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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社会革新与社会焦虑 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开启的持续百余年不断的社会革新和转型，一个哲学层面的推动力量不能不提：功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流派，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学的意识形态综合体。其伦理学意义上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出发点，在于它基于生活经验和常识，认为人的自利心是人类行为背后的主要动力，而自利心就是成就幸福、避免痛苦的愿望。因此，关于善的定义和认知，功利主义一开始便与基督教伦理背道而驰。基督教伦理主张上帝代表着最高的善，引导人们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上向善、利他、自我牺牲；功利主义则抛弃对善的本质的描述和追索，主张根据结果和效用来判定私人或社会行为是不是善。功利主义对善的判定，依赖的是效用和利益的算计：最后获取的幸福的总量高于痛苦的总量，就是善。 个人的幸福总量由个人把握，如何保证社会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提供的政治路径是，赋予全社会所有人以选举权，因为唯有实行普选，才能选出一个准确反映投票人利益、真正具有全民代表性的议会。进一步，每个投票人必须对自己和社会有充分的认识能力，能够明晓自己的私利所在，清楚一己之私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他在投票之时才能做出准确的利益计算，做出最切合其幸福愿望的选择。因此，功利主义主张实现全民教育，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隐藏着功利主义的影子。其一，功利主义激进的自我主义原则、鼓励个人追求现世幸福的享乐主义论调，与维多利亚时代前期诉诸于宗教信仰、道德说教和感化来解决社会冲突的信仰主流相矛盾，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信仰讨论、道德争议的幕后推手。它推动人们思考个人利益的边界、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其二，功利主义忽略最初的动机、从结果的效用反向衡量行为的善恶，因此，相较于义理的思索讨论，它更注重行动和试验。其思想深入人心，国家和社会机制的效率成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由此，它推进了立法、行政、教育和福利制度的改革。1885年，英国成年男子全部获得选举权；同时，女性问题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压倒性议题之一，女性的财产权、受教育权和参政权和在19世纪后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背后都有功利主义的功劳。 其三，功利主义从边沁时代到穆勒时代经历了相当程度的修订。边沁的幸福最大化理念不考虑快乐或幸福的属性和质量只考虑数量，也就是将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生活产生的快乐等而视之，因此，他的自利主张具有很强的物质主义倾向，对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不容小视的诱导作用。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两个人物形象葛擂梗和庞得贝就是对这种唯利是图、别无所求的意识的具象化和犀利讽刺。而穆勒对快乐的价值进行了区分，提出理智、感情、道德情操、审美带来的快乐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功利主义思想内部这种交锋和修正，无疑刺激并体现了维多利亚社会对人类愿望和理想的重新评估。另外，边沁的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承继亚当•斯密的财富观，强调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预，将市场竞争下的个人逐利视为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唯一合法途径，在财产权和人权发生冲突时坚定地站在财产权一方，由此在客观上为压榨式的经济模式和维护社会不平等现状的政治经济体系进行了合法化辩护；而穆勒更重视建立一个维护人人平等的功利主义制度，肯定国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立法和行政干预，从而真正保障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说，如果把边沁的理论看做从个人主义出发构建一种集体主义事业的理念，那么，穆勒提醒我们思考：这个集体主义事业是谁的集体事业？这种反思显然对英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具有助推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功利主义也维多利亚时代带来了社会焦虑。首先，它主张的自利原则和市场竞争伦理，在将英国农业社会改造成以工商业为支柱的城市化社会的同时，也将原本适应于农村传统伦理的个人改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人。英国历史学家G.. M.特里维廉说：“农业，不仅仅是诸多产业中的一种；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具有独一的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价值。” 农村的传统生活模式，经济上自给自足，需要花钱的地方不多，金钱在农村的重要性远不如社区内人与人之间互助往来构成的关系纽带；在农村，个人的行为和道德品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德名声将个人和家庭捆缚在一起，决定了家庭的社会权威。与此相反，经济人以个人收入衡量其地位和价值，在金钱的准绳下个人变成原子化的独立个体，人与人之间平等而松散。由于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总是先于社会整体的反应，而农村社会在经济没落阶段反而会本能地加强对自身价值观的维护和固守，因此，当农村经济转型赋予个人以一定的流动性，却又不足以在观念和舆论上放弃对他的审查和强制力的时候，个人常常困在两种社会意识之间，争取自由而不能，回归过去也不能，饱受精神苦痛。 此外，功利主义还改变了英帝国和殖民地的关系，扮演了英帝国殖民制度掘墓人的角色，给骄傲的英帝国子民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精神失落,虽然这个结果很可能并非功利主义理论倡导者的初衷。 功利主义承认自利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权利，这种人人皆有的权利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利主义理论是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一种世界主义理论。边沁就曾宣布，他生为一名英国人，但因为归化而成为世界公民。 伦敦大学玛丽学院Georgios Varouxakis教授认为，穆勒论代议制政府的著述所体现的爱国情感与他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哲学不矛盾，他本质上是一名世界主义的爱国者。 作为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政治经济学，功利主义反对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反对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商业垄断，认同放开市场自由贸易。功利主义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对宗主国在殖民地的垄断贸易进行了如下分析和批判： [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确实提高了商业的利润率，从而略微增加了我国商人的所得。但由于垄断阻止了资本的自然增加，不会增加国民从资本利润所得收入的总额，而是减少这一总额，因而大资本的小利润，常常比小资本的大利润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垄断提高了利润率，但增加的利润总额不如没有垄断时那样多。……为了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层的小利益，垄断伤害了这个国家所有其他阶层和所有其他国家所有阶层的利益。 假如按照斯密的想法，帝国放弃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以维护“所有其他阶层和所有其他国家所有阶层的利益”，殖民地就必须放弃宗主国给予的优惠关税，丢失它在宗主国的市场优先权，其结果，势必是殖民地逐步摆脱对宗主国的经济依赖，进而寻求政治独立。有人把英帝国衰落的原因回溯到功利主义者发起的反《谷物法》运动——“废除谷物法法令是一项影响帝国信念的法令”， 是有道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