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陆颖，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200092
    内容提要：1959年，傅东华重译旧作《珍妮姑娘》，受到读者欢迎，得到译界赞誉。与1935年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功能发生转变，文本宛如隔世重生。译本被赋予浓重的人民性，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译文风格迥异，但这并非傅东华对德莱塞的原初解读。《珍妮姑娘》在新中国的重生，是文学翻译服务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民族文学、规范统一汉语过程的必然产物，也凝结着二十四年中译者本人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协调。因此，评价重译作品，重在“重”字，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评价新译本。
    关键词：《珍妮姑娘》/重译/傅东华/语境/人民性

    一、引言
    
    《珍妮姑娘》是翻译家傅东华(1893-1971)除《飘》以外，另一部广受欢迎的译作。早在1935年，傅东华就将其译入汉语①，名为《真妮姑娘》②，茅盾专门在《文学》上撰文评介③；后两度重排发行，受到文坛关注④。建国后，傅东华重译该作，1959年收入《德莱塞选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⑤。尽管每次再版重印都或多或少融入新鲜血液，但1959年的这一次幅度最大，每章平均百余处，多者近三百处，使得来自人民的《珍妮姑娘》在建国初的新历史语境中为人民而留存下来。重译本从1959年至1962年间共印三次，累计发行2.9万册，此后成为再版重印的母本，1979年再版⑥发行21万册：在新时期，傅译《珍妮姑娘》一直是各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作品，被反复重印出版。
    从译作本身而言，1959年重译版《珍妮姑娘》在译界好评连连，认为译文“文笔生动活泼”⑦，“文从句顺”，“忠实条畅，译技不凡”⑧，不仅“译字、译情，而且还译出神韵、译出风格”⑨。但仅从该文本出发，评价此重译本，犹如将其置于真空中，切断了重译本的循环阐释链，割裂了译本产生语境和译者自身成长，难以全面评价译作历史价值和译者风格，故本文拟从文化研究视角，历史地剖析傅东华1959年对《珍妮姑娘》的重译，洞察重译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及译者因素。
    二、花开二度：为人民而重生
    文学翻译并非真空中产生⑩。每个译本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法国翻译理论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曾言，文学作品的首译拓展了其流传空间，重译和复译则延伸了流传时间(11)。历时过程中，作品不断重译，以求被不断变化的新语境接纳，这是作品在新语境中生存的要求。
    建国后，翻译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性质进一步加强。这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译介目的截然不同。文学翻译的重要议程和目的在于参与新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构建。五十年代外交“一边倒”，俄苏文学翻译牢牢占据中心地位(12)。大量欧美文学作品因意识形态、创作手法有悖主流，被边缘化(13)，译介和研究重点限于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意在让我国读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艰苦斗争，培养“国际主义的思想情感”，牢记在全世界“争取独立和自由”斗争中的责任，同时通过借鉴其创作手段，“发展、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14)。
    德莱塞的作品多不带偏见地如实描写美国城市生活，“拿锋利深入的眼光去暴露现代文明和社会组织的种种病象”(15)，在三十年代被认为美国第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艺术上更接近“完全的现实主义”(16)，得到文学研究会和左翼积极译介，傅东华一人就翻译一部长篇和五篇短篇(17)，希望通过翻译现实主义作品改变社会和文学现状。《真妮姑娘》描写了十九世纪末芝加哥等大都市飞速发展带来的“新的‘思想上感情上的悲剧'”(18)，“暗示了人生的真谛”(19)，故傅东华受邀翻译全书，十多年后，朱葆光应赵家璧之邀再次翻译该作(20)。
