似乎已被人们所忘却了，孤立在游乐场的一隅，甘受着这无情的命运。……但是走进(游乐场)的屋内，夹杂在仿佛是在举行庙会似的喧嚣的游客人群中，“灵云”就立即布满在大世界的深处了。“幻境”呀“别有洞天”呀“宛如天仙”等等这些用红色和黑色写在黄色的剧场大幕上的文字，就这样变成了现实向杉(作品中的日本主人公——笔者注)袭来。到处挂满了绍兴文戏、笑飞剧团、国风剧团、童子军淮扬戏以及松竹梅或者花鸟的水墨画画框，周边有打康乐球的，看西洋镜的，剧场内满是金石纸竹的纷纷扰扰的声音，眼前晃动着华丽的服饰和怪奇的音调，似乎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16：160-161]。 从中国的古典和现实中，武田清晰地意识到老庄或由此演变的道家观念，在左右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态度上所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弱于儒家思想，其基本的出发点或归结点都在于人或人间性：“中国人对于人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的近于异常的关注和研究，对于所有的世相和物象都从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进行观察审视，热衷于此世的生的欢愉，此世的子孙繁荣。”[17：98]上述大世界场景的描述，就是对他这一认识的注解。上海虽然号称十里洋场，但日常生活的主角，却大都是来自江浙城乡地区的普通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中虽也融入了部分西洋近代的元素，更多的却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的沿承。但上海毕竟是一个近代都市，从如下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都市图像： 位于公共墓地(又称外国人墓地，现为静安公园——笔者注)高墙右侧的那个广场，已完全没有了暴雨的痕迹。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终点站，集聚着等车的市民的人群。其服装，也在秋天的阳光下呈现出柔和的色调。车站边，一个肥胖的主妇买了一份报纸后立即阅读了起来，脸上显出了复杂而严肃的神情。一个富有的商人，手里提着昂贵的大闸蟹，在一旁斜着眼扫视着报纸。用稻草串扎起的蟹，舞动着愤怒的蟹爪，蟹身在微微地挣扎。这一当令季节的水产品，其鲜艳的绯红色，映照在菜馆的玻璃门上。旋转式的玻璃门，闪耀出令人感到亲切的光亮。透过闪光的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笔直站立着的穿着白色上衣的服务生，一双铮亮的皮鞋正对着熨烫得笔挺的中间裤缝，眼睛望着门外[18：268]。 这是1945年秋天的上海一角，这样的都市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明白无误地令人联想到了上海，汇聚了诸多典型的上海元素。具有电车和公共汽车终点站的城市，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屈指可数，大闸蟹的情景也许在江南的某个小城也可瞥见，但有旋转的玻璃门映照、同时又有服饰整洁、皮鞋铮亮的服务生的餐馆的风景，当时在上海之外可谓难以寻觅。 (2)上海意象中的西洋元素 在上海的西区生活了一年多的武田，大概比一般的日本人要更能体会上海意象中的西洋元素。虽然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多年，英美的势力已被清除出了上海，且在1943年的7-8月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在名义上彻底归还给了中国，但自19世纪中叶积存起来的欧美元素却并不会随之销声匿迹。武田这样记录了1944年他刚抵达上海时对外滩一带的印象： 过了外白渡桥之后，沿江排列着高大厚重的建筑物。西洋式的银行、商社、官厅、报社、酒店等，如同排成队列似的挺着胸膛，肩并肩地耸立着，宛如一堵城墙，接受着江风的吹拂。……欧洲式的明朗、欧洲式的色彩，欧洲式的街景和人影显现在我的眼前。与东京的银座、外国人众多的横滨都不一样。