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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的教化与读书 自然的审美教化不只表现在使人具有欣赏自然美的能力上，更重要的是，它将对人的社会生活发生某种积极有力的影响。在《序曲》中，这种影响表现为诗人获得了一种对真理的直觉性把握能力，一方面他充满求知的热情，不懈地追求真理，阅读经典，另一方面他鄙视那种学究式的学习方式，甚至一度弃学重新逃回到自然山水中去游历。《序曲》第五卷中诗人在海边阅读的是《堂吉诃德》，他的阅读体验以及与阅读经验相关的梦境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会”读书的年轻人形象。所谓会读书，是指不仅能够按照字面意思读懂书里的内容，而且善于将书里的内容融化进自己的精神气质和生命体验中，实现作品与阅读者之间的视野融合，做到真正的理解，这种阅读方式在诗中的“我”对《堂吉诃德》的阅读中得以体现。 梦境由阅读《堂吉诃德》而引发，《堂吉诃德》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漫游之作，主人公身上有一种不为现实世界所束缚的理想气质，在骑士精神的鼓舞下主动承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但因为这种使命感及其所激发的种种行为在现实世界中显得可笑而不合时宜，堂吉诃德通常被视为一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隐喻，是傻气而偏执的象征，被人们嘲笑讥讽的对象。但华兹华斯对《堂吉诃德》的解读自有一番独到之处，他说：“我从未觉得他可怜，却深知献身如此视野的人们应享有我们的敬仰；我也想到，如此疯狂的内心就像黑暗而可怕的巢穴，但定有理性静卧巢中。”[1](P.134)华兹华斯将堂吉诃德的行为视为一种精神坚守，认为堂吉诃德疯狂的内心中潜藏着理性，常人眼中的傻气其实是一种使生命本身充满热情和价值的方式，进而又想到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自己也应当像堂吉诃德那样承担拯救世界的使命并且执著地展开行动。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首先是要理解对象所处的情境，然后才是理解他人的见解，而如果想理解他者所处的情境，自己就必须首先立足于一个视域之中，理解于是就成了首先从自己的生命视域出发去体会他者所处的生命情境，进而再理解他者观点见解的行为，通过双方的视域融合而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按照这个标准，华兹华斯显然是“会”读书的，因为他从堂吉诃德身上读出的“激情中的理性”正是源自于他本人对存在的领悟，即认识到生命中存在着至高的普遍性与统一性，自己的人生孜孜以求的目标正是掌握这个绝对理性——被黑格尔称作“那个包揽一切的统一体”的存在。堂吉诃德为实现自己的骑士理想做出的种种疯狂举动虽然在世俗眼光看来十分可笑，但是对于堂吉诃德本人而言却包含着他对世界完整独特的认知，并为此树立起坚韧的信仰，受此认知和信仰支撑付出不懈的行动也是一件完全合理的事情。嘲笑仅仅是因为众人的世界观与堂吉诃德有差异，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纯粹生命视野，树立信仰并为之奋斗却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比之那些从未认真地思考过生命并随波逐流地过完一生的人，堂吉诃德身上也许有更多令人欣赏之处。堂吉诃德对自己精神信念的绝对坚守正与华兹华斯本人对绝对理性的坚守和追求相通，于是才有了阅读过程中后者对前者的惺惺相惜。在对《堂吉诃德》的阅读中，华兹华斯打破了现实与作品的时空间隔，不受流俗左右，由自己的生命视域出发打开一条与作品对话的通道，在阅读中实现了伽达默尔所说的真正的理解。 自然的教化使诗人培养起对事物中隐含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的敏锐感觉，这种感觉又作为他求知的推动力，持续地渗透到诗人日后所接受的人文教化中，促使他对宇宙的普遍规律以及人类命运进行不懈探询，恰如诗人所言“当时最珍重的书籍如今才最觉得亲切，因为我熟识大自然的法规，常观大自然的形态，从中获取了审美的尺度，经常用来衡量我原本不甚知晓的内容，尽管这样的衡量常在不知不觉中完成”。[1](P.102)自然教化对人文教化的渗透使华兹华斯在理解人类知识时拥有了通达的气质与超越的视野，并为其日后在知识领域与道德领域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因为只有在自然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才能同时自由地存在，自由地交往并形成最初的默契。这种原初的默契和秩序构成了人类所有文化形式的基础”。[6](P.162)康德认为，美是处于真与善之间的领域，在审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判断力能够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鸿沟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使实践理性中的普遍性法则运用到人的经验中去，这样一来，审美判断力便作为知识和道德行动的基础而存在。在审美活动中，“情感、知觉和感觉令人感动地呈现。……它们为心智提供一个起点。……对人来说，直觉引出思想、理论和深思熟虑的行为……我们的理论概念给我们以科学，实践概念构成道德和经济生活的领域。没有感觉经验提供的纯粹直观，这两者都不可能”。[6](P.148) 自然的教化也培养了华兹华斯选择书籍的独特标准和对书籍的真诚热爱。《堂吉诃德》及其所隶属的诗歌传统是华兹华斯心目中地位最高的一类书籍。华兹华斯热爱诗歌，热爱一切能在人心中奠基的伟大文学作品，是因为诗歌作为人类命运的诉说和人性的深切观照，以其独特的方式触及了关于生命的绝对真理。他赞美诗歌犹如天神，“具有浩繁的语声，超越所有的风的呼唤，能振奋我们的精神，能在所有艰难困苦中抚慰人类的心田”。[1](P.105)“更能昭示我们的人性，更激发我们的潜能；她是上帝的低语，是他的真言在奇迹中显灵。”[1](P.108)这是自然教化在被实践理性统帅的道德实践领域结下的硕果，对诗歌的热爱与日后诗人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参与都表现出诗人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几何学的书籍则“熟识日月星辰，以最纯的理性契约使人与人产生关联，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欺犯”，是绝对理性的另外一种言说。诗人坦言“我在此领域的探求不过入门半步，但是，我却感到精神振奋，找到平静的乐趣”[1](P.134)，从几何学中得到的乐趣主要是一种精神享受，它让诗人“享受到安谧与幽邃，感觉到恒久与普在的支配力量，以及最高的信仰”。[1](P.135)华兹华斯在《序曲》中讲述了一个船长被搁浅孤岛之时借几何学论文来打发时光的故事，并言及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必定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对一颗被各种形象困扰、自我纠缠不清的心灵，那些抽象的概念具有巨大的魅力”，并且这背后还有更深的内涵，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诞生于精纯精湛的心智”。[1](P.136) 几何学是关于自然的，诗歌是关于人生和社会的，但在华兹华斯这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反映人类主观心灵世界和展现自然客观世界规律的区分，而是同属于一个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都能通向关于存在的最高真理。几何学的价值不是因为它能够通过精密的计算带给人实在的好处，而是因为它体现了关于自然时空存在的普遍真理；优秀的诗歌一方面以其丰富的细节和意象描绘带动人的想象力自由飞扬，一方面又在整体和谐中体现出对人类命运走向的超越性观照和对情感逻辑、心灵世界的真理性洞悉，都是最高理性在生命世界中的体现。对几何学与诗歌的态度表明诗人拥有一种气质通达的知识观，能超越个别事物达到对存在整体的洞达宏阔的把握。也正因为具有这种气质通达的知识观，华兹华斯在剑桥求学时代不愿意追随刻板的学者道路，反对任何对知识的教条僵化的理解，他热爱包括自然和人世在内的一切生动的生命，并保持着对纷繁的生命现象进行理性沉思的习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