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因为它所反映的“中国形象”是不断变化的。如此的“大国学”，是研究中国“软件”体系的学问，它应该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告诉人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客观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实况：中国文明是什么；可以有效支持中国“硬件”运行：影响和决定中国人及中国行动的内在体系是什么。
    “国学”乃与“西学”相对的“中国固有之学”，其研究对象包括语言、文化、思想、历史、宗教、信仰甚至天文地理等。就中国而言，清末民初中国面临亡国之际，国学兴起；其后国学不敌洋枪、洋炮、洋文化而苟延残喘近百年；21世纪中国在世界崛起之时，“国学热”大为流行。就世界而言，自从16世纪耶稣会士（Jesuit）开始，西方人就努力研究中国文明，经历了注重历史传统之研究的“Sinology”（汉学，以利玛窦、高本汉为代表）与注重现当代现实研究的“China Studies”（中国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不同阶段。
    从欧美的视角来看中国近年的“国学热”，会发现其中的许多狭隘之处与误导盲点。如果说政治、经济和军事是中国崛起的硬实力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就应该是中国崛起的软实力，而“大国学”则能够体现这种软实力。
    挑战与应战
    
    国学诞生于清末特别是五四运动之际，处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剧烈冲突的语境之内。借用汤因比的“历史文明”理论来说，中国国学的诞生，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提出的“应战”之举。
    在西方文明的挑战出现之前，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知识的探索而进行的，若有挑战也不是来自于今天的西方。在知识层面，传统国学面临“描述性和解释力”的问题，“儒学”就往往被当做国学的主要内容甚至是代表来描述历史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体系的全貌或主要特征。但是，历经“五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发展近百年的进程，这个传统的“国学”已经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物质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理性与民族主义所冲击甚至所取代。
    在今天的全球化新语境中，探讨“国学”必须有“大”视野：一方面，今天的挑战者是“全球化的世界”，这与100年前的相似点在于挑战者来自于“非中国”的语境，不同点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与挑战者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双方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另一方面，今天“国学”之“国”已经不同于100年前的中国，今天之“中国固有传统”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物质主义、科学理性和市场经济等100年前没有的或不太多的内容。
    因此，历史的发展，就是文明单位面对“挑战”来制定“应战”的“自我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据此理论，今天讨论国学，显然就是探讨中国文明应该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之学问；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国学研究者应该分清楚：谁是真正的挑战者（全球化的世界），谁是真正的应战者（被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文明所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挑战和应战的内容是什么（全球化要融化中国文明，中国文明要作为中国的软实力继续发展），这一挑战与应战的目的是什么（增强文明生存和国家发展的软实力）。
    自我认同与中国形象
    
    所谓的“国学”，应该反映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即“中国形象”。“自我认同”是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是“了解我占据的立场”，“我的同一性由能为我提供某种框架或视域的介入和识别活动所界定，在这个框架或视界之中，我试图判断什么是善的、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所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这是我借以采取立场的视界”，可谓安身立命之根基。
    据此，“大国学”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因为它所反映的“中国形象”是不断变化的。如此的“大国学”，是研究中国“软件”体系的学问，它应该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告诉人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客观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实况：中国文明是什么；可以有效支持中国“硬件”运行：影响和决定中国人及中国行动的内在体系是什么。也就是说，“大国学”应该可以代表中国的形象，可以客观地描述和清楚地解释中国的文明和精神体系，并能为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
    通过欧美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我们可以简单勾勒中国“大国学”的三个阶段性特点：一是理性文明在16—18世纪（1500—1800）代表的中国形象：欧洲所认识的中国是以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儒家孔子为代表的，当时欧洲的早期东方学家、早期汉学家及启蒙主义者都对中国的理性和文明非常欣赏。例如，耶稣会士柏应理等在1687年根据“四书”的主要内容在巴黎翻译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附有孔子图像，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就是由孔子代表的，儒学、儒教当然就是中国“大国学”的主要内容。
    二是“东亚病夫”和落后国家在19—20世纪的近200年（1840—1997）里代表的中国形象：这个阶段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可用几幅图画来作代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一幅漫画是中国龙被降伏。当时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据说挂着一个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时，儒释道或中国传统根本无法为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而提供动力。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仍然有着很大的隔阂。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综合国力上已经跃升为世界强国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国力和部分地区仍然非常落后。因此，中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既发达又落后，既伟大又渺小。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学”是混乱的、矛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消极的。
    三是大国崛起在最近十多年里代表的中国形象：西方所认识的中国形象有了极大的改变，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才逐渐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此后的澳门回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举办奥运会、度过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使世界对中国形象有了新的认识。这样的一个国家形象应该如何描述、如何解释，是“大国学”应该研究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从代表中国形象的“大国学”视角来说，在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通过“孔子学院”来推广中国语言文化和理念的措施。但是这个孔子，既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也不是17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眼中的孔子，而是21世纪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大国学”
    