这里，白人的势力已经完全渗透了进来。来到了中国的我，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异国的城市。时髦的商业街两边是一长溜的行道树。用上海话发音、混杂着汉字和罗马字标注的霞飞路以及法租界其他的欧洲式的地名[8：11-12]。 居住于西区的武田，随时会与这些西洋元素邂逅： 从霞飞路(今淮海路——笔者注)的电车道向左折入，是一条两边是优雅的洋楼的闲静的街道，秋风飒飒。街上行人很少，不时可见像是夫妇模样的西洋人挽着胳膊迈着有韵律的脚步在街边走过。街边法国梧桐树的树叶，向着朱红色的屋顶、奶白色的墙垣、灰色的门，还有杳无人迹的庭院和运动场投射出了明亮而寂寥的色彩。二楼三楼对着街面的打开着的形状各异的窗户，花费了各种心思设计出来的有趣的大门，还有自大门到房屋门口的石子和水门汀的道路铺设，荡漾在楼房与楼房之间的静逸和洁净，在在都打动了他的心[19：118]。 这是武田当年感受到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风景： 刚洒过水的公园的沙土，显现出其特殊的鲜亮的红色。仿佛是与这沙土互相映照似地，花坛上的鼠尾草属的一串红，散放出火焰般的亮红色。沐浴着这夕阳西下时的灿烂而又安详的阳光，不知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那些身着洋装的女子，坐在长椅上放松着修长的美腿。山田发出了仿佛要打乱周边宁静的粗粝的脚步声，向公园最里边的被葡萄架围着的喷水池走去。水池是圆形的，从四面向中心喷射的细长的水柱与池中心垂直向上喷射的水柱交汇在一起。风大的时候，四面的水柱就会向一边倾斜，闪烁出美丽的光芒。一个漂亮的法国姑娘，摇曳着形态优美的桃红色的长裙，在水池周边闲走[20：179]。 不过，1940年代前期上海的西洋元素，未必都是如此的优雅，如此的鲜亮。英美人被逐出上海之后，在上海生活的欧洲人，主要是流落至中国的白俄人、犹太人以及希腊人、意大利人等，在日本人的管制之下，大多数人也只是狗苟蝇营而已。在西区的小酒馆里，武田经常会遇见那些也许昔日曾是白俄将军的干瘪的老头整齐地穿着旧衣服在细细地品味着一杯透明的液体，或是衣衫有些褴褛、满脸胡须的希腊人来卑躬地讨一杯酒喝，而那些小酒馆，大都也是由白俄或犹太人开设的阴暗狭小的家庭式场所[20：120-121]。 (3)上海意象中的日本影迹 1866年初次来上海的岸田吟香(1833-1905)大概是最早的在上海长期定居的日本人之一，在1880年之前，整个上海城市社会中，日本人的角色可谓微不足道。1875年2月，三菱汽船会社开设了上海至横滨间的定期航路，一年多之后，以低廉的票价击垮了英美两家轮船公司，垄断了日本各港口至上海的航线，来往于各地与上海的日本人也因此逐年增加，并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在上海定居的日本人。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调查统计，1870年在公共租界内居住的日本人仅有7人，1875年增至45人，1885年猛增至595人[21：176]。1910年时达到4，465人，1920年升至10，521人[22：40]，1935年4月增至26，817人[23：241]，在上海的虹口一带形成了日本人的街区。1937年11月日本全面侵占上海以后，在上海的日本人人数约在7.5万人左右[24：39]，这已经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了，日本人开设的旅馆、照相馆、料理店、杂货铺等云集在吴淞路四川路一带，俨然成了一个日本人的街区。因此，在上海的意象中，无疑会令人感受到日本的色彩，尤其对日本人而言；而随着日本对上海的占领，其色彩也就日益浓重。 这一点，来自日本的武田无疑是敏锐地感觉到了。1944年6月他初次接触到了虹口一带的所谓“日本租界”⑦：“我与他在街上并肩行走，街边排列着说不清是支那式的还是日本式的房屋，那应该是砖瓦结构的中国式的民房吧。但在那里进出的都是日本人。我们俩走进了其中的一家。‘哎呀，是哥哥呀，什么时候回来的？’一个像是主妇的日本妇人叫道。……于是我们走进了被改造成日本式样的室内。”[8：9-10] 不过，在上海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对日本人云集的虹口一带并无多大的亲近感。 居住在沪西的我，与外白渡桥那边的日本租界熟悉起来，是在战败以后那里成了日侨集中区以后。