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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8世纪英国诗歌中的中国瓷器是两性审美和欲望的焦点所在。男性将瓷器类比成女性，将女性物化为瓷器，在这个瓷器的女性化与女性的瓷器化过程中，女性被降格成男性审美和欲望的客体；而女性则通过索取、观看和消费瓷器，将自己的审美和欲望外化于精美的中国瓷器之上，彰显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并通过赋予瓷器多种性别属性和多元形象，消解和超越了男性中心话语下“陶/男”和“瓷/女”的二元对立。18世纪末，中国瓷器在英国日渐衰落，这使得它从上述焦点走向边缘，被其他的物品所取代。 关 键 词：18世纪英国诗歌/中国瓷器/两性审美和欲望的焦点 一、瓷器之兴：18世纪英国的中国瓷器热 精美的中国瓷器一经葡萄牙人传入英国，便博得了英国人的喜爱。1609年，第一家中国瓷器店在伦敦开业。光荣革命后，来自荷兰的玛丽王后对中国瓷器的青睐更是使得它受到英国上层社会的追捧。高贵典雅的瓷器不但是王公贵族炫耀财富、附庸风雅的艺术品，作为充满异域情调且洁净实用的日用品，它也走进了英国寻常百姓的家中。“在1675年，人们对中国瓷器还是知之甚少，但到了1715年，它便成了人们家中常见的器物”(Weatherill 31)。至18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瓷器热开始席卷整个英国，瓷器进口也达到最高峰。据估计，1722年至1747年之间，英国进口了2500至3000万件中国瓷器。到1777年，这股瓷器热仍不减当年，以至于塞缪尔·约翰逊在谈到瓷器时，还带着几分抱怨地用了“感染了瓷器热症”一语(Johnson，Letters to and From the Late Samuel Johnson 380)。然而，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制瓷技术的提高和在康瓦尔地区发现高岭土等原因，英国得以批量生产更符合国人需求和品位的瓷器。此外，为保护本土瓷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对中国瓷器征收高额关税，导致进口和销售商的利润越来越小，最终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91年停止进口中国瓷器。曾经风靡英伦的瓷器热就这样降温下来，日渐衰弱。 这样一股中国瓷器热为18世纪英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活、饮食和社交方式的变化，它的影响还波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得中国瓷器进入人们的想象和心灵世界，成为文学作品描写、再现和讴歌的对象，这一点在18世纪英国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秀发遇劫记》(The Rape of the Lock,1714)、马修·普赖尔(Matthew Prior)的“达芙妮与阿波罗”("Daphne and Apollo"，1717)、约翰·盖伊(John Gay)的“致一位酷爱古瓷器的女士”("To a Lady on Her Passion for Old China"，1725)、玛丽·琼斯(Mary Jones)的“论欲望：致尊贵的拉芙蕾丝的一封信”("Of Desire，An Epistle to the Honorable Miss Lovelace"，1760)和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的“致茶壶”("Lines to a Teacup"，1790)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英国诗歌中中国瓷器的研究可谓寥寥。已有研究主要从瓷器与异国情调、女性和道德说教的关系方面展开讨论，而且研究的对象也只集中在《秀发遇劫记》和“致一位酷爱古瓷器的女士”上①。本文认为，18世纪英国诗歌中的中国瓷器不仅是充满异域情调的器物和道德说教的载体，还是两性审美和欲望的焦点所在。具体而言，男性将瓷器类比成女性，将女性物化为瓷器，在这个瓷器的女性化与女性的瓷器化过程中，女性被降格成男性审美和欲望的客体；而女性则通过索取、观看和消费瓷器，将自己的审美和欲望外化于精美的中国瓷器之上，彰显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并通过赋予瓷器多种性别属性和多元形象，消解和超越了男性中心话语下“陶/男”和“瓷/女”的话语建构。18世纪末，中国瓷器在英国日渐衰落，这使得它从上述焦点走向边缘，被其他的物品所取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