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钟书先生有关萨维奇的札记中提到了简•卡莱尔(1801-1866)。她是英国文学史里另一位以书信留名的女人。卡莱尔夫妇留下的尺牍，除去那些被遗失或销毁的，仍多达九千余件。 简的丈夫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是英国十九世纪中期最负盛名的文人，有“维多利亚哲人”之称。他对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社会的批评在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著述在我国已有多种译本。 而对于简的关注则在相当长时间里聚焦于私生活。他们伉俪间不大和睦的关系一直是文坛“街谈巷议”的热点之一。在中国，据笔者所知，除了钱先生的笔记，少数涉及简的文章似乎都围绕这个话题。 若是简九泉之下得知，不知会从另一个世纪给我们寄来怎样尖酸的信。 “嫁给他” 1821年，生于苏格兰西南部小村庄的托马斯•卡莱尔经朋友爱德华•欧文 介绍认识了十九岁的漂亮姑娘简•威尔士。 简是独生女，聪颖早慧，父亲在爱丁堡东边小镇哈丁顿居住行医，把爱女“当男孩子教育”。欧文曾在哈丁顿学校当老师，同时每日两次到威尔士家教家馆（早上六至八时以及晚上），指导年方十岁的简姑娘学习拉丁文。小简事事争先，常常做几何习题做到深夜，第二天一清早又爬起来翻译维吉尔，十四岁就写了一出五幕悲剧。当地人众星捧月般地宠着这位样样出众的“哈丁顿之花”。卡莱尔更是一见钟情。然而，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当年的卡莱尔可取之处还真不多：他出身低卑，言谈举止像乡巴佬，宗教信仰含糊，身体有毛病，职业前景不明，可脾气还挺大。 卡莱尔是穷人家众多儿女中的长子。父母是虔诚峻厉的加尔文教徒，想培养他当教士。他十三岁即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入学时徒步走了近百英里路。不过，经过爱丁堡大学这一启蒙文化重镇一番熏陶，卡莱尔成年后对各种教会组织都心存怀疑，尤其反感宗教人士中的市侩倾向。1817年他下定决心放弃教士职业。于是，走出大学的卡莱尔没有固定工作，靠零星授课、写作和翻译勉强糊口，成了飘零困顿的小知识分子。而且，他还长期为（日后在文化稗史中小有名气的）“消化不良症”所折磨。 给两位年轻人当“红娘”的是德国文学，还有对拜伦和卢梭的共同的喜爱。简在卡莱尔的指点下修习德文，还读了其他很多书。那时简丧父不久，正需要一位父兄般的师长。又赶上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在英国一时风行。简深受触动，不免把师生关系浪漫化。她在给女友的信中说：那部小说的女主角朱莉是“至高善德的完美形象”、“像银月般纯洁明亮”；她的老师圣普鲁也高不可攀，世间任何男子都无法与之相比；不过卡莱尔倒有点像他——“他的才具——他渊博的头脑——他生动的想像——他独立的灵魂和他有关荣誉的高贵原则。”当然，她也像母亲一样看到了卡莱尔种种短处。于是她力图限定两人的角色：只做师生朋友，不涉情爱。她自问自答，说“决不决不”当他的妻子。可是，这种防范姿态难道不恰恰证明了存在某种强烈的内心斗争？ 简不肯向卡莱尔发放婚姻许可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她一度爱上了热情奔放、乐观外向的欧文。直到欧文迫于早前的婚约于1823年和别人结了婚以后，她才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卡莱尔，给了他某种承诺。然而那位小镇公主仍然冀希兼得鱼和熊掌。她在一封长信中写道，她不稀罕当时尚富婆，但求有一所 宁静地坐落于某浪漫小谷里的“可爱的房子”；有足够的钱能实现我心目的文雅舒适之生活；有三两知交好友，其言谈可以改善我的头脑和心灵，其中之一将成为我生命的北斗星——一位高贵而热忱的最亲的朋友，他无与伦比的天才将影响周围每一个人，使他们更加高尚…… 现实中的卡莱尔与这幅图景相距甚远。他年近三十，却还在生活中飘荡；虽有一本《席勒传》付梓并在伦敦和巴黎见过不少名人，稳定的职位或收入依然渺茫。简给他写信说，“我爱(love)你……但并没醉迷地爱上(not in love with)你”，又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钱保障她所习惯的体面生活，她决不结婚。