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理论形成于西方。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中国亦历史悠久：孔子的“六艺”之分，已略带跨学科比较的意味；司马迁则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将安息传闻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作了最初的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在中国则起自本世纪初。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的《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研究》，业已带有比较研究性质；而鲁迅于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才是典型的比较文学论文。或者说，中国比较文学史，真正肇始于《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有关著述，只不过是史前史。
    一、《摩罗诗力说》——我国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
    鲁迅的比较文学研究起于日本留学时期。这与当时日本对于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高度重视的整体学术氛围密切相关。早在鲁迅去日留学之前，日本比较文学界已有诸多成果。如《心海》杂志1893年第4 期曾刊发《欧洲道德观之二代表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意见的比较》。这类文章极易引起鲁迅的兴趣。而日本引进的为数不少的西方比较文学著述，尤其是比较文学大师勃兰兑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更激活了鲁迅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欲望。《摩罗诗力说》的诞生从撰写主旨而言，基于鲁迅的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但从治学方法而言，却是一次空前的、极具创造性意义的比较文学实践。在《摩罗诗力说》中，已关涉到比较文学的诸多领域：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缺类研究，……鲁迅均已作了尝试，取得了重大成就。
    《摩罗诗力说》在影响研究方面成绩最丰。探讨拜伦与欧洲各国文学的关系，鲁迅运用了典型的影响研究方法。影响研究本系法国学派所极力倡导的方法。它所关注的是研究不同国家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乃至生活方面的事实性联系，找出其“来源”和“影响”，分析“相同”和“类似”的文学史实。法国学派的此种作法在20世纪中叶遭到了猛烈批评。例如韦勒克就针对法国学派这样写道：“真正的文学艺术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1]令人颇感讶异的是， 早在本世纪初，鲁迅于《摩》文中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即对法国学派之具体作法有所悖离：不独考察影响性联系之事实本身，更于比较中评判作家作品的“价值和质量”。例如，鲁迅在论及普希金所受拜伦影响时写道：“始读拜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小诗亦尝摹拜伦；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至与《哈洛尔特游草》相类。”很明显，此处所谈乃是表明影响存在的“事实性”联系，符合法国学派之要求。但鲁迅并未止于此，而是深刻地分析了两者之异：普希金“对于裴伦，仅摹外状，迨放浪之生涯毕，乃骤返其本然，不能如来尔孟多夫，终执消极观念而不舍也。故旋墨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是与社会发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颂，美其国之武功。”此则可视为“价值和质量”评判了。至于说“《阿内庚》，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则是一种美学批评。而在影响研究中用美学观点阐释作品，更是法国学派所坚决反对而为美国学派所主张者。于此可见，鲁迅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伊始，即突破法国学派之樊篱，使自己的影响研究涵有美国学派所倡导之平行研究质素，从而呈现出将两者予以结合的态势。
    《摩》文中影响研究另有一突出特点：在探求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时，比较注重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由背景的关联而进一步考察文学之关联。在谈及拜伦对俄国文学影响的第七节，鲁迅首先这样写道：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而裴伦之诗，亦疾进无所沮核。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哉。……
    此处之首句，易产生“误读”：尽管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而拜伦之诗在那里却畅行无阻。倘若我们联系后文、联系拜伦创作的时代，就会发现，并非是拜伦的诗作在俄罗斯的“疾进”畅行，而促使俄罗斯“文事始新”，而是先有俄罗斯“文事始新”，才有了对拜伦的接受“场”：拜伦震动欧洲诗坛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写于1812—1818年，姑且算它同时传入俄国。而此时活跃于俄国文坛的主要是十二月党人，我们并未发现其诗作受有拜伦的明显影响，但他们的诗作却确实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光辉起点，是“文事始新”之“始”。如是言之，并不意味着否定西欧文化对俄国“文事始新”之作用；但就俄国对拜伦的接受而言，的确是由于俄国历史文化背景的演变，已使得这种接受——影响成为可能。鲁迅这种重视历史文化背景在不同民族文学发生影响作用的比较研究特点，对后来的研治比较文学的人极富启迪，冯雪峰即为典型一例。
    鲁迅在《摩》文中所进行的影响研究，还有一特点：突破了法国学派“欧洲中心论”的拘囿，极富开创性地进行了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鲁迅高度评价印度古代文学艺术，虽对后来印度国家式微，“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无限感慨，但仍指出印度古代文学经典流布于欧洲并备受推崇这一事实；而对古代希伯来文化经典《旧约·创世纪》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分析得尤较具体：“英诗人弥耳敦，尝取其事作《失乐园》……，有天神与撒但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裴伦取其事作传奇[按：指诗剧《该隐》]，于神多所诘难。”并对三作内容作了比较。鲁迅以其比较文学实践，昭示出将比较研究限于某一文化系统之内的不可取：它违背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世界性的鲁迅刚踏入文学殿堂之时就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摩》文还有平行研究的生动实践。平行研究本系50年代由美国学者所提出，鲁迅却先此50余年而为之。最为典型一例当是第五节关于拜伦与易卜生之间，并无明显的影响性联系。但鲁迅却发现他们两人对世俗社会的观照与认识是相同的：拜伦曾言，“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见合”。 而这导致了两人创作主题的相同：“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这正是平行比较中常用的“主题学”研究。主题常通过人物形象来昭示，鲁迅于是又将两者代表作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并探其同异。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平行研究。
