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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江汉论坛》2015年第201 刘小枫 参加讨论

    一般认为,伏尔泰虽然是启蒙文人,但他对古代中国的态度显得较为肯定。其实,在涉及到古今之争时,伏尔泰仍然立场鲜明地贬低古代中国:
    中国人在我们通俗纪元前两百多年就修筑了万里长城,这道城墙却也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万里长城是一座由恐惧和不安而产生的巨大建筑;[埃及的]金字塔是一些虚荣和迷信的遗迹。长城和金字塔都证明人民的巨大耐心,却并不说明任何高等的建筑艺术。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埃及人也好,都不会塑成一件像现今我们的雕塑家所塑造的人像。④
    在我国当今的诸多知识人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式的品评古代中国的姿态仍然时可见到——这仅仅表明,古今之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展开而已。
    伦敦的古今之争刚刚展开,坦普尔就在1699年元月去世,接替他继续抵抗崇今派的是他年轻的秘书斯威夫特。年仅30岁的斯威夫特写下了题为《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的寓言小品(篇名全题“上周五发生在圣詹姆斯图书馆里的古书与现代书之战:一份完整的纪实”,通常简称The Battle of the Books[书籍之战]),采用伊索寓言笔法描绘发生在皇家图书馆里的古书与现代书的激烈战斗,隐射当时仍在持续的激烈论战。
    不过,《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完成后并未随即出版。1699年元月坦普尔去世后,斯威夫特离开伦敦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帕特里克教堂担任总司铎。1701年,斯威夫特匿名发表了小册子《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与争执》。这篇论说文共5章,从讨论古希腊罗马的3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入手,过渡到集中讨论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引发的政争,以及由此引出的僭政问题。在斯威夫特看来,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在任何时代都难免,最好的政制是权力均衡的政制或者说混合政制。在总结古希腊罗马政争的历史经验时,斯威夫特认为首先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
    国家的权力均衡一旦正式确定,最为危险和愚蠢的作法是对于民众最初的夺权行为做出妥协。这样做通常是为了逃避无理取闹,以获得安宁,或者把妥协当作仅供买卖的商品。这等于拆掉整体去满足一时之需,是江湖庸医的止痛疗法,将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迁就孩子,他会顺从满足;稍微迁就一下恋人,她就会满足,不再有其它要求,于是希望用小小的让步使民众满足。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哪一个公民大会,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它在起初夺权时得到了一点点满足就从此安于现状,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公民大会曾经清楚、提出或宣布他们的权限,那么我们才有希望通过思考、讨论和辩论调整权力均衡。然而,既然所有事实显而易见均非如此,我认为,在稳定的国家里不必要采取其它措施,那些被托付重权之人应该持之以恒,坚定信念,永远不要让步于民众的无理取闹,不要使国家有一丝的裂痕,否则无数的权力滥用和争夺迟早必定强行涌入。这些话是针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英格兰政争而言的。论文最后一章直接讨论到英国的当前政制问题,文中出现得最多的是“民众僭政”这个语词。在斯威夫特眼里,晚近半个世纪的英国政制变革证明的是一个古老的法则:“先是迎来了民众的僭政,然后是单个人的僭政。”这篇论说文看起来与当时的“古今之争”没关系,其实不然。毋宁说,斯威夫特才真正看懂了坦普尔的《论古今学问》。事实上,这篇论说文彻底挑明了《论古今学问》所隐含的论题,而且通篇都在比较古希腊罗马的政争与现代英格兰的政争。议会民主制对西方人来说的确不是现代才有的,古代的雅典和罗马都有平民议会建制。对此斯威夫特的看法是:“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重大议事机构有时抛出无知、鲁莽、错误的决议,常常让我感到诧异。这使我意识到,民众的议会也会犯个人所能犯的所有问题、蠢事和邪恶。”与如今的我们喜欢用古代史例来论证民主政制的优越相反,这篇论说文用古代史例来论证民主政制的品质低劣,并进而证明英国的民主革命品质低劣。虽然这篇论说文以史带论,斯威夫特的论析实际上依傍的是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城邦不是由有卓越德性的人统治,那么,权力“必然成为你争我夺的东西,这种产生与自己人之间和城邦内部的战争必将毁灭这些人和其余的城邦”。在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中,今人的确找不到对民主政制的颂扬。因此,贬低古典作品,才能更顺当地为现代民主新政提供论证。
    1704年,时年36岁的斯威夫特出版了长篇寓言体作品《木桶纪事》(又译《木桶的故事》),一同付梓的还有《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和《圣灵的机械作用》。⑤作为坦普尔的学生,斯威夫特清楚意识到,眼下的古今论战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古今政制之争。在《木桶纪事》的“序言”中,斯威夫特把霍布斯称为“我们时代具有威胁性的才子”——第九节的标题“关于共富国中疯狂的起源、用途及其改进的离题话”,据说针对的就是霍布斯《利维坦》的书名。《木桶纪事》问世20多年以后,斯威夫特又发表了篇幅更大、寓意更为深远的《格利佛游记》(1726)。⑥这部传世的经典之作是斯威夫特对“古今之争”所作的更为透彻的思考,堪称“古今之争”时期最为深刻的政治哲学著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它则是最令我们尴尬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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