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到日本汉学家中岛敏夫这个名字是在近二十年前读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其自序中提到该书起因于中岛敏夫教授的讲学邀请和“命题”撰书。后来又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学者名录中看到中岛敏夫的名字，当时他已从爱知大学文学部调到现代中国学部；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文化的馈赠（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收入他的论文《关于“文学”的概念》。近日得读《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刘柏林、胡令远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对中岛教授的学问人品又有了更多的了解，该文集中的许多论文也引起我的研读兴趣。该书收入了中岛教授的一篇论文《金城考——论〈尚书·禹贡〉“积石山”〈孔传〉之真伪》，该文之专深非我所能评价。收入本书的李庆教授《中岛敏夫先生的中国文史研究》一文认为，该文的推断如能成立，将是中国文史研究的一大成果。我认为从该文可以看出中岛教授在治学上的一大特征：对前人定论的怀疑精神和遵循严谨的逻辑思维、挖掘和依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独立反思的学术态度。正如佐滕保先生为该书作的序言中所说，他的论文不避繁难、思考缜密，有时甚至到了令人感到繁琐的地步。从《金城考》中，我深感惊异的是作者并非以中国历史地理学为专业，却对史籍中的相关记述间的互证与辨异、各时期地图与文献的互校、从古代文献到当代影视资料的收集、最新的研究动向等等有如此精详的分析研究。另外，在繁密严谨的考证驳论中，中岛教授对汉代历史语境的睿智体察也充盈于言辞之间，可以引发我们的邈远史思。
    文集中的清水凯夫《〈梁书〉“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考》是一篇文思很缜密的考证文章，通过对这件历史公案的清理，解除了今人在解释上的困惑和误察，同时也把刘孝绰因被诬告而横遭贬抑的痛苦体验与其编纂《文选》的万念俱空的思想意识结合起来考释。木山英雄的《孤绝中的唱和——胡风、聂绀弩》揭示了在文化专制政治中的文人唱和如何负载着知识分子的怨艾与傲骨，同时在考证史事中对两人唱和诗中的难解处进行解读。例如，“十殿终于非马列，放心学舌骂阎罗”，作者的解读非常准确地交待了“文革”中毛泽东号召打倒中宣部这个阎王殿、解放小鬼的背景，同时指出即使是在此时胡风仍坚守着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得来的伦理观念。骆玉明教授的《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对《报任安书》的阐释颇有意味，读来亦使人有与前文相呼应之思。作者认为人们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他的《史记》，更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第149页）。黄英哲教授《魏建功与光复后台湾国语运动（1946-1948）》一文的内容正与我去年开始进行的台湾左翼美术研究有所关联，其中关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政策的论述，尤有启发。其他如贺圣遂的《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丸升山的《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谈晚年鲁迅与冯雪峰》、刘伯林的《荒尾精与汉口乐善堂及日清贸易研究所》等文章亦与我的研究兴趣有联系。
    中岛先生少年时代曾在广岛受原子弹爆炸的伤害，家人罹难，个人学业也因身体健康受损而遭受影响。从文集中多篇“师友志缘”文章可知，中岛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深深地融汇在学术研究和对中国学者、留学生的热情帮助之中。读这些文章，我甚至感到在他的身上可以让人想起老一辈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那种终生感念的乡愁之情。几年前读过一本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学术随笔集《对中国文化的乡愁》（戴燕、贺圣遂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关于“乡愁”的理解既见“译者前言”所引贝塚茂树“对待异乡的情感”之语，但在吉川幸次郎的同名文章中是这样说的：“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一到某种时候，有意无意的，就在讲述着对它的乡愁。”（第126页）贺圣遂先生在为中岛教授的志念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前贤如吉川幸次郎氏视华夏为文化故乡，小川环树氏自言一入中国之境即油然生喜悦之情，皆毫无矫伪。此一精神态度之继承发扬，在中岛敏夫先生尤为显著。”所言甚是。除了体味日本汉学家的“乡愁”以外，书中多篇随笔亦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如仓石武四郎的《王照和劳乃宣》、《钱玄同和黎锦熙》、小川环树的《留学的追忆——鲁迅的印象及其他》等，都有很多珍贵的史料。
    台湾学者张宝三、杨儒宾两位教授编的《日本汉学研究初探》（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五，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6月）有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日本汉学进行了深度研究，值得一读。郑清茂的《他山之石：日本汉学对华人的意义》简要回顾了日本传统汉学向近代的中国学转型的历史，论述了华人学者在中日思想文化关系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嶋隆藏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思想所蕴含的问题意识：以1960年代初期的时间论争为中心》则是一篇从个案研究而引发出对研究动机、问题意识等问题的思考，具有中国、西方与日本思想比较的多维角度。相比较而言，黄俊杰教授的《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所展示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对立矛盾以及日本近现代汉学对江户汉学的反叛图景，更有兼具学术史与思想研究的全面而有深度的价值。该文提出的论题是“以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及宇野哲人等四位汉学家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作为基本史料，参考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论著，集中探讨下列三个问题：（一）日本汉学家笔下的文化中国有何特殊面相？他们亲见亲闻的现实中国又有何特征？两者有何落差？（二）他们如何解释这种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之间的落差？（三）他们对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解释，有何洞见与盲点？他们的中国观体显何种日本汉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第282页）很显然，这个论题框架的构建相当出色，也正是近几年来我在阅读这几位日本汉学家的中国游记时也思考过的问题，当然我的思考还没有形成如此清晰的框架。
    作者指出，在内藤湖南这些汉学家眼中，文化中国的图景最为突出的是：中国人文社会景观中以南／北与城／乡为表征的二元结构、家族制度的现实取向，以及儒学与文化中国之复杂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甚至直到今天，这幅图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其遗传的因素在发生作用；其中关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仍然是今天中国文化讨论中的核心问题。而在面对现实中国政治腐败、社会荒残、国民落后的时候，他们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更形突出，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需要寻求合理的解释和对未来的设想。他们试图从思想和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如缺乏统一的国民意识、政治压制学术自由等等。但是作者也深刻地指出了日本汉学家往往是以日本作为参照系统而解读中国，难免会有失衡之弊，使“日本主体性”过度膨胀，“中国主体性的失落”是许多日本汉学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作者最后提出的问题其实在任何跨文化研究中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如何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双向的深度挖掘关系？如何建立一种“互为主体性”的研究模式？这些都可以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获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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