    《摩》文中还有“非本科范围研究”（即“跨学科研究”）。它事实上乃平行研究之一种，是将文学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研究。在第六节中，鲁迅将雪莱诗剧《钦契》同我国先秦儒家经典《春秋》进行比照：
    粘希[按：即《钦契》]之篇，事出意大利，记女子煔希之父，酷虐无道，毒虐无所弗至，煔希终杀之，与其后母兄弟，同戮于市。论者或谓之不伦。顾失常之事，不能绝于人间，即中国《春秋》，修自圣人之手者，类此之事，且数数见，又多直书无所讳，吾人独于修黎所作，乃和众口而难之耶？
    将文学与历史作跨学科且跨国界的比较，并上升为伦理层面的认识，语虽甚寥，仅是尝试，但亦符合跨学科研究之本意，足见鲁迅作为比较文学大师之敏锐的比较眼光。
    赵瑞蕻先生认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进行了“关于‘国情’和‘文事’的比较研究”，并将此列为鲁迅在该文中对比较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的第一项。[2]所谓“国情”乃是中国之国情， 所谓“文事”乃是外国之“文事”，“鲁迅就把外国这些‘文事’跟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当时的状况作了比较而对‘退让畏葸’、‘末世之浇漓’的‘国情’进行了批判；最后得出‘诗人绝迹，事若甚微，而萧条之感，辄以袭来’这个结论”。因之中国也就没有产生拜伦式的摩罗诗人。在鲁迅看来，这是由中国的长期政治文化思想专制所造成的；并对此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其实，这亦可视为平行研究中的“缺类研究”。看来，鲁迅所涉及到的平行研究中的领域，相当宽广。
    《摩》文不独是鲁迅卓越的比较文学实践，也昭示出鲁迅在比较文学理论方面一些精辟见解。
    首先，鲁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有明确目的性，不能为比较而比较。“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为了使得本民族（亦含其文学艺术）繁荣发展，必须要与外民族进行比较。他在同时期撰写的《文化偏至论》也表达了只有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比较，我们才能认识自己、才能“大其国于天下”的明确的比较研究目的。
    其次，由上述的比较文学明确目的性所决定，鲁迅不独重视文学作品内容的比较，也重视文学作品形式方面的比较。在普希金与拜伦创作的比较中，在屈原与摩罗诗派的比较中，都蕴含这方面的内容。这篇“诗力说”，同时亦是“诗艺说”。
    第三，既重视同中之异，又重视异中之同。同为摩罗诗派，莱蒙托夫与拜伦不单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不同，甚至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亦不同。密茨凯维支与普希金对待自由与理想的态度亦有差异。这既受制于作家个性的差异，更折射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性格。但他们又确实同属“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大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鲁迅既重视同中之异，又重视异中之同，乃是他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的深刻理解的表征。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诚然，上述各项，有的并未在《摩》文中给予明确的理论分析；但在鲁迅的具体比较中，却清晰地昭示出他的理论见解。我们说《摩罗诗力说》是我国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不独因为该文的实践性品格（当然，这确为主要之方面），亦由于它的理论性品格。
    二、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鲁迅其他著述中的比较文学研究
    鲁迅作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并非仅在于他撰写了我国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更在于散见于他全部著述中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小说史略》及其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对于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各国神话的平行比较，探讨了小说的起源问题。鲁迅认为：“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4] 这样，就驳斥了“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的成说，恢复了文学发展史的真相。
    其次，将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置于文化传通的网络中加以考察。鲁迅发现中国古代小说曾从其他国家的文化、文学中汲取滋养，而又以印度为最。鲁迅指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阳羡鹅笼”故事即为典型一例。同时，鲁迅又考察了中国小说对于日本的输出：张文成的《游仙窟》和《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的惠及日本。鲁迅还提到汉画对日本的影响。明代又向欧洲输出了《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鲁迅还认识到影响的双向性：他后来曾提及《印度故事集》中的中国影响。鲁迅还注意到《游仙窟》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从日本的重归故土，这又关涉到回返影响。要之，由于鲁迅将中国古代小说置于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审视，其渊源、流变及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就得到更为透辟的揭示。
    第一，富于辩证思维的鲁迅，在他的比较文学研究中，还充分注意到异质文化的负面影响。鲁迅明确指出，中国小说中因果报应思想，是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毒害。鲁迅写道：“《续金瓶梅》……乃是对于《金瓶梅》的因果报应之说，……这样的讲到后世的事情的小说，如果推演开去，三世四世，可以永远做不完工，实在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做法。但这在古代的印度却是曾经有过的，如《鸯堀摩罗经》就是一例。”其实，这可视为《摩罗诗力说》中“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思想的延续和具体化。
    中国新文学为西方文学、文化所催生。对此，鲁迅多有论述。《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于中国新文学社团所受外来文学、文化的影响研究，既言简意赅，又具体而微：浅草社所汲取的乃是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安特莱夫们“所安排的”“‘世纪末’的果汁”；“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但它又仅止于“虚无的反抗”，所遗留的也不过是“半馁惠略夫……式的‘憎恶’的前途。”若是说关于浅草社的论述主要的还是“探源”，那么关于狂飙社的评论则不单是“探源”，更是“求异”了。于此又一次鲜明地昭示出鲁迅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个性。
