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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初的美国左翼诗歌，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抒发无产阶级情感，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正在发展中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异其趣。到了30年代，美国左翼诗歌却主动吸纳现代主义诗歌手法，形成“红色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的局面。这种从排斥到吸纳的姿态转换，促进了美国诗歌跨越意识形态的艺术交流，也促进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诗歌的发展。 关 键 词：左翼诗歌/现代主义/双重姿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研究”(08BWW008)。 作者简介：王予霞，集美大学文学院 同样兴盛于20世纪之初的美国左翼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表面看是两股迥然不同的文学流派，不论其思想情感的表达，还是其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有明显的区别。然而，仔细分析这两者的发展过程，就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美国左翼诗歌在20世纪初对现代主义诗歌保持着有意反叛的姿态，发展到30年代，却在有意识地吸纳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思想与表现手法，两者出现交融互渗现象，共同推动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诗歌的发展。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20世纪文学，理解中国的现代文学，都有启示意义。 一、排斥现代主义艺术趣味的左翼诗歌 20世纪初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提倡从主观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与扭曲。而同样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左翼诗歌，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抒发无产阶级情感是其主导倾向，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正在发展中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异其趣。 20年代在美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产业工人开始登上诗坛，诸如查普林(Ralph Chaplin)、乔范尼蒂(Arturo Giovannitti)、希尔(Joe Hill)等诗人均来自工业生产第一线。他们广泛采用民谣、工人歌谣的艺术表现形式，抒发劳工大众的情感。他们是美国最早的无产阶级诗人，其创作奠定了左翼诗歌的基本范式。产业工人创作的诗歌当即引起美国左翼文化领导者的重视。自1927年起，美共先后组织出版了三部诗集——戈梅斯(Manuel Gomez)主编的《献给工人之歌》(Poems for Workers,1927)，克拉克(Thomas C.Clark)编辑的诗集《正义之歌》(Poems of Justice,1929)，格雷厄姆(Marcus Graham)以Shmuel Marcus的笔名编辑的《革命诗歌选集》(An Anthology of Revolution Poetry,1929)。这三部诗集不仅保留了工人阶级诗歌的原貌，而且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特征，其中的《献给工人之歌》尤为突出。 戈梅斯在《献给工人之歌》中，以英国宪章运动首领琼斯(Ernest Jones)的一首《阶级之歌》(“The Song of the Classes”)开启诗集。琼斯写道： 我们耕种——我们这么、这么低下， 我们在肮脏的泥土中挖掘， 直到我们祝福平原——以金色的谷物， 祝福溪谷，以芬芳的干草。 我们清楚自己的地位——我们这么低下。 低到在地主的脚下： 我们也不太低下——出产面包， 而吃面包才过于低下。(7) 琼斯的诗句既展现了工人阶级语言的力量，也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戈梅斯又以惠特曼的“开放的大路上”的无等级的民主诗风，热情讴歌工人阶级的勃勃生机。戈梅斯所收录的诗歌均具有琼斯与惠特曼式的反智性的率真。基特泽斯(S.Max Kitzes)的《清醒与行动》(“Clarity and Action”)、奈哈特(John G.Neihardt)的《工人的呐喊》(“Cry of the Workers”)、昂特迈耶的《煤矿中的卡利班》(“Caliban in the Coal Mines”)①、弗里曼(Joseph Freeman)的《奴隶》(“Slaves”)等都是如此。这些诗歌均强调社会的经济压迫、社会的统治特征，号召受压迫者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改变现实而斗争，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些诗歌的作者倡导一种传统而明快的诗歌形式，拒斥现代主义诗歌的片断化、非连续性、广博引喻、奇特用语、陌生化等技巧。这样一来，在美共的引领下，工人诗歌从政治与美学两方面大致勾勒出左翼诗歌的基本范式。 虽然产业工人的诗歌与无产阶级生活有直接联系，并且意义重大，但这并不能说明其艺术上的意义就重大。因为产业工人尚未把诗歌视为一门有其自身规律的艺术，只把它当作一种控诉不公平命运和表达革命情绪的方式。因此，产业工人诗歌亟须艺术提升。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美国激进知识分子及时介入产业工人的诗歌创作活动，他们凭借文化优势，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上都对正在兴起中的工人诗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与提升作用，使工人诗歌创作与整个文化发展建立了深刻的有机联系。最终二者合流，成为美国左翼诗歌创作的两支重要力量。 从文化源头上看，激进知识分子诗歌也受到美国本土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因为自19世纪末起，在欧洲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下，一种重乡村自然、讴歌劳工大众的诗歌在美国文坛上盛行一时。我们从惠特曼的涵盖大量“下里巴人”内容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这一影响。甚至连当时最擅长描写都市生活的克莱恩(Stephen Crane)，也创作了抒发工人情怀的自由体诗歌。