    到了五十年代，德莱塞的意义不再留于真实描写现实，而是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罪恶与腐朽的进步作家，其作品不仅与当时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吻合，艺术上也符合无产阶级艺术创作需要和目标，因而得到充分译介。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当时仅有的两家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的国营出版社(21)之一，于1958年到1962年间，陆续出版了一套《德莱塞选集》。《珍妮姑娘》因其政治上“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败坏的道德”，“肯定了一个来自人民”的珍妮“崇高而纯洁的道德”，现实主义手法上“向前进一步”(22)，益于瓦解资本主义的不良影响，理所当然入选。从文本功能上说，《珍妮姑娘》的政治功能得到强化。在新的语境中，小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人民性，迫使作品调整定位，为人民而重新移译，以走近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使命。
    三、从《真妮姑娘》到《珍妮姑娘》：涅槃中重生
    
    从《真妮姑娘》到《珍妮姑娘》，虽标题仅一字之差，但两者已差之千里。版本上，初译本为直排繁体字本，前附《德莱塞评传》；重译本改横排简繁体字混合本，以译自苏联的《来自人民的姑娘——珍妮·葛哈德》为序。文本上，两种译文在文本解读、翻译策略、文体特点、审美特质和汉语特征等方面都有众多变化。
    1.文本解读：从进化论到阶级论
    序言作为副文本的一种，“为正文本提供一种氛围和视界，为阅读正文本提供导引，并参与文本的意义生成”(23)，是整个文本和版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珍妮姑娘》的重生便以序言更替拉开帷幕。
    初译本中傅东华所作的《德莱塞评传》，主要介绍作者生平创作，简析小说意义。评传指出作家以“新闻记者的态度”，如“历史学家”一般写小说，“不怀伤感，不加议论”，只“报告”事实。在他眼里世间各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和“苦衷”，这便酿成了珍妮姑娘的悲剧命运。这是命中注定，由“人类自己身上”的“生物化学的作用”——人自身欲望——决定，因而任何伤感和道德批判都苍白无力。在傅东华看来，德莱塞的现实主义观显然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这与他所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生存竞争原则——不无关联。傅东华不禁反诘道，德莱塞岂会和美国的理想主义妥协？岂会相信美国理想中“所谓自由平等的德谟克拉西”(24)？
    重译版序言选译自苏联柴苏尔斯基所著《西奥多·德莱塞》一书，全文从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分析小说主题、情节、人物及创作手法，指出作品具有“深远的人民性”，是德莱塞向美国资产阶级提出的挑战：通过塑造珍妮这个无产阶级正面形象，来暴露美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伪善、利己和贪婪，以及与无产阶级的天然对立与隔阂。柴苏尔斯基认为这是作品“有力之处”，也是作者现实主义手法“向前进一步的表现”。
    序言以大量笔墨分析主人公珍妮。这是一个纯朴无辜的无产阶级姑娘，出身劳动人民家庭，性格“柔和”、“善良”、“乐观”，道德“崇高而纯洁”，精神“大公无私”，“体现了普通劳动人民所固有的优秀品质”。而她所谓的堕落和牺牲，及所受困苦，都是“为了保持人的尊严”，而不得已为之。罪魁祸首并非无常的命运，也非柔弱的性格，而是“资产阶级世界惨无人道的法律”和“伪善”的“道德标准”，她的悲剧归根结底是社会制度的悲剧，个人无力反抗，难以改变。尽管万恶的制度毁掉了她的一生，却终“不能毁掉她的心灵”，珍妮的纯洁与社会的丑恶两相比对，凸显了人民的力量。序言认为，作者着力塑造珍妮·葛哈德的形象，足以“证实他的作品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证实他对美国普通人民的悲惨、痛苦的命运抱有深刻的同情”，以及“对普通人民的正直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对他们的伟大和他们与资本主义世界、财奴世界相比的优越性，表现了强烈的信心”(25)。
    同一部作品，同一位作家，在不同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色彩和意义。序言的重新评价，为读者阅读重译本，营造了无产阶级的解读视界和氛围，提供了“正确”的引导，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译本进行了重新定位——这是一部来自人民、面向人民的作品。
    2.翻译策略：从“字斟句酌”到“文从意顺”
    为体现人民性，重译本一改初译本“字斟句酌”(26)、近乎“字对字”直译的方式，跳出原文句式结构和措辞，着眼意义，重构句子，或合或分，或调整语序，或相应增删，前置定语“的”字连篇情况明显减少，把字句使用频繁，句子结构更简洁明了，“文从句顺”(27)。例如：
    例1：原文：to walk where it was most golden(28)
    初译本：走到它的最金色的地方(29)
    重译本：到那金色最浓的地面去散步(30)