昭和19年6月我抵达上海时，曾去了北四川路底的净土宗的(日本)寺院，翌日又去了内山书店。外白渡桥上，全副武装神色森严的日本宪兵在检查着来往的行人，全无一点浪漫的情趣。狭窄的苏州河上，沉浮着装载着棺材和满是污物的船只，沿着宽广的黄浦江边满是楼厦的外滩走近外白渡桥时，立即有一种鼻子堵塞的感觉[12：369]。 说起日本宪兵，青年时代曾受到左翼思想浸染的武田一直心生厌恶，他在作品中以第一人称勾画了一个日本宪兵在上海的飞扬跋扈： 那时的我钱随便花。因为我是一个绝对的权力者。想做什么都可以办到，因为我是一个可以任意宰割别人的武士。到电影院看电影，可以无票任意进入，醉了就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打着呼噜从这一场可以睡到下一场。一个教养良好的青年带着衣着光鲜的淑女来到我占着的座位前，于是我就像野蛮人一样的瞪他一眼，事情就完了。饭馆也好跑马场也好酒店也好，只要我稍稍亮出一下我的身份，一切全都搞定了。在上海，我住在自己的老家都没见过的英国式的洋房，坐着汽车到处转[20：174]。 趾高气扬的日本宪兵，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战时上海意象的一部分，虽说是虚构人物，却是产生于武田实际感受到的日本宪兵的暴戾言行。 四、结语 武田与上海的因缘，说起来有点戏剧色彩。当他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学感受到强烈兴趣时，却被迫以一名侵略军的身份来到了上海；当他试图到上海躲避国内窒息的政治空气时，却又在这里迎来了祖国日本的战败。在这座以中国居民为主体的现代都市里，他无疑感受到了一个鲜活的中国，传统的色彩随处可见，却似乎缺少了几许历史的厚重感。在沪西一年多的平民生活，他又时时会碰触到各色的西洋元素，这些异色的元素有意无意间在消解着中国的基调，有时让人感到优雅，有时让人觉得紧张。此外，无论在沪西还是在虹口，日本人的交游圈又使他始终感觉到日本的存在。我们在武田的“上海物”中所感受到的，除去偶尔流荡着的些许优雅和安闲外，更多的是一种骚动不安的气氛，一种阴湿狭隘的空间，一种略带污浊腐臭的气味，同时还夹杂着几缕日常营生的温暖。对于武田而言，上海是一个让他感受到有些亲切而又陌生的中国、一个光亮而又破碎的西洋、一个非常而怪异的日本的都市空间。在武田所表现出来的上海意象中，也许有相当部分与近代大部分日本知识人的上海感觉交错叠合，但与上海的这一段深刻的因缘，也处处凸显了武田自己独特的审视。 注释： ①研究会的活动自1934年初即已开始，对外正式宣布成立则是在以研究会的名义举行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徐祖正欢迎酒会的1934年8月4日。 ②本文所引用的日文文献，均由笔者直接译自原文。对于固有名词的“支那”和“中国”，本文依照原文的汉字词语译出，不作改动，以存历史的原貌。 ③根据川西政明的研究，武田在上海登陆的日期大约在11月6日。参见川西政明：《武田泰淳传》，东京讲谈社2005年，第157页。 ④据武田泰淳「小竹文夫先生のこと」(初刊于築摩書房刊行の〈世界文學大系〉58『史記Ⅱ』の〈月報〉59)中的回忆，当时大东亚省只允许他在上海逗留一个月，抵达上海后经小竹文夫与上海日本领事馆的交涉，得以在上海长期居住下来。 ⑤详见陈祖恩著《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第十一章的注解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525-526页。 ⑥原文为汉文。 ⑦历史上日本人经常使用“日本租界”一词，但事实上上海从未有过日本租界，只是在公共租界的北端，形成过日本人的集聚区。日本人主要通过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来参与管理这一区域，同时自己也建立了“日本人居留民团”和自警团等组织来维护日本居住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武田泰淳年谱[A].武田泰淳全集(别卷三)[Z].东京：筑摩书房，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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