可是她私下给女友的信却表达了另一种想法，说她“最可能的宿命”还是嫁给卡莱尔——“我怎能和唯一理解我的魂灵分手呢？” 真正主导的两人的关系的是痛苦地、几乎无望地寻求人生突围的卡莱尔。坚忍和执着是他的定海神针：“我们彼此拥有，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们拆散。在一起我们虽说未必能幸福，若分开双方几乎注定要痛苦。”那英雄双韵体般铿锵有力的词句，以及它们所表达富于洞察力的判断不容怀疑或反驳。 最终，他们在1826年10月结了婚。 那时卡莱尔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善，甚至是处于空前的低点。如他婚前不久所坦率申明的：他脾气坏，生着病，睡不着，没有希望，没有信仰，也没有善心。有人说，简的决择是出于抱负而非爱情， 但至少应该承认她对卡莱尔有由衷的欣赏和思想上的认同——如简的女友杰拉尔丁•朱斯伯里 说：“嫁给他，简担起了她自认为是伟大而高贵的人生重任。” 如此，两位尚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浪漫派步入了维多利亚婚姻生活。他们在爱丁堡郊外住了约两年。卡莱尔翻译《威廉•迈斯特》，写《席勒传》，编译四卷本《德国罗曼司》（1827）。他和歌德通信，认识了司各特。他数次谋求教师职位均失败，尝试写小说也未有结果，一度甚至想移居美国。1828年他说服妻子迁到她家一处偏远的农庄。他在那里写文章，写《旧衣新裁》，饲养牲畜；简写诗，做家务，照料园子。《旧衣新裁》（1834）一书对劳动和工作的热烈鼓吹十分触目： 产出！产出！哪怕只是某种产品的最最微不足道的小部件，也要以上帝的名义将它生产出来！既然它是你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让它问世吧。振作!振作！不论在从事什么，让我们全力以赴，在尚被称为今日的时段里劬劳努力，莫待黑夜来临，到那时任谁都将再不能工作。 读者不难听出，话音里除了有对劳动者的礼赞和对新教工作伦理的服膺，还有卡莱尔本人的内心挣扎。在看不清前途的贫寒处境里坚持思考和写作，的确需要不断给自己打打气儿。 如果说乡村生活多少舒缓了卡莱尔先生的精神压力，改善了他的身体状况，那么对他的太太简来说，这段岁月十分艰苦而又辛酸。日后，在他们夫妇关系最紧张的1850年代，她曾对好几位女友说，那地方是块烂泥煤沼，“最荒凉最不适合居住”，离最近的店铺邮局也有十六英里。他们非常穷，可简从小是冲着“远大前程”培养大的，是呱呱叫的拉丁文学者和不错的数学家，却毫无实用技能。她“惊骇不已地发现，丈夫们会把袜子穿出破洞来！还老丢扣子！”在那连能干女仆都不乐意去的荒宅野地，简得自己动手学习缝缝补补。而且，因为卡莱尔肠胃不好十分挑食，她“作为基督徒式的妻子（还）有责任在家烤面包”。她购买了科贝特 的《农舍经济》一书，手忙脚乱地研究如何发面如何操控炉火，常常忙到夜里两三点不能休息，“累得浑身疼痛，心里酸楚，感到凄凉和堕落！”在这样的时刻，她愤懑甚至哭泣，但也不时从各种历史名人——比如切利尼 ——的工作经历中汲取勇气：“说到底，既然都不过人手的产物，在上界诸神看来，珀修斯塑像和面包又有多大区别？人的坚定意志、他的力量、他的耐心、他的机智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而珀修斯像不过是其偶然的表达。”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近五年。倔犟的卡莱尔在坚持，心存怨气的简也在坚持。简鼓励卡莱尔写作，赞赏他的作品和思想。偶尔，在短暂分手的日子里，在奔走路上或寄人篱下反侧难眠的时刻，她也会温存地向卡莱尔诉说：“哦我的爱我的爱，经历了这些颠簸、辗转、折腾和气恼之后在你的臂弯里我将觉得多么安宁多么福气。” 1834年卡莱尔夫妇迁居伦敦。这个当时的世界头号大都市改变了他们命运。卡莱尔渐渐有了更多的朋友和欣赏者。后来《法国革命史》（1837）更是让他一举成名。 卡莱尔夫妇在地价低廉的切尔西区内年租仅50英镑的禅恩巷五号住了下来。在今日中国人眼里这类前后有小院的连排房是仅次于别墅的“豪宅”，但在那时的英国却是中下层市民的住所。