    例2：原文：Then the remembrance of her marvelous beauty swept over him and changed his mood.(31)
    初译本：然后她的奇美的记忆掠过他的心，他就改变他的心境了。(32)
    重译本：随即他记起了她的出奇的美，他的心情也就改变了。(33)
    例3：原文：That important individual felt very kindly toward mother and daughter. He liked the former's sweetly troubled countenance and the latter's pretty face.(34)
    初译本：那书记对于母女二人很有好感。他喜欢前者的并不讨厌的愁容，喜欢后者的姣好悦人的面目。(35)
    重译本：那帐房对她母女俩很有好感；他喜欢那个母亲的并不讨厌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姣好悦目的面貌。(36)
    例1中重译本回归汉语表达习惯，将初译本字对字翻译的“最金色”改为“金色最浓”。例2中前半句主语改为“有灵”成分，调整语序，与汉语习惯相符，后半句则使用“主题+述语”结构，并根据事实逻辑改换主语。例3则在篇章衔接上，根据汉语习惯加以调整，通过重述名词，取代英语中的形容词指代。
    3.文体特点：从古奥正式到个性口语
    文体上，重译本增加了较多语气词，使人物个性鲜明，口吻富于变化。一些较正式、古奥的词语则替换为口语词，如动词“回首”、“嘘拂”改为“又回过头来”、“吹过”，形容词“渺茫”、“苍碧”用“模糊”、“天蓝色”替换，“判事”、“狱卒”等词分别改为“法官”、“看守员”，副词“尚未”、“方才”、“若果”、“这般”改作“还没有”、“就”、“如果”、“那么”，文中几乎所有表示并列关系的“和”，都改为“跟”。另有诸多名词、动词进行了儿化，更突显口语特征，句法上则增加把字句使用频率。
    重译中，译者着力推敲人物对话，除了更口语化外，还准确地把握和表现说话人的心态和口吻，生动鲜明地塑造人物形象和个性，如：
    例4：原文：I wish we were rich.(37)
    初译本：我原意咱们也有钱。(38)
    重译本：我巴不得咱们也有钱。(39)
    例5：原文：Let m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I guess I'll pick up enough to carry me through.(40)
    初译本：让我进事务所里去，我想我可以得到足够的经验，使我干得了。(41)
    重译本：让我进事务所去，我想干些日子就可以干下去的。(42)
    例4中的“巴不得”将珍妮目睹上流社会奢华后，急切希望自己家有钱，又颇有嗔怪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例5则一改初译的老气横秋，尽显年少时雷斯脱自信满怀、血气方刚。同时，译者给人物语言贴上了身份标签，如珍妮母亲语言朴实，在参议员白兰德面前，自觉地位谦卑，处处以“您”尊称，而白兰德的语言则更为庄重、正式，使两者的地位差距和阶级差异更明显。
    4.审美特质：从古雅对仗到叠韵排铺
    重译本在修辞上基本保留了初译本的诸多平行对称结构，但根据情节有所增补调整，以烘托人物心情，使译文舒展条畅，如：
    例6：原文：It was astonishing to her that he had let things go along as dangerously and silently as he had.(43)
    初译本：他这般冒险地沉默地把事情耽误到如今，她觉得很可惊异。(44)
    重译本：他这样的不顾危险，闷声不响的把事情耽误到如今，她觉得很可惊异。(45)
    时而再加上叠韵词的烘托，音响上有张有弛，如：
    例7：原文：…devoting the intermediate hours to dressing the children, cooking, seeing that they got off to school, mending their clothes, waiting on her husband, and occasionally weeping.(46)
    初译本：其余的时候，就替孩子们穿衣服，烧饭，送他们上学，给他们补衣裳，服侍丈夫，偶然还要抽点工夫哭哭。(47)
    重译本：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们穿衣服，烧饭，打发他们上学，给他们缝缝补补，还得服侍丈夫，还得偶尔抽出点时间来掉掉眼泪。(48)
    重译本中叠韵词大幅增加，语言更富节奏，增强了音响效果，如：
    例8：原文：for truly he desired her greatly.(49)
    初译本：他想她的心思确实是大了。(50)
    重译本：他确确实实是非常想要她的。(51)
    例9：原文：his voice straining to a hard note.(52)
    初译本：他的口声已紧张做一种刚硬的音调。(53)
    重译本：他的口声已经变得硬帮帮。(54)
    5.汉语特征：从文白杂糅到现代汉语
    就汉语而言，初译本字词紧凑，文白相间，杂糅了吴语方言、自创词和欧化结构等。重译本则一统为规范的现代汉语，即普通话。重译本又通过双声、叠韵、儿化、增词等手段，将初译本中诸多紧缩结构和单字词扩展开，使译文节奏舒缓，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例如：