    关于具体作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文中也作了简明而深刻的解说。关于鲁迅对自己所受外国文学影响的论说，已为人们所熟知，此处不赘；关于王鲁彦与爱罗先珂的比较，极形象、生动而又能一语破的：两人的悲哀仿佛相像”，又“极其两样”。爱罗先珂有如“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鲁彦则宛若“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鲁迅于比较中批评了鲁彦某些创作中“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的风貌。对于黎锦明，鲁迅既指出他的《社交问题》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特林堡式的投抢，又说他以后的《破垒集》有时如显克微支的警拔。这样，鲁迅就将黎锦明同三位不同国家的作家进行了比较：前者是说《社交问题》与鼓吹妇女解放的易卜生相异而与轻视妇女解放的斯特林堡相近；后者是说《破垒集》艺术风格受有显克微支之影响。这就揭示了黎锦明创作的复杂性及外国文化渊源。
    倘若说上述诸例尚属影响研究（其实亦有平行研究的成分），那么冯沅君创作风貌变化的解说，则完全是平行研究了：以裴多菲关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论说来阐释冯沅君，以裴多菲所论说的对象比照冯沅君。其实，这也是阐发研究。文中关于侨寓文学与勃兰兑斯所产的“侨民文学”的比照，亦具此种色彩，尽管是着眼于两者之异。
    鲁迅的比较文学思想还大量存在于上述三篇（部）以外的文献中。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觉的比较意识。在鲁迅看来，“比较”是认识事物本质、作出正确评判的根本方法。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一文中，他提出“多翻”才能比较，只有比较“硫化铜”与“真金”，才能“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在《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中，对不同文字进行比较，一一揭示其各自特质。《集外集拾遗补编·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中，亦有相关论述。所有这些都汇入鲁迅的比较文学思想体系中。
    第二，鲁迅对于文学的世界性有充分认识，认为在世界文学中有广泛的可比性。在《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中，鲁迅指出：“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鲁迅认为，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冲破民族的差异和地理的阻隔，“横在捷克的读者眼前”，乃是“因为我们都走过艰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8] 这里所昭示出的正是世界文学的广泛的可比性。此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坟·杂记》、《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华盖集续编·记谈话》等文中，也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此种观点。
    第三，在鲁迅看来，把握好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关系，乃是进行正确的比较文学研究关键之所在。中国是个历史文明古国，又是个泱泱大国。跨入近代后，一方面政治上备受欺凌，一方面文化上极为仇外。当然也就对各国的文化交流视而不见，更不愿承认中国文学、文化会受外国之影响。如是则比较文学亦毫无意义。鲁迅对此则予以有力的驳斥。他说：“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9] 鲁迅充分论证了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性，在《摩罗诗力说》中曾论述了拜伦对俄国文学的影响；在《而已集·文学和出汗》中又指出了俄国文学对英国文学的影响。正是这种各国文学相互影响的存在，才使得世界文学得以形成和发展。所以，以本民族文化为中心、为唯一、为绝对的国粹主义，乃是比较文学的大敌。鲁迅在《坟·看镜有感》、《热风·随感录三十八》等文中给予这种拒斥外来文化的国粹主义以猛烈的挞伐，认为它最阻碍中国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但鲁迅又认为各国文学还应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应当像陶元庆的绘画，达到“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10]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参与世界文学。后来，在致木刻家陈烟桥的信中，鲁迅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11]正是基于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这一理论，鲁迅始终在他的比较文学实践中既注意同中求异，又注意异中求同。但从整个人类文学的发展趋势来年，文学的世界性是本质，其民族性乃是实现其世界性的一种方式（引起别国文学的注意），各民族所最终接受的，仍是属于全人类所共有的那些质素。“有些作品的民族性越是独特越会造成审美隔膜和审美障碍，干扰异民族读者对作品的正确理解和感悟。”[12]鲁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13]。这是鲁迅对自己的关于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认识的极为重要的补充，从中进一步透视出鲁迅从事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鲁迅以自己宏富精深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起着开辟与奠基的、且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他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这些译作及译者前、后记，也都属于比较文学（媒介学）的重要内容。鲁迅不愧为中国的比较文学之父。
    [收稿日期]1999—9—10
    【参考文献】
    [1]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29.
    [2]赵瑞燕.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A].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3][7]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一讲；第五讲[A].
    [4][5]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第一篇[A].
    [6]书信·340531致杨霁云[Z].
    [8]且介亭杂文末编·捷克译本[Z].
    [9]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二）[Z].
    [10]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Z].
    [11]书信·340419致陈烟桥[Z].
    [12]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纲[A].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409.
    [13]花边文学·看书琐记[Z].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