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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贝奥武甫》的翻译与重构文学传统的途径 希尼对语言历史和文学传统的挖掘还远未结束。翻译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甫》的过程为他进一步的挖掘提供了土壤和契机。该诗的创作年代大约介于公元7世纪中叶至10世纪末之间，诗歌创作语言即是古英语。 一般认为，古英语时期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入侵不列颠岛开始至公元11世纪末结束，12世纪至15世纪末这段时期称为中古英语时期(Middle English)，自16世纪始至今称为现代英语时期(Modern English)(Hogg，2006：2-3)，这3个大的分期之下又划出若干小的分期，各个时期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发展和特点。古英语的拼写、发音、词汇甚至句法等，均与今天的现代英语不同，没经过专业的学习，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无法阅读古英语。 大约自13世纪起，英语诗歌即以抑扬格为主要格律模式，而其中又以抑扬格五音步最为常见，即在一行诗中有5个抑扬格音步重复出现。但是用古英语创作的诗歌与现代英语诗歌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古英语诗歌的每一个诗行(称为verse)通常由两个短语(称为halfline，以下译为“半行”)组成，每个半行均含有两个重读音节，但轻读音节的数量则不等(通常至少有两个)。这样，每一个诗行都有4个重音和数量不等的轻音，在这4个重音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既可押头韵也可不押头韵，第三个重音总是和第一个押头韵，第四个重音则不押头韵。另外一个重要规则是，前一诗行里出现的头韵不能在下一个诗行中重复出现(Heaney，2002：xvi-xviii；Jones，2006：245)。由此可见，古英语诗歌比现代英语诗歌更注重韵律的多变性而不是重复性。此外，虽然头韵仍然是现代英语诗歌的重要元素，但它已经不再承担组织整个诗篇结构布局的功能，而现代英语诗歌中起着结构性功能的尾韵在古英语诗歌中却并不常见。 由此可见，现代英语诗歌的韵律节奏与古英语诗歌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希尼在翻译《贝奥武甫》伊始就遇到的难题，古英语诗歌那简洁有力的重音节奏、拙重方正的韵律、铿锵突兀的辅音似乎在现代英语中难以找到回响。“找到意义相当的词语，体会到诗句中节奏流淌的感觉是一回事儿，找到合适的音色和音高将诗歌那和谐一体的乐感转译入另一种语言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然而，让诗人感到幸运的是，他的语言背景为他带来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他家乡亲属们“大嗓门儿”(big-voiced)的话音中，希尼找到了与古英语相应的音乐。他紧接着解释说，之所以称之为“大嗓门儿”是因为他们讲出的每个单词都带有一种明显的粗重感，每一个语音单位都是独立的，并不和其他音节黏联，就像一个个大平盘码放在餐具架上一样。即使是一句极其简单的话，比如“We cut the corn today”，在他们的口中说出，都会带有一种无比庄重之感(Heaney，2002：xxxiii-xxxiv)。希尼认为这种声音正是《贝奥武甫》的音乐。 希尼在这里所说的粗重的音乐感主要是指古英语诗歌中重音节的辅音所产生的突兀的头韵效果。如前所述，固定的重音数量和头韵作为古英语诗歌的主要特征产生的正是这样一种声音效果。诗人所举的例子“We cut the corn today”中突出的爆破音/k/，/t/，/d/反复出现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谈到北爱尔兰人民的发音特点时，希尼引用了诗人罗杰斯(W.R.Rodgers)一番漫画式的描述：厄尔斯特人“讲话生硬莽撞，他们喜欢那些突兀铿锵(spiky)的辅音，认为那些软绵绵的音节太女孩子气”。罗杰斯罗列了这样一组词：Micks，Teagues，tinkers，gets，Vatican，并说有类似语音特点的词能给厄尔斯特人带来极大乐趣(Heaney，2002：xxxiii)。正是基于北爱尔兰人发音特点上与古英语的相似性，希尼为自己找到了翻译的基调。也许可以这样说，希尼正是要借此暗示读者，虽然爱尔兰语已经渐趋衰落，但是它与古英语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却延续至今，古英语诗歌传统中铿锵的音调在今天爱尔兰人的嗓音中得以保存。基于这样的理由，希尼在《贝奥武甫》的翻译中适当采用了厄尔斯特地区爱尔兰人的词汇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希尼认为，古英语诗歌的音律特点不仅存活在普通爱尔兰人的谈话之中，而且也沉淀在他本人的无意识里。本文前面曾谈到古英语的重音特点，希尼指出，在他的第一部诗集的第一首诗《挖掘》中，他就已经在遵循这一规则进行诗歌创作了，虽然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按照诗人自己的划分，如例(1)所示(Heaney，1980：10)。 例(1)：  如例(1)所示，我们可以按照古英语诗歌的规律将每一个诗行切分成两个“半行”，每个“半行”含有两个重音，虽然重音的押韵方式与古英语诗歌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重音划分的方式的确比抑扬格更适合这两行诗句。我们还可以在诗中找出其他类似的诗行，见例(2)。 