    ①现代汉语代替方言：
    玉蜀黍-玉米；鹹水-灰汤；晓得-知道；常规-常常；给她药吃过-给她吃过药；
    ②现代汉语代替文言：
    观云-看云；确乎-的确；那位-哪位；
    ③现代汉语代替译者自创语汇：
    An atmosphere of grim ecclesiasticism：一种严肃的宗教空气-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
    ④双声化：贫女-贫家女子；朝暮-朝霞和暮霭；虹驻日光-彩虹留住日光；
    上有……下有……-上面有……下面有……；重-重新；
    虽未-虽然没有；愿-愿意；直-一直；
    重译本改变初译本中骈文结构与欧化结构并存情况，重译本还修正了语法偏误，如将数个“的”连用的第一个“的”改由“那”代替，其余保留；而未加“的”的从属关系，则相应增加。同时通过增加了量词、关联词，弱化半文半白的意合特征，强化现代汉语的形合特点，例如：
    ⑤增加量词：
    有一中年妇人-有一个中年妇人；鞠了躬-鞠了个躬；
    每一声音和每一叹息-每一个声音和每一声叹息；
    ⑥增加关联词：
    例10原文："Is that her daughter with her?" asked the housekeeper, who could see them from where she was standing.(55)
    初译本：“那是她的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她从她站的地方可以看见她们。(56)
    重译本：“那是她的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她们。(57)
    综上所述，两个译本风格迥异，重译本被限于人民性的阐释中，译文汉语规范，文体口语化，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跌宕，言辞铿锵流畅，在内容、形式、语言和意义上体现作品的人民性。然而，《珍妮姑娘》的人民性并非与生俱来，这从初译本中已可窥知。当然，这也非译者一时兴起，而有更为复杂的缘由。
    四、重译《珍妮姑娘》：在人民中重生
    
    如勒费弗尔(Andrew Lefevere)所言，文学翻译往往受制于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和赞助人等因素，重写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写、操纵原文，使之符合该语境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以特定方式产生社会功用(58)。
    随着历史、社会和文化变迁，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相应变化，必然对以往作品做出评价：对遵从者加以鼓励和宣传，对背离者予以遏制和破坏。因而，重译和复译的意义便在于使作品符合当下语境、服务于该语境。新的历史语境赋予《珍妮姑娘》人民性，这便决定了作品为人民而译，来自人民，让作品走近人民是重译的主要目标。重译过程中，新语境的主导意识形态、主流文学观念和语文政策相互交错，影响着译者抉择，而译者本身的转变也成为《珍妮姑娘》重生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1.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由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59)，用詹姆森(Jameson)的话来说，意识形态由“规范人们行为的形式、习惯和信条构成”(60)。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三十年代的中国在求索中寻找光明，文化空前开放，思想尖锐交锋，以求社会启蒙和文学改良最佳途径；五十年代则在光明中求索，巩固政权，统一思想，构建稳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实现文艺化大众的目的”(61)。这直接影响了作品的解读和翻译目的，进而推及翻译策略。
    尽管三十年代对《珍妮姑娘》的解读也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涉及性、道德、人性、金钱等内容，但不论译者本人，还是此后的评论(62)，多立足思辨分析，从作者的哲学思想和创作思路出发，讨论小人物在社会大环境中的内心矛盾、思想跌宕，思考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性与两性恋爱的联系、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作用，反思人的本能和本质。初译本毕恭毕敬地“字对字”直译，以求尽可能反映原作面貌，从而将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内心世界展现给世人，引起国人对动荡时局中个人命运的思考，给予文学求索道路中的新文学作家文艺思潮的洗礼，触发其创作灵感，挖掘相关题材，投身创作。
