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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义与中产阶级道德观 有人如此描述19世纪的英国：“可能除了17世纪和12世纪，再没有哪个时代像19世纪这样，宗教问题在国家生活中占据如此重大的分量，以宗教名义说话的人企图行使如此巨大的权力。” 在当代西方，政教分离得十分彻底，宗教事件一般不会归入时代思潮。然而，在19世纪，宗教事件是英国文化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人在基督教教义所主导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圣经除了给他们打下一般性的语言文学基础，还给他们讲述了宇宙起源、古代历史，尤为重要的是，给他们确立基本的道德观、人生观，决定他们对生命本质和生命意义的看法。因此，当科学知识和观念风暴随着19世纪席卷而来，冲击他们一直坚信不疑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极为痛苦。 回顾起来，19世纪，英国精神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应该算是宗教权威的衰落。但衰落一词，远远不足以描绘信仰世界的复杂格局与起伏变迁。英国的基督教信仰在这百年间也经历了扩展和振兴，它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互相滋养和互相影响是前所未见的。其中，对英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运动就是福音主义运动；该教派，也被称作福音教派。 福音教派是带着复兴英国国教的荣耀这一使命诞生的。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英国国教（圣公会）一直努力强调其介乎于罗马天主教和清教之间的定位；不管是教义还是宗教仪式，均以中庸、温和为要旨。这一传统，促使在宗教事务上采取开明包容态度的自由派（Latitudinarian）成为18世纪英国国教主流。在英国，国教又是绅士的宗教。国教主教们与贵族阶层关系密切，他们要么来自贵族家庭，要么由贵族的委任，要么与贵族结有姻亲关系。自由主义神学与英国特色的教会制度相结合结出的果实，是教会世俗化、利益集团化以及难以自我纠正的散漫、腐败。在英国国教内，教会上下大多是具有世俗趣味的教士，他们受基督教精神影响甚少。同时，由于教士的圣俸全部由地产所有者提供，他们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依附于土地贵族，因此，可想而知，在政治层面，他们是托利党的坚定支持者。 英国国教教会陷入堕落和腐败，有人站出来，试图重建教会的信仰标准和道德标准，以复兴教会的声望。这支被称作“恢复基督教体面的突击队” ，就是福音教派。福音派（Evangelical)字面意义是“从属于福音书”。他们作为17世纪清教徒的精神继承人，相信人类有堕落的天性，需要基督拯救。而个人要获得拯救，教阶制度和宗教仪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皈依。首先，个人要通过情感和想象理解福音书的精髓，即基督牺牲自己，使人类得救。其次，圣经和历史是上帝的精心安排。特别是圣经，其每一个字都是准确无误真实可靠的记载，是一个提供真理的权威文本，个人的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必须以此为依归、为指导。 福音派的道德要求，不仅针对个人思想言行的修养，还包括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奉献。他们主张，信徒的精神觉悟必须通过为他人服务来证明和保持。服务主要体现为慈善和公益活动。他们为穷人开办慈善学校，帮助中下层人改善生存技能、改变生活习惯、提高精神修养。同时，他们出版书籍， 旨在劝说中上层提升信仰和道德意识，使之与他们的信仰宣言相吻合。 本质上，福音派的宗教观念重视想象、热情和情感，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与自由派重视理解、宽容的理性主义精神有很大的差异。福音派强调个人的全情投入和虔信，在道德品行上提出了严格自律的要求，这是硬币的一面；但另一面，他们自我意识强烈，总是以真理在握者自居，富于宣教热情，因而对异己力量的容忍度有限。福音派积极入世，热心于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事业；在信仰上的高度自信，使他们倾向于把社会压力乃至迫害视为对自身圣洁性的证明和考验，因此，他们总是敢于为那些受打压的事业说话，敢于支持政治上的反对派、社会上的底层人或边缘人而无所畏惧。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基督教社会，这本身对于不认同他们理想的人，又构成了新的压迫。 英国国教中的福音教派在1789-1850年达到鼎盛。但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英国文化史中，在于它参与塑造的英国中产阶级气质，在于它所营造的延续至19世纪末年的全民道德氛围。 福音主义立足于个人的“内心生活”，相信个人的能动性能传导至整个社会，从而能够重整国家教会的面貌。