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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妮丝·格雷的痛苦 如果说简·费尔法克斯从未涉足家庭教师的行业，对职业的恐惧主要基于一种群体的想象，那么安妮·勃朗特根据亲身经历完成的《艾格妮丝·格雷》，真实地再现了女教师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痛苦，为我们分析这些痛苦背后的个人及社会原因，提供了一个更鲜活的依据。《艾格妮丝·格雷》发表于1847年，距离《爱玛》（1816）虽三十载有余，家庭女教师的境遇不但没有实质的改变，反而进一步恶化。 在勃朗特三姐妹里，安妮性情最温柔，当家庭教师的时间也最长，先后跟两个家庭相处达六年之久。由于生性拘谨，体质纤弱，又不受雇主的尊重，她的家教生活并不愉快，为帮家里减轻负担，才委曲求全，勉力坚持。这份难与人言的苦痛，只有在小说里，才得到了淋漓畅快的抒发。 小说的女主人公艾格妮丝，跟现实中的小说家脾气很像，温顺内向，善于自我克制。她的父亲在一位商人朋友的劝诱下，将家产变卖，投资贸易，结果损失惨重，使全家陷入困境。这样，艾格妮丝也和简·费尔法克斯一样，因为境遇的变故，被命运推到了生活的浪尖上。两人对于职业的理解和期待，却极为不同。简始终抱着恐惧的心理，回避现实，不做任何主动的安排，连埃尔顿夫人提供的帮助，也爱理不理，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婚姻上。艾格妮丝呢，则是自己主动要求去当家庭教师的。她对这份职业不但不排斥，还怀着美好的憧憬：“当个家庭教师该多有意思！去见见世面，过一种崭新的生活，自己对自己负责，施展一下我那从未发挥的能力，试一试我那无人知晓的力量。自食其力，不仅免去父母和姐姐负担我伙食和衣着的麻烦，还能给予他们安慰和帮助。”[15] 跟简相比，艾格妮丝显然更勇敢主动，更有独立的愿望，对职业有了更积极的认识：可以多见世面，独来独往，减轻父母的压力，还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令我们略感遗憾的是，一些更实际的问题，比如，从事这份工作，会面临怎样的困难，付出怎样的代价，承受何种艰苦，应做何种准备，她压根儿没有考虑。当艾格妮丝提出想去当家庭教师时，她遭到了家人的全体反对。其中，姐姐的反应最激烈：“到一个全是陌生人的家里，没有我和妈妈为你说话、给你拿主意，你能做什么？除了照管自己，你还有一群孩子要照顾，又没有人给你忠告。你甚至会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Agnes: 68）。父母也反复劝阻，并且说，家里的生活虽然艰苦，却还没有“落到这一步”。 家庭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仔细揣摩这家人的态度，就会发现，它既流露出艾格妮丝习惯依赖的事实，也暗示了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这个时期的英国虽崇尚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却仍然固守严格的等级秩序。自由绝不意味着平等。女子一旦从业，一旦要依靠劳动谋生，就意味着从原来的等级上降了半截。这从社会地位论，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可是艾格妮丝满心欢喜地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对于即将面对的困难，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教书育人，在她的眼里，既是有趣的，又是崇高的：“培育娇嫩的幼苗，看着花蕾一天天绽放！”（Anges: 69）当这样一种单纯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碰撞，会引发何等的失望与痛苦，也就不难预想了。 艾格妮丝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却因为年轻和不谙世事，缺乏把握现实的能力，或者说，她有独立的愿望，却还不具备独立的能力。家里人对她“百般疼爱，养成了软弱和依赖的习性，根本不适于应付生活的烦恼与忙乱”（Agnes: 62）。而且，当时的风气所趋，是提倡女子恪守谦卑温驯的妇德，正如穆勒所言：“所有妇女从最年轻的岁月起就被灌输一种信念：她们最理想的性格与男人的截然相反：没有自我的意志，不是靠自我克制来管束，而是屈服和顺从于他人的控制。”[16]女性很难形成独立的思想和坚强的品格，管理自己，尚不堪胜任，还要扮演老师的角色，建立有效的权威，就更形捉襟见肘，勉为其难了。这种情状对于处境原本尴尬的家庭教师，无异于雪上添霜。