    但这样“字斟句酌”的翻译策略和描写现实的文本解读，与五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并不一致。《珍妮姑娘》之所以需要并能够同读者再见面，主要因为其顺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新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珍妮姑娘》同其他“十七年”文学作品一样，渗透了浓重的国家意识形态，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政治烙印，小说的多元解读可能被消解，只留下阶级斗争层面。重译本中小人物成了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态的揭露，人物间的矛盾纠葛上升到阶级高度，珍妮的两度同居被赋予了阶级同情，对两位男主人公的解读不再是人性上的，而是道德上的，甚至带有阶级审判意味，这些甚至在1979年再版时潘庆舲作的序言中仍有体现(63)。与此同时，初译本中并无特殊意义的“群众”一词也被弱化为“一般人”。另一方面，翻身做主人后的新中国，文化自信大增，促使译者摆脱“镣铐”，远离作者，走近读者，在人民性上做文章，重塑译作，实现珍妮姑娘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人民性形变，以求确立普世的劳动人民形象和品格模范，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信和优越感，疏离资本主义的不良影响，从而接近读者，感染读者。
    2.文学观念：重构现实主义与文学民族性
    傅东华初译《真妮姑娘》时，中国文坛试图通过翻译，学习借鉴西方文学创作手段，丰富我国文学形式，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美国文学虽一度被轻视，其诸多借鉴价值终得到认识(64)。初译本力图将德莱塞的创作笔法原封不动地搬到国内，给予文学求索道路中的新文学作家创作手法上的启迪，促进我国现实主义作品创作。因此，译本较多体现原作风貌，“译笔自然而忠实”(65)，对于不同人物的个性语言并未细究。
    建国后，现实主义经历了政治重构。不论是五十年代初从苏联舶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五十年代末自主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66)，都着眼国家文学和民族国家话语的构建。翻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自有正面功用，而翻译西方现实主义作品则能有力揭露资本主义罪恶、大力讴歌人民伟大，丰富创作手段，从而“发展、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67)。重译中傅东华特别推敲人物对白，描摹人物心态，以求更真实地反映劳苦大众的人民本性和资产阶级的伪善与丑恶，通过逼真的语言将两个阵营对立起来，反映两个阶级的天然对立与水火不相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国后一切仿效苏联，以苏联为楷模、旗帜的过程中，仍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对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弱化，民族形象日益模糊产生焦虑与担忧(68)。1956年一股反思潮流逐渐形成。是年6月，陆定一在阐释双百方针时特别强调：学习苏联时，要有“民族自尊心”，“决不能做民族虚无主义者”(69)。此后，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时指出：“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70)。这在《珍妮姑娘》重译本中直接体现为翻译策略上的归化，文学形式的传统回归，和语言文体的口语化、大众化。重译本以人民大众读者为本，顺应他们的语言和审美习惯，大量运用平行对称结构、叠韵词和四字格，丰富音响效果，增强节奏感，“文笔生动活泼”(71)，文字朗朗上口，故事跌宕起伏。译本中人物贴近人民本色，对白着力表现人物性格、身份和心态，接近老百姓的口吻，既响应了文学创作扎根人民、走近人民的号召，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体现文本的人民性，也体现了民族自信心，保留和传承了民族形式和特色。
    3.语文政策：规范现代汉语使用
    重译本在汉语语言上对初译本的颠覆，既反映了作品初译后二十四年的汉语发展，也体现国家语言意识提高和统一。作品初译之时，文言初废，白话始兴，方言袭用，未形成统一的现代汉语，而随着对外交往的深入，汉语欧化也成为当时语言发展的一个趋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话文争论中，傅东华徘徊于文白之间，对借鉴外语结构改良汉语，既赞同又有保留(72)，所以初译版语言杂糅。
    重译本改用现代汉语，一方面是语言更新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响应新中国语言规范化的号召。1955年10月，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召开。同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作家、翻译家重视作品语言的规范，得到广泛响应，诸多旧作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加以修改。如，叶圣陶的作品在收入文集时，进行了仔细全面的语言更新(73)。同时期的译作修改也进行了语言翻新。事实上，重译本在规范语言的过程中，又一次体现了文本的人民性，也最大可能地走进全国读者视野，赢得了江浙以外的众多读者，从而完成其使命。
