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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的姐妹“血缘” 《理智与情感》中提到约翰·达什伍德的第一句话是：他“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感情强烈”（1章）。这句话为他定了性，指出他和继母一家的最根本差异在于是否注重感情。小说的标题以及这类陈述点明，叙事将在重感情和不重感情的人的对比和冲突中展开，从而把全书放进了十八世纪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思潮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因此，在讨论达什伍德姐妹所代表的“理智”（sense）与“情感”(sensibility)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情感主义的缘起。 “为什么，”有研究者问道，许多严肃文学家都“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纷纷来关注情感呢？”[21]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诸国的贵族从武士转化为廷臣，促使上等和中等阶级的习俗、趣味乃至心理状态趋向于“文雅”和“精致”。[22]“善感”是在国内大规模武装冲突消除后形成的一种现代品性：“现代的安定、闲暇和教育生成了某种细腻的感性和精美的德行……在更严峻的年代里被压抑的人类同情心，特别是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迅速地膨胀，社会良心开始关注囚犯、儿童、动物和奴隶。”[23] 对个人感情的强调与家庭形态调整（向核心家庭过渡）同步。女性地位日渐突出。以理查逊的葛兰底森[24]为代表的新一代“绅士”具有温和细致、善解人意等许多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专有的特征。 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情感主义又是十八世纪英国人对“现代社会”的有意识的回应、批评或矫正。福柯曾注意到忧郁的泛滥和“商人国家”有某种内在关系。[25] 换句话说，约翰·达什伍德们的敛财逐利行径对人际关系的冲击逼出了某些应对、调整甚至抗争。情感主义思潮最直接最重要的先驱者是洛克的学生、友人和恩主沙夫茨伯里伯爵（本名安·阿·库珀，1671 -1713）。他不赞成霍布斯的人性自私论，[26] 明确反对“利益驱动世界”的流行观点。著名哲学家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也曾深入探讨人的感觉和感情。“情感”派思想家还常以传统文明为鉴照，批评现代社会使人“失去爱的纽带”，成了“彼此隔离的孤立个体”[27]。 在情感主义思潮的播散中，小说起了关键的作用。理查逊的小说《帕梅拉》（1740）问世之后，情感主义和眼泪崇拜在英国迅速成为流行的时尚，讨论“sensibility”和“sentimental”的文章著述层出不穷，[28] 甚至有期刊索性起名叫《情感杂志》（Sentimental Magazine）。诸多畅销故事，如《素朴儿》（1744）、《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重情者》（1773）等等，连篇累牍地罗列天真而善感的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遭遇。这些重情者们的被动、无能和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世俗能力观和成功观的，以讲求功利的现代人以及浇漓败坏的世风为对照。“情感热”还催生了哥特小说和浪漫主义诗歌。沉思忧郁的诗人气质，对废墟遗址的倾心青睐，对山色湖光的沉迷热衷等等，这些先期浪漫主义情调与情感主义趣味共同构筑着当时的文化时尚。 达什伍德太太及其女儿们是“感情强烈”的人。她们是约翰·达什伍德原则的受害者。她们受约翰夫妇排挤，失去亲人和原有收入以后又失去了安身之地。另一方面，她们又是约翰的金钱逻辑的抵制者。她们讲求人际间的亲情、友爱以及必要的自我节制和自我牺牲。小说有意细致地描述了她们在逆境中如何搬家、安家并与新邻居们相处，渲染她们一家人彼此依存，相互关怀。 