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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J．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义学》，吴泓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页。 [2] A．J．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义学》，吴泓渺译，第24页。 [3] 转引自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4] A．J．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义学》，吴泓渺译，第307页。 [5] A.J.Greimas, 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65-66. [6] A．J．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义学》，吴泓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4-26页。 [7] A.J.Greimas, 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 p.68. [8] 格雷马斯解释说，雅各布森把两个分解出来的意义成分叫做区别性特征，他认为这个概念就是索绪尔的“差别成分”，而格雷马斯为简化术语，建议称其为义素。 [9] Frederick Gwynn and Joseph Blotner, eds.,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p.68. [10] 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世界文学》编辑部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20页。 [11] 本文作品引文均出自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以下引文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注。 [12] Edmond Volpe, A Reader’s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 The Noonday, 1964,p.127. [13]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第293页。 [14] 詹姆逊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4-155页。 [15] 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代前言第10页。 [16] Stephen Zelnick, “Ideology as Narrative”, Harry Garvin, ed., Narrative and Ideology, London: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81. [17] J.Laplanche and J.B.Pontali,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London:Hogarth Press,1980,p.3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