    4.译者主体：现实与理想的制衡
    重译《珍妮姑娘》中，傅东华本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三十年代，傅东华集译者、作家、教育者、批评者、编辑与出版者于一身，是文学研究会的一员干将，翻译了诸多苏俄、弱小国家及欧美现实主义作品，和大量文艺理论书籍，三十年代中期协助左翼开展文学工作(74)，后为中国文学家协会发起人之一，三十年代末作为复社成员参与了《西行漫记》汉译。对于翻译的理想和现实，他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要推动文学改革，必须借助翻译，这样才能摆脱传统窠臼，收融西洋风格(75)，他始终坚持“有计划有系统的译书”(76)，除翻译历代古典作品与当代新兴文学外，特别注重翻译现代现实主义作品与革命文学，让读者认识现代社会及革命的本质(77)。要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就需要“富有服务精神的忠实翻译者”(78)，实践泰特勒(79)的翻译理想：“原作的好处完全移注在另一种文字里面，使得译文文字所属国的土著能够和用原作文字的人们同样明白地领悟，并且同样强烈地感受”(80)，其中首要的是意思的“完全复写”(81)，尽管会造成文本有些“不顺”，但只是习惯问题。“我们只可拿自己的习惯去迁就不惯的风格，不可叫不惯的风格来迁就我们的习惯”(82)。出于这样的翻译理想，三十年代的读者不得不接受《真妮姑娘》近乎“不惯”的译文风格。
    四十年代的傅东华已淡出文坛，仅翻译通俗作品和消遣读物，偶尔翻译一些迎合时局的读物。解放后，除翻译《伊里亚特》、补译《堂吉诃德》外，主要从事重译修订、文字研究及辞海编纂。其四五十年代的翻译，无论数量还是选材，都不及三十年代的辉煌，但这一时期他翻译的《飘》却几乎成了他的巅峰之作，遮蔽了他所有其他译作的光芒，深得一代又一代读者喜爱。傅译《飘》并不迁就原文，可读性强，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虽在某些地方有过度中国化之嫌，但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83)。这一经历对其翻译生涯和翻译思想的影响不容忽视，如五十年代，为了增强可读性，他断然以散文体重译《失乐园》，而《珍妮姑娘》翻译策略的变化，特别是整体语言风格、文学形式的归化，也或多或少源于此。
    当然，傅氏的译文修改大部分并不依赖原文，犹如创作修改中的文字润色，拉大译文与原文距离。三十年代的现实迫使傅东华搁置对译文风格的追求，以翻译原文意思为要务(84)。建国后，时局稳定和平，方才给了他追求译文神气与风格的可能。在傅东华看来，翻译是艺术(85)，译出神气是译意后对风格的追求，重译《珍妮姑娘》重在艺术风格与文章神气的传译。因此有译评指出，译文在理解原文上做到“融会贯通”，表达上可谓“运用纯熟”，直译、意译不拘一格，转换灵活自如(86)。
    结语
    
    对于重译作品的评价，一方面需要如普通译作评价一样，置之于译作产生语境，探究社会化历史文化成因，以及译者本人的参与作用，另一方面，需着眼“重”字，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以旧译为“前见”，分析新译的“视域融合”和对原作的动态理解，在动态的历史中评价凝固了的新译本。傅东华时隔二十四年重译《珍妮姑娘》，重译本被赋予人民性，译文风格迥异，备受译界赞誉，但这并非傅东华对德莱塞的原初解读，《珍妮姑娘》在新中国重生，凝结着时局变化后历史文化语境转变、汉语语言发展的凝重，以及二十四年中译者本人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妥协，重译本是新中国服务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文学、构建民族文学、规范统一汉语过程中的又一块新砖。

    注释：
    
    ①1935年傅东华翻译的《真妮姑娘》，入选上海中华书局《世界文学全集》首批计划，因受战事所困，该作为全集中为数不多的最终与读者见面的作品之一(子渔：《书报述评〈真妮姑娘〉》，《文学》1935年第4卷第6号)。
    ②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
    ③子渔：《书报述评〈真妮姑娘〉》，《文学》1935年第4卷第6号。
    ④1940年和1943年昆明与重庆中华书局分别重印了傅东华翻译的《真妮姑娘》，当时永默在《妇女月刊》1944年第3卷第5号撰写了《书评：真妮姑娘》。
    ⑤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⑥1979年再版发行时(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文本上仍有诸多改动，但当时译者已过世，而1959年后重印的两个版本现也难觅踪迹，因此这里再版中的改动，究竟是译者在前两次重印时加以修改，还是1979年出版时出版社代为操刀，有待进一步考察。