玛丽安有两次在心情沮丧之时碰到爱德华来访，都打起精神来欢迎客人。叙述用揶揄的口吻议论说：“爱德华是普天之下因为不是威洛比而能被宽恕的唯一来访者”。话说得简洁而俏皮，似贬似褒。来客如若不是威洛比就需要“宽恕”，玛丽安渴望见到爱人的情状由此跃然纸上。她沉溺于一己的荒唐之处也被这短短半句话点透，显得颇为扎眼。不过，她毕竟能够跳出自己的感受，能“为姐姐感到高兴”(15章)，因此爱德华的“被宽恕”也使玛丽安因其善良本质而得到旁观的述者和读者的谅解。 在奥斯丁笔下，婚姻是使“利与礼”(Property and Propriety)两大主题纠结在一起的核心事件，[29] 也是不同人物、不同思想自我展示并彼此角逐的生活舞台和战场。面对婚姻的试金石，达什伍德女性坚守着“情感”底线。她们的父亲至少不完全唯钱是论——虽然头一位太太家资丰厚，续弦时却没有考虑财产。第二任达太太坚持感情至上的观点。她看出爱德华没有经济自立能力，但不阻拦他和埃丽诺的交往，“因为财产不等而拆散一对志趣相投的恋人，这与她所有的原则都是格格不入的。”（3章）多少得益于这位母亲的调教和庇护，不论埃丽诺还是玛丽安在择偶时都明确地把两情相悦放在第一位。玛丽安直言宣布，出于利益考量而安排的婚事“根本算不上婚姻”，“只是一种商业交易，双方都想损人利己。”（8章）埃丽诺虽然被妹妹认为是太务实，太不热烈，其实一直坚持自己的内心感受，不曾因任何经济因素而动摇，后来遭遇露西搅局，仍不肯轻易改变初衷。 她们的态度与约翰·达什伍德及露西们形成鲜明对照。约翰自己娶了阔太太并紧“傍”阔丈母娘，还帮她们两位敲边鼓，力促爱德华与莫顿小姐攀亲。爱德华和露西的婚约曝光后，他又立刻转头鼓吹费拉斯家次子罗伯特和莫顿小姐的婚事。他一本正经地对埃丽诺讲他的想法，后者忍不住插嘴道：“想来那位小姐在这件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很典型的，约翰反问“选择权”什么意思；然后轻描淡写地继续说：嫁给兄弟俩中的哪一个没有区别，关键只是谁处在继承人地位。（41章）对于约翰来说，婚姻是公司联营，作为结婚对象的具体个人乃至双方当事人的意愿根本无关紧要，关键只是谁是家族财产的法人代表。 在奥斯丁笔下，婚姻市场中的众生都是标了价的。比如，《曼斯菲尔德庄园》开篇就说：仅有七千镑私产的玛利亚·沃德小姐出人意料地嫁入财大位高的从男爵家，全村人为之惊叹，她当律师的叔叔承认，对应于这档婚事她的身价至少欠缺三千镑。约翰把所有的人和人际关系货币化的本事绝对不下于那位律师。他看到玛丽安因失恋痛不欲生花容失色，马上断定她的“价值”大打折扣，年收入有五、六百镑的男人是否肯接受她已经很成问题；于是他积极地把年收入两千镑的布兰登推荐给埃丽诺。 而正式加盟“情感”阵营的则有爱德华和布兰登上校。他们像那些典型“重情者”一样，显得“被动”“无能”。爱德华拒绝“出人头地”，让他的母亲和姐姐痛心不已——他不愿意从政，不谋求发财，也不肯娶家人相中的莫顿小姐，最终选择了没有多少油水的牧师职务和相对贫寒的妻子。被埃丽诺赞为“心地温厚”（10章）的布兰登年过三十，外表木讷寡言，骨子里却是真正的有情人。他对青年时代恋人念念不忘，肩负起照料她的私生女的责任；而且对与她相貌性情相似的玛丽安一往情深，还把可以卖个好价钱的牧师职位无偿提供给爱德华。 一个很能说明“情感派”行为原则的细节是爱德华和埃丽诺对待露西的态度。多时以来，爱德华一直在为少年时代莽撞订婚而暗自懊悔，认识埃丽诺后更是如此。然而他却不允许自己毁约。因为他以为露西爱他并一心指靠着他。婚约泄露后母亲向他施压，他本可以顺水推舟甩掉露西，可是他认为，除非露西想要解约，否则他应当一生背十字架，兑现承诺。爱德华的态度有点中世纪遗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虽然很难断定这是能给双方带来幸福的明智决定，却仍不能不从这种把荣誉、责任和对弱势者的担当放在首位的抉择中看到传统道德风范所包含的某种近乎英勇的高贵气度。同样，此时埃丽诺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协助爱德华经济独立很可能就意味着促成他和露西的婚事，从而使自己的爱情彻底破灭，却按“原则”行事，撇开私念恳请布兰登上校帮助爱德华。 不过，虽然都注重情感、反对惟利是图，埃丽诺和玛丽安的表现很不相同，效果也不一样。英国二十世纪前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考德威尔曾说，文艺作品有如梦境，是在思想中进行的代价最小的人生（或社会）试验。[30] 奥斯丁显然有意在这部小说里探讨姐妹二人中谁代表“真感情”，谁对金钱社会的抵制是货真价实而又切实可行的。 