此后三十年里那处平凡的寓所成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思想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穆勒夫妇一度是常客，狄更斯是老朋友，萨克雷不时散步到访，爱默生前来拜谒并把更新版的超验理想带回美国，布朗宁夫妇是熟客，丁尼生会不时专门造访女主人，意大利的流亡革命家马志尼则是简的崇拜者…… 卡莱尔的吸引力部分地来源于他的奇特。他有如“山野之人”，以独立不羁的做派，以铿锵有力、极端激烈而又神采飞扬的文句引起讶异、震惊和激赏。当然，文体的力量在于融合于它所附丽的有生机的思想，即对当时第一个工业化现代国家的深刻认识与批判。许多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词语，如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遗传（genetic）, 环境（environment），等等，其现代用法都始自卡莱尔。 卡莱尔最大的成就是其尖锐而中肯的社会政治批评。虽然他宣扬的英雄崇拜并非救世良方，但是他对当年英国生活的议论和针砭在今日的全球化世界中仍没有过时。《宪章主义》（1839）第一章的标题以及《过往与现下》（1843）的第一句话都是“英格兰现状问题”。他像哈姆莱特王子一样痛感自己的国家“脱了节”。他的早期文章《时代之征象》尖锐指出，英国的领导即贵族阶级败坏失效，社会在精神层面面临巨大危机；后来的一系列著作更激愤地批评新工业世界是冷漠的，非人的，机械的，并特别着力剖析鞭笞思想领域内的“功利的魔障”（the monster UTILITARIA）。 卡莱尔特别关注的问题还有社会的贫富两极化。他搬到伦敦后不久就发生了议会大厦被焚的骚乱事件，他的同情心更多地是放在下层人民一边，认为动乱是“对济贫法的裁决”。他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加剧了劳工的贫困。对美洲蓄奴问题，他语出惊人地挖苦了美国北方，言论不无种族主义色彩，不太政治正确，但也入木三分。他说：北方义士们见南方人“竟然终身雇佣”奴仆而不是像自己那样“按日按月地雇佣”工人便义愤填膺，认定对方“十恶不赦”当下地狱，决心打他个“脑浆横飞”。是的，他受不了美国北方有产者那过于自以为是的嘴脸和说辞。卡莱尔不仅对反蓄奴人士的慈善心不太恭敬，还挖苦法国式“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说：现状下劳动大众被给予的只是“饿死的自由”。他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把一个看似美妙的理想置入了与之对立的竞争性社会架构中，从而使自身无法实现；普遍福利（Welfare）和个人主义不能共存，因为对利润的追求压倒了社会责任；当下危害最大的就是个人不顾后果一味追逐经济利益的自由和拜金主义思潮。他把社会视为由等级秩序的复杂网络构建的有机整体，痛心地看到如今各种传统人际关系被扫荡一空，只剩下“现金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后来，这个经典概括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引用而被传扬到了全世界。 早已和教会分道扬镳的卡莱尔却选择了传道和警世作为他毕生的事业。他热忱地谋求改造社会和人心，如“先知”般在世间奔走呼号。简一路与他同行，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声气相通的朋友。四五十年代之交，也即在他们夫妻关系阴影日渐增多之际，关注社会状况的卡莱尔外出旅行考察时仍时时写信给简描述“恶臭不堪、绒尘飞扬、空气窒闷”的曼彻斯特工厂，以及百年前不过几户人家的宁静威尔士小村在发现煤铁矿后如何被精明生意人把开采权一包九十九年，此时已聚居了上万满身泥汗的矿工。 很显然，不论有多少争执龃龉，简仍是他的第一听众，是他砥砺思想的磨石。 朱斯伯里说：卡莱尔坚执于大事业，为此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简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有她的付出才使卡莱尔的献身成为可能。卡莱尔先生的作品曾帮助、鼓舞了无数的人，曾是他们的生机之源，所有这些人也都应感谢简，不亚于他们欠卡莱尔的恩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