    ⑦孙致礼：《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49-1966)》，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
    ⑧袁锦翔：《融会贯通运用纯熟——傅东华译〈珍妮姑娘〉首段赏析》，《中国翻译》1987年第1期。
    ⑨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60页。
    ⑩Bassnett, S. and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93.
    (11)许钧：《重复·超越——名著复译现象剖析》，《中国翻译》1994年第3期。
    (12)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发刊词指出：“我们的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
    (13)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9年12月，翻译的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占当时全部外国文学作品的65.8%(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7页)，建国十七年间，英美文学翻译总数仅460种(孙致礼：《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49-1966)》，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14)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译文》1954年10月号，转引自罗新璋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67-568页。
    (15)傅东华译：《化外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3-284页。
    (16)子渔：《书报述评〈真妮姑娘〉》，《文学》1935年第4卷第6号。
    (17)傅东华解放前翻译的五篇德莱塞短篇小说是《蚁梦》(1934)、《一个大城市的色彩》、《失恋复恋》、《老夫老妻》(1935)和《失去的菲比》(1939)。
    (18)子渔：《书报述评〈真妮姑娘〉》，《文学》1935年第4卷第6号。
    (19)永默：《书评：真妮姑娘》，《妇女月刊》1944年第3卷第5号。
    (20)1949年赵家璧主持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朱葆光的译本，名为《珍妮小传》，收入首批《晨光世界文学丛书》。这批译作均为美国文学，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北平分会和美国国务院及美国新闻处合作编译，历时三年，云集了郑振铎、焦菊隐、李健吾、冯亦代、徐迟等诸多文坛名家(赵家璧：《出版者言》，载德莱塞著、朱葆光译《珍妮小传》，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1-2页)。
    (21)当时主要由两家国营出版社负责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分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者于1958年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组成上海文艺出版社。
    (22)柴苏尔斯基：《来自人民的姑娘——珍妮·葛哈德》，侯华甫译，载德莱塞著、傅东华译《珍妮姑娘》，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Ⅰ-Ⅶ页。
    (23)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4)傅东华：《德莱塞评传》，载德莱塞著、傅东华译《真妮姑娘》，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12页。
    (25)柴苏尔斯基：《来自人民的姑娘——珍妮·葛哈德》，侯华甫译，载德莱塞著、傅东华译《珍妮姑娘》，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Ⅰ-Ⅶ页。
    (26)傅东华：《〈飘〉译序》，载米切尔著、傅东华译《飘》，国华编译社1940年版，第3页。
    (27)袁锦翔：《融会贯通运用纯熟——傅东华译〈珍妮姑娘〉首段赏析》，《中国翻译》1987年第1期。
    (28)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
    (29)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21页。
    (30)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8页。
    (31)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9.