小说的叙事围绕她们几乎平行的恋爱经历展开。 十七岁的玛丽安率真坦荡，热情奔放，特别讲究艺术情趣和恋人间的心灵相通。她宣布说：“跟一个趣味与我不能完全相投的人一起生活，我是不会幸福的。他必须与我情投意合；我们必须醉心于一样的书，一样的音乐。”（3章）一天她外出登山遇雨伤了脚，被英俊青年威洛比搭救回家。英雄救美的奇遇让熟读浪漫故事的玛丽安心中生出许多憧憬，和威洛比谈得热火朝天，立刻成了知己。她我行我素，在邻人外客面前无拘无束地和威洛比卿卿我我，又和威洛比一道擅入他姑妈家宅园游玩，并振振有辞地自我辩护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确有不当之处，我当时定会有所感觉……而一有这种认识，我就不可能感到愉快”(13章)。拿一己的快乐来证明行为的得当，高度认可人的本能感受及其权威性，她的话正是沙夫茨伯里性善论的回音。 待威洛比突然告辞离开乡间，这位浪漫女孩就少吃不睡，眼泪长流，或不停弹奏、吟唱他们共同欣赏过的乐曲，或独自外出游荡，淋漓尽致地发挥伤别的情怀。玛丽安到伦敦之后再三给威洛比写信却不得回音，痛苦开始变得真实而沉重，最后在一次晚会上的邂逅让她见证了后者的背叛，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与玛丽安不同，埃丽诺“思想敏锐，头脑冷静，虽然年仅十九岁，却能为母亲出谋划策。……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感情强烈，不过她会克制自己”（1章）。需要强调的是，这位冷静的姐姐所代表的“理智”和约翰·达什伍德夫妇的算计是两回事。在英语里，特别是在十八世纪，sense一词若取其与“理性”或“智性”相关的含义，几乎等同于good sense 或common sense，用于人是指通情达理，思考判断行事中肯合度。对于深受约翰逊博士影响的奥斯丁来说，敛财逐利的贪婪计较压根不能划入“sense”的范畴。因此，叙述介绍埃丽诺时一再提到“心”和“感情”（她母亲评判爱德华时也首先肯定他的“心”），明确标出埃丽诺是在“感情”阵营里，她和玛丽安的分歧乃是同一营垒内的论争。 对于男人，埃丽诺最看重的是人品。她喜欢爱德华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因为两人相处彼此心有灵犀。她意识到爱德华本人态度暧昧似有苦衷，他的家人又在策划有利可图的联姻，因此她非常审慎，坚忍而耐心地等待事态明朗。不想等来的却是露西·斯蒂尔居心叵测的表白。对于埃丽诺，爱德华订婚的消息不啻当头一棒。不过，年仅十九岁的埃丽诺有超越一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本事。她思忖，当初爱德华年少而孤单，露西也必定更单纯可爱些，因而前者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埃丽诺不失礼貌地对待露西并信守保密的诺言；同时一如既往地操持家务，送往迎来。只是有一次，她一边暗暗自嘲，一边将詹太太为妹妹准备的号称能够治疗失恋的药酒一饮而尽，让我们窥见了她心里的苦涩和悲伤。 直到露西订婚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埃丽诺才赶紧抢在外人之前向妹妹说明情况。玛丽安正因为威洛比负心而怆痛不已，听了立刻失声大哭。于是，“埃丽诺倒成了安慰者，妹妹痛苦的时候她要安慰妹妹，自己痛苦的时候还得安慰她。”（37章）该句陈述用的是叙事人低调的中性口吻，只讲实况，不加评说。但是感受却显然是埃丽诺的。这一细节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玛丽安那种天真无心的自私：她放纵自己的感受，丝毫没有想到如此行事把额外的痛苦和负担加到了已经备受打击的姐姐身上。另一方面，不过年长两岁的埃丽诺虽然心里痛楚，对妹妹的表现也不那么满意，却仍担起了“安慰者”的任务。这让我们联想到她一向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妹妹一味伤心，在诺兰庄园寄人篱下的半年时间里与哥哥嫂嫂周旋的任务全由她独力担当。母亲看中的房子，她认为“太大住不起”，力促母亲搬到巴顿乡舍。她的冷静务实是不那么有权有势的女性达什伍德们的生存依靠之一。[31] 所以玛丽安会对母亲说：“要是离了她，我们可怎么办啊？”（3章） 如果说玛丽安代表了十八世纪末某些典型的情感主义浪漫姿态，那么她的恋爱挫折以及埃丽诺提供的对照或许可以说体现了奥斯丁对这一思潮的修正或再定位。情感主义讲究同情心，但更强调人性本善并肯定个人追求，几乎不可避免会导向某种唯我主义，背离其反对贪婪自私的初衷。