此后又有林赛(Vachel Lindsay)吟咏家乡工业城市斯普林菲尔德的颂诗，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波斯顿的北方》(North of Boston,1914)，桑德堡(Carl Sandburg)吟咏芝加哥生猪屠宰的《芝加哥诗歌》(Chicago Poems,1915)，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讴歌劳工的《美国中部颂诗》(Mid-American Chants,1918)。这些激进知识分子均把目光投向工厂或工业化的城镇，创作了许多带有浓郁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作，在艺术上滋补了产业工人的诗歌。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加速了产业工人诗歌与激进知识分子诗歌互渗汇合的进程，在30年代发展为无产阶级诗歌，即一种最充分、最典型的左翼诗歌。1931年，倡导工人诗歌的杂志《反叛诗人》(The Rebel Poet)创刊。著名诗人哈格伦德(Ben Hagglund)在杂志中大力倡导自由体诗歌，使工人诗风盛行一时。无产阶级诗人康洛伊(Jack Conroy)在《铁砧》(The Anvil)上大力倡导，使工人诗风广泛地扩展到乡村。令人振聋发聩的工人诗歌使激进知识分子纷纷放弃或抑制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趣，欣然投身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受此影响，共产党诗人韦斯特(Don West)着力挖掘家乡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民俗文化，以方言土语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充满泥土芳香的诗歌。它既是对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的抑制，也是对草根民主思想的弘扬。众所周知，阿巴拉契亚地区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未遭受奴隶制染污的地区，她养育了韦斯特的社会福音情怀，让他终生从事农业劳作。韦斯特在1925年至1931年间先后就读于林肯纪念大学和范德比尔大学，受到泰勒(Alva Taylor)的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并加入共产党。他擅长以民歌抗争资本主义，这也是30年代左翼文化的基本诉求，即以民间文化对抗精英主义和商业主义，为无产阶级文艺寻找栖身之所。韦斯特坚持以民歌的质相与粗犷形式抑制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他在《给诗人的建议》(“Advice to the Would-be Poet”)中说：“如果有话要讲，那就简洁明了，词语意味着通透，不要再把它遮蔽。”(1982:3)他在《乡巴佬》(“Clodhopper”,1933)中也说：“乡巴佬的世界团结！除了你们的乡巴佬，你们什么都没有失去。”(1946:45)他就是这样歌颂那些热爱自由的美国劳动人民——黑人与白人、佐治亚的开垦者。他尽情抒写南方劳动人民的粗手、大脚和坚实的身躯： 听……！我是一个鼓动者—— 他们称我“赤色”， 血的颜色， 还是——“布尔什维克”。 我在诉说！——听！ 我，诗人 总归是劳动者， 鼓动者！(24) 他在《民歌手》(“Ballad Singer”)中以真挚的感情，讴歌农民的辛勤劳作： 他吟唱自己的生存之歌， 坚硬土壤中赋予玉米， 那些男男女女赋予生活， 以诚实的辛劳。(136) 30年代，韦斯特经常在《新群众》(New Masses)、《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发表诗作。他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抒发阿巴拉契亚的劳动人民感情，把阶级意识、激进政治和民间文化融为一体，反映民众的草根情绪。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被高尔德(Michael Gold)和弗里曼收录在《美国无产阶级文学》(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更为重要的是，韦斯特坚持用民歌与传统文化变革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其创作从而蕴含了60年代的新激进主义主题。 同一时期，罗尔夫(Edwin Rolfe)和博登海姆(Maxwell Bodenheim)也从不同侧面弘扬了无产阶级诗风。罗尔夫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加缪誉为战士诗人。虽然罗尔夫推崇艾略特的诗歌力学(verse-mechanics)，在音韵与格调上也带有艾略特诗歌的韵味，但是，他更多地还是从惠特曼、爱默生和朗费罗等人的诗歌中汲取力量，在30年代创作了大量简明晓畅的无产阶级诗歌。他在《新群众》上发表的《革命的人》(“These Men Are Revolution”,1934)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的特征。诗人写道： 来吧兄弟，来吧工人，来吧矿工，来吧朋友—— 我们出发！我们要战斗到最后。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大炮不能，牢狱也不能。 嚣张的老板不能，他们的工头和枪手也不能。 有一天我们回到书本， 回到我们的爱人和朋友，新的亲朋至爱， 回到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机床，拖拉机和耕犁， 那时战斗已经过去——但当前正在战斗！(North:52) 博登海姆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投身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创作了许多献给劳动阶级姑娘的颂诗。他在《致革命的姑娘》(“To a Revolutionary Girl”,1934)中集中抒发了诗人浓郁的无产阶级浪漫激情，反映了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诗人吟咏道： 我们不喜欢罗曼司 此时此刻——对我们 它在垃圾桶上散发着 带花的荧光，甜言蜜语， 为每一个骨架 带来空虚，而不是肉体。(40—41) 诗行中流淌着诗人对无产阶级姑娘的真挚情感，读来令人感动。 可以看出，20世纪初的产业工人诗歌带有强烈的政治反叛色彩，追求没有压迫的乌托邦理想，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与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反叛汇合在一起，形成美国左翼诗歌的雏形，即艺术上的浪漫主义风格，思想上的革命特征。毋庸讳言，早期左翼诗歌过于强调政治反叛，并不注重形式上的革新，依然停留在直抒胸臆的层面上，与现代主义诗歌开掘深层意识、注重形式创新大相径庭。然而，正是由于左翼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激进性和批判性，必然要进行形式的突破与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