    (32)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63页。
    (33)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页。
    (34)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
    (35)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4页。
    (36)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37)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
    (38)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0页。
    (39)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40)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7.
    (41)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60-161页。
    (42)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23页。
    (43)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06.
    (44)德莱塞著：《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418页。
    (45)德莱塞著：《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319页。
    (46)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
    (47)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3页。
    (48)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
    (49)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0.
    (50)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165页。
    (51)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26页。
    (52)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7.
    (53)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102页。
    (54)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82页。
    (55)Dreiser, Theodor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e Clark Mitchell, Jennie Gerhardt. Oxford[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
    (56)德莱塞：《真妮姑娘》，傅东华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2页。
    (57)德莱塞：《珍妮姑娘》，傅东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58)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vii, 16.
    (59)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vii, 16.
    (60)Jameson, Fredric, 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07.
    (61)龚奎林、黄梅：《“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专察》，《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2)这些评论包括：毕树棠的《德莱塞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现代》1934年第5卷第6号)，子渔的《书报述评〈真妮姑娘〉》(《文学》1935年第4卷第6号)，赵家璧的《新传统》(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59-99页)和永默的《书评：真妮姑娘》(《妇女月刊》1944年第3卷第5号)。
    (63)在1979年版序言中，潘庆舲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为指导，从阶级性出发分析小说中反映的美国社会矛盾之尖锐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丑恶，小说中的人物被划分了鲜明的阶级阵营，珍妮姑娘是老工人的女儿，是劳动妇女，与她发生情感纠葛的两位男性则为“资产阶级政客”和“富翁”“之流”，言语中流露出深重的阶级仇恨，德莱塞则成为“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潘庆舲：《关于〈珍妮姑娘〉》，载德莱塞著、傅东华译《珍妮姑娘》，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Ⅰ-Ⅲ页)而这些在1987年他为自己翻译的《珍妮姑娘》所作的序言(潘庆舲：《译本序》，载德莱塞著、潘庆舲译《珍妮姑娘》，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中荡然无存。
    (64)30年代在大量译介俄苏和受迫害民族文学后，现代美国文学的价值得到重新发现。赵家璧指出为独立而战的美国，同当时中国一样，文学上揭竿而起，另立“新帜”，应用口语，创造新词、试验各种写作手法，“向现实主义的大道前进”，因此译介现代美国作品，必能使国人“认识许多事情，学习很多东西”。(赵家璧：《新传统》，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4页)
    (65)永默：《书评：真妮姑娘》，《妇女月刊》1944年第3卷第5号。
    (66)方长安：《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67)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译文》1954年10月号，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67-568页。
    (68)方长安：《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69)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载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27页。
    (7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32页。
    (71)孙致礼：《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49-1966)》，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
    (72)1934年6至9月间，傅东华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大众语的文章，分别为《大众语文学解》(《文学》1934年第3卷第3号)，《大众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及以后》(《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28日)，《大众语与大众意识》(《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3日)。
    (73)金宏宇：《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74)傅东华以非左翼作家身份出任30年代大型文学刊物《文学》主编，为这本进步杂志添上了保护色。
    (75)傅东华译：《化外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76)傅东华：《山胡桃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352页。
    (77)傅东华：《山胡桃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336页。
    (78)傅东华译：《化外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3-284页；傅东华译：《饥饿及其他：新俄小说选集》，新生命书局1932年版，第1-2页。
    (79)Alexander Fraser Tytler，傅东华译名为泰脱拉，现通译为泰特勒。
    (80)傅东华：《山胡桃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346页。
    (81)傅东华：《山胡桃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347页。
    (82)傅东华：《山胡桃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349页。
    (83)陆颖：《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复译——Gone with the Wind中译研究(1940-1990)》，《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陆颖：《翻译：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重写——傅译〈飘〉之个案研究》，《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4)傅东华：《山胡桃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347-349页。
    (85)傅东华：《翻译是艺术》，《中学生》1934年第45期。
    (86)袁锦翔：《融会贯通运用纯熟——傅东华译〈珍妮姑娘〉首段赏析》，《中国翻译》1987年第1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