福音主义的思想出发点在圣经，着力区域在世俗生活方式，因此，事实上，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领域。福音主义从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扩展为社会意识形态，主导英国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今天称之为“维多利亚精神”（Victorianism）的种种政治立场、社会价值、文学观念、艺术态度，许多都源自福音教派。可以说，福音主义在英格兰民族性格上打下烙印，同时又给19世纪的英国文学和知识圈留下影响深远的难题。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我们最常见到这样一类人物：他们平时是精明能干、认真敬业的商人、律师、小店主， 到了星期天便准时上教堂，虔诚接受圣经的洗礼和教诲。他们就是典型的福音教派中产阶级形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自信乐观，相信自己有能力建成一个比以往更富裕更舒适的社会，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福音派信念所生发出的精神能量——如果人通过努力（虔信）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还有什么目标是无法企及的呢？ 勤勉工作、节俭克己、忠于职守，这些都是福音主义推崇的道德规范。福音派中产阶级视为理想的品质是可敬、严肃、认真。福音主义把个人良知放在高于神学教条的地位，从而弥补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唯利是图之弊。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律漏洞比比皆是，生意人面临的诱惑颇多，然而，英国商业道德的整体水平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在法律缺失的环境下，福音派的教条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福音派相信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的。社会健全的前提是每个社会成员精神健全。为了拯救众生的灵魂，他们极力要把他们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整个社会。福音派最早发起也最旷日持久的净化灵魂运动是守安息日活动。为了把娱乐排除在安息日之外，他们给司法和立法机关施加压力，要求严格执行与此相关的法律，同时力争通过新法律以扩大原法律的涵盖面。他们极力反对酒吧、剧场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在星期天营业。为了把劳作赶出安息日，他们支持立法禁止商店、邮局在周日营业。最严格的福音派信徒不仅反对在安息日娱乐，他们对娱乐完全采取戒备的态度。 福音主义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崛起之时，适逢英国因拿破仑战争与欧陆隔绝开，因此，它把道德操守与英国性联系在一起，强调“外国”的危险性。英国国教对天主教会的敌意强化的这一立场，由此，即便在英国与欧陆恢复正常交通以后，福音派仍然在鼓吹这种偏狭的岛国性。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与此前的任何时代相比，其思想和文学受欧洲的影响要小得多，原因就在这里。 固执己见，强行将自己的观念和规范施加于所有人，缺乏宽容之心，这无疑是反理性的；鼓励岛国在观念上自我封闭、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优越性，这无疑是反智的。而福音主义的反智倾向还不止于此。严格的福音派信徒的读物，多数与文学艺术无关。小说则基本上是禁书，因为在虔诚的教徒看来，小说刺激想象，使人对现实的认知偏离正确轨道。 小说家司各特和狄更斯的成功，改变了小说遭到彻底否定的立场。然而，福音派信徒唯恐易感的心灵被不纯洁的思想玷污的焦虑并未减轻。他们要求所有读物特别是妇孺可能接触的读物纯而又纯，语言和思想上不能有丝毫不当。这种伪道学，渗透到19世纪中后期方兴未艾的流动图书馆系统中，便形成了一种“图书馆道德标准”。因为图书馆产业所有人是否订购一种图书，是否允许它上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本书在全国的口碑和市场销量，因此，出版行业便形成了一种业内的审查删改制度，以迎合这种标准。大文豪乔叟、莎士比亚遭到“清洗”，只能发行“洁本”。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诗人丁尼生、勃朗宁夫人、斯温伯恩，要么诗作遭到编辑的擅自删改，要么被退稿。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等我们今日视为19世纪小说大家的人物，也频受刁难。托马斯•哈代宣布终止小说创作生涯，正是为了抗议他的作品所遭致的毁谤和查禁。 福音主义的反智倾向，不仅损害文学文化，束缚全民心智，最终也将精神灾难引向自身——当科学引发知识革命，撼动福音派中产阶级的信仰根基的时候，它完全无力应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