[32] 纯良如玛丽安，一旦她奉行那种认为个人感情和个人追求高于一切的信条，也必然会陷入伤人害己的泥潭。恰如她后来意识到的，她为别人，特别是姐姐和母亲，想的太少了。她看不起詹太太之流，无视社会习俗，并不完全证明她脱俗勇敢，也常常表现了对他人的轻慢和蔑视。 情感主义的自我中心倾向还有另一个深刻的社会根源。如《帕梅拉》一书所揭示，情感主义“美德”是阶级权力再分配中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武器，是中等阶级群体和个人谋求更高社会地位、争取更大社会影响的方式。正因如此，展示自身的“善感性”常常是一种自我关注、自我赞美、自我提升的行为。比如，由于忧郁和神经质被不少人视作道德敏感性的体现，歇斯底里、哭泣和晕厥便成为许多淑女和准淑女们争相表演的节目。[33] 情感主义时髦迅速沦为一套现成的言论和姿态。“情”的话语如“责任”之类抽象词句一样，已经可以为任何人所用、用在任何人身上。范妮·达什伍德谈到自家儿子和利益，用的是无限夸张的煽情语言。她丈夫约翰议论爱德华不听从母亲安排时责备他不负责任，固执“无情”（37章）。露西更是开口便大谈她对爱德华以及其他人的深情厚意，以至詹太太夸赞她“很有理智，也很有感情”（38章）。某些特定趣味更是常常与真正的修养或高尚的情操分家，成为在某些圈子里提高身价的时尚符号。因此，罗伯特·费拉斯张扬他对“乡舍”的喜爱；威洛比熟读浪漫诗歌并时时卖弄，借雪莱诗作把一匹打算送给玛丽安的小马命名为“麦布女王”（12章）。连玛丽安也未能完全避免自我欣赏和角色意识。她对自然美景的热爱表现得相当外露和夸张。她会高声大气地嚷着说：“我以前【在诺兰庄园】……一边走一边观赏秋风扫落叶，纷纷扬扬的，多么惬意！那季节，激起了多少深切的情思！”（16章） 玛丽安把个人感情和想象放到至高的位置上，后果之一便是缺乏知人和自知之明。用埃丽诺的话说，她缺少“根据常识和观察得出的合理见解”（11章）。她误读了威洛比和布兰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自己。威洛比并非如她所想是一腔赤忱的重情者；布兰登不是她描绘的乏味老男人；而且她本人也并不那么超凡脱俗。她理直气壮地说：“富裕和堂皇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宽裕的生活条件就足够了，更多的财富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当埃丽诺追问她“你的宽裕的标准”时，她竟坦然说：最多一年一千八百到两千镑。（17章）玛丽安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有非常具体的物质内容——她希望和威洛比一道居住在乡间宅邸里，被美丽风景环绕，享受音乐和诗歌，有若干仆人，有马有车，还要有男人打猎用的行头和猎狗——比照前文提到的绅士收支状况，可知这属于中等士绅的生活。就是说，玛丽安的浪漫须以相当数量的财产为基础，可是她对此很不自觉，自以为与约翰爵士和詹太太等俗人判若霄壤。与她不同，埃丽诺能够比较冷静地判断自身的真相。这也是她比较谦和，不那么自以为鹤立鸡群的缘故。埃丽诺的“理智”是经过矫正的“感情”，它不仅受责任和理性双重指导，也建立在善于体察世界、体察他人和自己的基础之上。 威洛比的背叛宣告了玛丽安的浪漫实践的失败。由于其无权无钱的地位，她的自私所伤害的主要是她本人。近年对奥斯丁的评论中，有一派强调她对父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顺从（conformity），另一派突出她对社会现状及性别关系现状的批判。其实两面的论证并非水火不容，因为“保守的”奥斯丁和“激进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有很多相通之处。[34] 她们都认为，老一套情感主义话语和姿态已经失效，而且女性由于其弱势地位更易沦为浪漫幻想的受害者。 可以说，存在于埃丽诺和玛丽安所代表的“理智”与“感情”两者间的是姐妹关系，甚至是同一奥斯丁心态的不同侧面。因此，认为姐妹俩一个代表激进的法国式个人主义，一个代表保守思潮，是过于简单化的归纳。两位女主人公的差异和区别是“姐妹内部”分歧，映现了英国情感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性。埃丽诺的审慎包含了对情感主义的反思，且在另一个层面上构成对约翰·达什伍德世界的更全面的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