    今天的“孔子学院”所宣讲的内容应该是“大国学”，其研究对象应该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体。
    这个“身体”是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个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等）和现当代的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有机体。
    中国文化之“首”（领导者）是“政权”，从古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今天为止，政权对文化的巨大影响是中国的特色之一。就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政权思想的体现。
    中外、“我他”两大文化源头之“两翼”不但表示所有的中国文化元素就其来源可分成“中、外”两类，而且它是处理中华文化构成元素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古代的华夷之分和今天的爱国与否，都往往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映。一方面，出于“自傲”而对日渐受到世界文化冲击的现状产生了焦虑感，因此，以基督教等来源于西方的文化元素作为假想敌进行排斥。另一方面，出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记忆，而努力通过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排斥抹黑外来元素为“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对于这种两翼式的思维模式，政府和民众对此都应该是有保留地利用，而不能完全认可。但从现象学的层面，撇开价值判断，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特色之一。
    “四足”则是中国文明的实际组成部分：“腿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义、以人为本）；“腿二”是中国固有之足（儒、道、民间信仰）；“腿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虽是外来的，却获得了认可而成为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来自西方的理性、科学）；“腿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来的元素，虽然居住在中国，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而言已经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众的情感和草根阶层中，却仍被视为外来的非中国之足（基督教、伊斯兰教）。
    “一尾”则代表新兴宗教及其他没有概括进来的文明元素。
    至于这个有机体到底是一条活龙、一只凤凰、一只熊猫还是温驯的鸽子，如何以某个图腾来勾勒才能更有美感，我们可以作进一步探讨。
    “大国学”的功能
    
    这种“大国学”涵盖了中国的“国学”与世界性的“汉学”这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其实用功能有两点特别突出：
    其一，对内，具有解释力和凝聚力。它能够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并能增加中国人的凝聚力。“大国学”蕴涵着中国作为由现在的56个民族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中华民族所组成的大民族家庭的和谐统一的思想精髓。“大国学”有利于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也可拓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路。带有很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会让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更多、更有力的交流，在文化的互补和磨合中促进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其二，对外，具有宣传力 。它能够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学观”而帮助国人向世界展示一个健康和与人为善的中国。现在是全球对话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应对外来的挑战，而且应该对世界作出积极贡献。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世界也向中国提出了要求，即中国应该如何帮助和影响世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以什么样的“大国学”来构建中国的精神体系与价值观，事关重大，不仅决定中国的命运，而且影响世界的格局。正如鲁迅所比喻的“如果你的嘴里并没有‘毒牙’，那何必在自己的额头写上‘蝮蛇’二字，引人来打杀呢？”所以，我们对外要向世界解释说明“中国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中国想在世界舞台上体现的形象是什么等问题。
    因此，处理好中国文明各个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爱国主义是合理的，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的国学观会为中国带来灾难，是应该努力克服的。
    （作者单位：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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