例(2)：  由此诗人声称古英语的韵律从他创作一开始就已经隐藏在他的诗行之中了，只不过诗人自己最初也没有意识到在抑扬格之后潜存的另一股暗流(Heaney，2002：xxxiii)。 克里斯·琼斯(Chris Jones)曾详细对比了古英语诗歌的特点与《挖掘》一诗的不同，对希尼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希尼的想法似乎有些一厢情愿。琼斯主要提出了两点：第一，在这两句诗中第一个“半行”和第四个“半行”的两个重音之间并没有轻音隔开，这与古英语诗歌的要求不符；第二，第一个诗行中第三个重音与第四个重音押头韵，第二个诗行中第四个重音与第二个重音押头韵，这两种情况都与古英语诗歌的押韵规则相违背(Jones，2006：196～199)。琼斯认为，《挖掘》一诗的主要韵律模式还是五音步抑扬格，的确我们可以轻易找出这样的诗行，如例(3)所示。 例(3) Under my window，a clean rasping sound To scatter new potatoes that we picked Of soggy peat，the curt cuts of an edge But I’ve no spade to follow men like them. 甚至之前提到的Stooping in rhythm through potato drills一行我们也可以按照五音步抑扬格的方式来划分(除第一个音步为扬抑格外)。琼斯因此论断古英语诗歌的韵律结构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希尼的作品之中。但是笔者认为，其一，这首诗毕竟没有采用完全规则的五音步抑扬格；其二，即使在五音步诗行中，也常常存在变异，比如“Under my window，a clean rasping sound”一行中的第一个音步under就是扬抑格，第四个音步clean rasping大多数读者则会很自然地读成扬扬格；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希尼在创作《挖掘》一诗34年③之后，提出古英语诗歌格律对这首诗的重要性，其用意并非在于强调古英语诗歌的重音模式是《挖掘》一诗的最主要韵律特点，而是在于希望借此复兴古英语诗歌的诗艺，以更新当代英语诗歌，为其注入古老但又新鲜的血液，进而重构英国文学的传统。最后一点也是琼斯本人在其论述的最终结论中予以承认的(Jones，2006：241-242)。 在希尼看来，英国文学传统也许本就是一个尚待建构的概念。1066年，来自法国的诺曼人征服了英国，给英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大量法语词和拉丁文进入英语，英语也随之进入中古英语时期。这一时期，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教会和学术界使用的是拉丁文，英语则是英国普通百姓的语言。这样，由于政治原因，原本处于文化传统中心的英语被边缘化了。例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乔叟就精通法语和拉丁语，在他使用的大约8000个英语词汇中，有半数来自法语或其他拉丁语系(Romance，或称罗曼语系)语言(李赋宁，2009：7)。 与语言一起传入英国的还有以拉丁语和法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古罗马文学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法国文学成为英国作家吸取语言、文学营养和素材的源泉与宝库(李赋宁，2009：11)。仅以十四行诗为例，最初是由诗人托马斯·怀特(Thomas Wyatt)模仿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创作，并将这种形式介绍给英国作家的，而十四行诗的韵律正是五音步抑扬格。这种形式经过英国历代诗人的不断改造创新得以发扬光大，成为英语诗歌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使用十四行诗创作的作家囊括了自亨利·霍华德、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济慈，乃至叶芝、奥登、迪伦·托马斯在内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正是这些作家的作品构成了英国文学传统的经典。 因此，可以说，诺曼人征服英国和欧陆文艺复兴两大历史事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英国文学传统，其源头是以拉丁语和法语为代表的罗曼文学传统。这一传统自乔叟始，绵延至今，形成了英国文学的经典。而古英语民族史诗《贝奥武甫》却在这一传统中渐渐地销声匿迹了，最传统的一部分成了传统的他者。换言之，在英国殖民者入侵爱尔兰，使用暴力手段置换了爱尔兰古老的盖尔语文学传统的中心地位，并代之以自身的英国文学传统之前，英国文学传统本身早已发生了自我与他者的置换。 这正是古英语诗歌吸引希尼，并促使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一再寻找、再现这种传统的深刻原因。在翻译《贝奥武甫》时，希尼使用了一些爱尔兰语词汇，他解释说这些爱尔兰词汇由于诗意的考虑、或者历史的原因，比现代英语词汇更恰当(Heaney，2002：xxxviii)。有学者指出这体现了希尼译本的后殖民特点，认为希尼将爱尔兰语和英语“杂合”的策略意在消解英语语言的霸权地位，进而重建爱尔兰当代文化(李成坚，2007：30-31)。这的确是希尼作为一个爱尔兰诗人的历史责任。但是正如希尼对语言与文学传统的挖掘向读者展示的，英语与爱尔兰语的历史，英国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文学传统本就是互动共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