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语言与文学传统问题始终是北爱尔兰英语诗人希尼在诗歌中不断追问、探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英语和爱尔兰语两种语言之间相互渗透的历史的分析，首先考察诗人从最初对英语的抵制态度转向开放、流动的语言观的过程；并认为这种开放的语言观消融了英国文学传统的壁垒，展现了英国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文学传统相汇流的图景。基于这一观点，希尼在翻译《贝奥武甫》时适当采用爱尔兰语词汇，并在自己的诗歌中挖掘古英语诗歌的韵律，其意在于尝试重构更加包容的英国—爱尔兰文学传统。 关 键 词：英国—爱尔兰文学传统/重构/语言观/古英语/《贝奥武甫》 作者简介：赵睿(1982- )，女，山东聊城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引言 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出生于北爱尔兰，是当代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北爱尔兰隶属英国，但在历史上却是爱尔兰王国的一部分。复杂的历史赋予了希尼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希尼必须面对自己的民族语言爱尔兰语被剥夺的历史伤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受以殖民语言英语为母语的尴尬。因此，语言与文学传统问题始终是希尼在诗歌中不断追问、探索的问题，在这一追问与探索中，他进一步尝试对这些概念进行解构与重构。 二、二元对立的语言观及其历史背景 自1170年隶属于英国国王的诺曼人入侵爱尔兰开始，至1921年《英爱条约》的签署，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长达8个世纪之久。希尼的故乡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北部，与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在接受采访时，希尼曾说：“北爱尔兰不只是英国的，还属于爱尔兰人远古的生活。”(吴德安，2000：440)1921年12月6日《英爱条约》签署，爱尔兰被分为两个统治区域：一个是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包括爱尔兰32个郡中的26个郡，另一个即“北爱尔兰”，包括爱尔兰共和国之外的其余6个郡(罗伯特·基，2010：11)。诗人希尼出生于北爱尔兰德里郡，于1972年举家移居爱尔兰共和国。本文在论述爱尔兰语言历史及文学传统问题时，包括历史意义上的整个爱尔兰岛在内。 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不仅是对爱尔兰土地和财富的掠夺，还采取各种手段对爱尔兰传统文化以及传承这一文化的爱尔兰语(盖尔语)进行严厉的封锁，给爱尔兰语言、文学、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例如，英国殖民者颁布禁令“禁绝用爱尔兰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禁止爱尔兰贵族供养行吟诗人、弹唱诗人；更改爱尔兰地名，毁坏爱尔兰历史遗迹”等。不仅如此，英国殖民者还颁布法令“规定主教和教士必须讲英语”，利用宗教的影响力确保英语在政治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加速爱尔兰语的衰亡。这种文化语言殖民最终使得英语在爱尔兰几乎完全取代了爱尔兰语，迄今为止，在爱尔兰仍在使用盖尔语的爱尔兰人还不到爱尔兰人口的2％，爱尔兰文明几近荡然无存(欧震，2011：126-130)。 作为一个北爱尔兰天主教农民的儿子，希尼接受的却是正统的英国式教育，英语成就了他作为当代杰出诗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他的家族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不再使用本来是爱尔兰民族语言的盖尔语。这种强烈的语言被剥夺感和分裂感使他对自己的民族语言怀着一种尴尬的愧疚，而英语这种本不属于他的语言为他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却又让诗人感到惶恐与不安。诗人在纪念母亲的组诗《出空》(“Clearances”)中这样写道： 害怕做作反使她不自然 那些力所不及的词，她 总也读不确切。伯托德·布雷克。 她会弄得五音不全走了调 次次如此，好像她要用 过分修正一个词的发音来 掩盖她的走调和五音不全。 更多地出于挑战而非自尊，她常对我说，“你 懂得所有他们那些玩意儿。”因此我在她面前 得管好自己的舌头，一种名副其实的 矫枉过正掩盖了 我实际拥有的知识。我会说“naw”和“aye” 并有分寸的故意用错 语法，这使我们保持同盟而非对峙。 (谢默斯·希尼，2000：170-171) 母子之间微妙的“对峙”背后，其实是民族语言失落带来的身份焦虑感。 希尼曾这样描述自己与盖尔语的一次邂逅：“我到盖尔语区的第一夜那老妇用英语对我说：‘你在这儿不会有问题。’我坐在床边的昏黄光线中倾听隔壁流利的爱尔兰语，对我曾要根除的语言生了思乡病。……他们力促我说盖尔语。我脸红了可仅能说出几个字。”(欧震，2011：126)在此，诗人被夹裹在两种对立语言传统之间的无可奈何与焦灼之感得到了最生动的表现。在一些仍以盖尔语为日常用语的北爱尔兰人——甚至诗人自己的母亲——眼中，希尼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爱尔兰人，他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所接受的英语教育已经彻底融合进他的个人经验里，成为他自我的一部分。“英语诗中的抑扬格五音步和四行诗，格雷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有“盎格鲁撒克逊的英语影响”，早已进入希尼的无意识中，时候一到就会被写进诗人自己的诗行(吴德安，2000：441-442)。可以说，沉淀在希尼文化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恰恰是英国文学传统，而非爱尔兰传统。 即便如此，希尼的爱尔兰身份和北爱尔兰天主教学校的学习仍然在不时地提醒他：爱尔兰语才应该是他的母语，而他却被剥夺了讲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希尼曾谈到“lachtar”(意指“一群小鸡”)一词带给他的民族语言丧失的伤痛感。这个词是他讲英语的姨妈日常用的词汇，希尼想当然地认为它是英语。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词典中发现这个词语竟然是一个爱尔兰词语时，他的民族意识在被激活的瞬间又被深深地刺痛了(Heaney，2002：xxxiv)。而另一方面，他自幼学习使用的英语并不是属于他的语言。令希尼耿耿于怀的是对英语的接纳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如果说他地道的英语让他疏离了北爱尔兰同胞的话，那么一个讲英语的爱尔兰人在本土的英国人看来同样的怪异。 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悖论，希尼曾一度将爱尔兰语与英语看作是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语言观使他对英语有一种本能的拒斥。这使得他对语言、传统等问题的思索一度陷入了僵局。“故意用错语法”显然并不能解决诗人所面对的问题，他决定像他的祖辈挖掘泥炭和土豆一样，向语言和历史深处“挖掘”爱尔兰民族之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