艾格妮丝耐心、温柔、善于克制，却独独缺乏坚强的个性和果断的作风，面对桀骜不驯、不服管教的孩子，只能束手无策，听任他们摆布：“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跟从我的概念；而是不管他们愿意上哪儿去，我都得跟着他们。不论跑、走或站，完全要投他们所好。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Agnes: 81）。她很快发现，家庭教师这个称呼，用在她身上简直是个讽刺。 事实上，艾格妮丝的东家也没有把她当教师看待，与其说当她是老师，不如说是一位“高级仆人”。雇主要求女家庭教师的工作相当繁杂，通常既要做幼儿的保育员，又要做大一点孩子的教员，教授各门语言、音乐、手工、针线等，除了脑力劳动之外，更多的是体力活，正像安妮的姐姐夏洛蒂所形容的那样——需要“巨大的耐心、自制力和无休无止的体力”。[17]像在第一个家庭，艾格妮丝除了负责孩子的初等教育，还要照料女孩的起居，帮她梳洗、穿戴，陪他们玩耍。东家暗示她对孩子不能直呼其名，要称他们为少爷、小姐——哪怕他们只有四、五岁！表面是恪守礼仪，实则是尊卑关系的确立。正因为有严格的尊卑之分，温顺谦卑就成为雇主挑选家庭教师时格外看重的品质。艾格妮丝的第二位雇主明确表示，“最重要的必备条件是温柔开朗的脾气和乐于施惠的品格”（Agnes: 113），学识尚在其次，东家太太反复叮咛她对孩子“不要急躁，要自始至终保持温柔和耐心”（Agnes: 120）。艾格妮丝的温顺性格，其实也是她痛苦的一个根由，正如马克思所言：“女子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她们天性中一切良善的、体谅他人的心意，竟成为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18] “教师”和“仆人”，本来就是一对矛盾：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必需树立尊严和权威，仆人的职责则是侍侯照料看管，以听命于人为本分。两种彼此矛盾的职责，施于一人，造成了人为的悖论，使家庭女教师被迫陷入双重的困境：从身份看，她介于淑女与女仆之间，从职责看，又介于教师与仆人之间。更麻烦的是，在身份和职责的认同上，劳资双方常有分歧：女教师把自己更多地看作淑女和老师，雇主则更多地把她当作仆人。 艾格妮丝找第二份工作时，特意挑选了一个绅士家庭，希望这个家庭的人有良好教养，“会给予家庭教师应有的尊重，将她视为一位可敬的、有涵养的女士，视为孩子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而不仅仅是一个高级仆人”（Agnes: 113-4），可结果呢，这位在广告中申明“会教钢琴、唱歌、绘画、法语、拉丁语和德语”的女子，体会不到丝毫的师道尊严。孩子们任性惯了，上课从不考虑老师的意见和方便，他们想在早饭前把“讨厌的功课”全部做完，就会在清晨五点半钟派女仆把她叫起来，毫无顾忌，也不作任何解释；家长“十分在意孩子们的舒适和快乐，对她的舒适和快乐却绝口不提”（Agnes: 121）；雇主的傲慢和孩子的胡闹甚至影响到仆人的态度：他们看到父母和孩子对家庭教师这么不尊重，也都相继效法。“有时，我觉得这种生活降低了我的身份，而且也耻于忍受这么多的羞辱”（Agnes: 128）。可见，在艾格妮丝的内心深处，依然执着于淑女的身份。假如她预料到了身份的变化，相信等级论有它庸俗势利的一面而努力不去介怀，或者认识到这是为求独立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就不至于过分地痛苦了。某种意义上，她的苦痛，跟这份执着不无关联。 1845年6月，安妮离开任职的罗宾森家，回到家里，这年秋天，完成自传性小说《艾格妮丝·格雷》。可见她内心的苦痛，实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痛苦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谙现实的天真幻想，不甘屈服的坚持以及惯于顺从的个性。相比于简·费尔法克斯想象的，虚张声势的痛苦，艾格妮丝的痛苦更实在，更能引发读者的同情。透过她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从业的另一重困境，并体会到社会施于女子的枷锁何其隐蔽而坚固。 安妮在经历了六年的家庭教师的生活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写作。可惜，留给她的时日已经不多。三年后，1848年5月，怀着未尽其才的惋惜，年仅29岁的安妮默然辞世。临终的遗言，今天读来，仍令我们感慨伤怀：“愿上帝宽限我一些时日，不仅为了父亲和夏洛蒂的缘故，也因为我想在离开人世前做一点有益之事。我脑海里有许多计划等待付诸实践——尽管卑微而有限，但我不想它们化为乌有。”[19]这一切停留于想象中的计划，随着安妮的离世，终于葬于尘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