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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歌与情感的再现 通常，我们面对一个事物时会自然产生某种感觉，比如，曾经你心情愉悦时听过一曲音乐，那么极有可能今后每逢听到此曲，你都会浮现当时的愉悦心情。这个过程乍看是一瞬间发生的，其实不然，这个过程是分为三步进行的。第一步，你心情愉悦，所选歌曲一定是欢快而非愁苦，那么就完成了“情感的表达”这一步；第二步，当听到欢乐的歌曲，你的情感会变得高尚乐观，此时完成了“情感的发生”这一步；第三步，随之而来便是头脑中再现引起你欢乐的场景，这便完成了“情感的再现”。有时候，第二步和第三步好像很难彻底分开，其实“发生”和“再现”在强度和时间上会有所不同，“发生”是一刹那的事，而“再现”却可长时间地反复回味、玩索。 《诗经》中有很多有关爱情的诗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孔子对《诗经•关雎》一诗做过这样的评价：《关雎》是一首爱情诗，当“君子”向淑女求爱未成时，感情悲哀，但不过度，仅是“寝寐思服”“辗转反侧”而已，无害于“中和”，做到“哀而不伤”。当他求得“淑女”准备迎娶时，感情欢乐，但也不过度，仅只“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已，这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乐而不淫”都再现了君子坦荡的胸襟，让人反复回味而不厌，再现了情和理的“中和”。这与《大车》表达的情感截然不同，《关雎》不仅再现了君子对情感的理性节制，同样也恰当美好地再现了淑女的曼妙仪态，让人遐想，却只道美好，而无任何不当之联想。总之，诗歌引导个人情感时，要哀乐适度，须受伦理道德的制约，那么这样诗歌再现的情感也就同样是合乎礼的、是美好有度的。这就好比照镜子，模样俊俏的，镜子照出来的就是花容月貌，模样丑陋的，镜子照出来的就堪比无盐，自是一个道理。 柏拉图深谙其中的道理，这一点与他后来对诗歌采取的措施有很大关联，我们先看下面的话： “当我们听荷马或某一悲剧诗人模仿某一英雄受苦，长时间地悲叹或吟唱，捶打自己的胸膛，你知道，这时即使是我们中的最优秀人物也会喜欢它，同情地热切地听着，听入了迷的。我们会称赞一个能用这种手段最有力地打动我们情感的诗人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的。” “然而，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了不幸时，你也知道，我们就会反过来，以能忍耐能保持平静而自豪，相信这才是一个男子汉的品行，相信过去在剧场上所称道的那种行为乃是一种妇道人家的行为。” 柏拉图这里恰恰是看到了诗歌与情感再现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听到这样的诗歌、看到这样的剧目表演，他将会不自觉地模仿之，并不为此感到羞耻，因为诗歌中英雄都如此，凡人又有何不可呢？人类通常会有以同英雄人物所犯的一样过错来为自己开脱，心中没有了内疚与自责，随之行为上就缺少了某种社会责任感，不恰当的诗歌成了某种不理智行为的借口，长此以往危害甚大。柏拉图的洞穴喻也能说明此问题，当悲悲戚戚成为一种习惯而被社会广泛承认时，那么个别的理智或许就会被认为是“疯子”的作为而不再被认可，那时的城邦又会是何种景象，作为政治家的柏拉图当然要长远打算、宏观筹划。 “请你作如下的思考。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理由是：它是在看别人的苦难，而赞美和怜悯别人——一个宣扬自己的美德而又表演出极端苦痛的人——是没什么可耻的。此外，它认为自己得到的这个快乐全然是好事，它是一定不会同意因反对全部的诗歌而让这种快乐一起失去的。因为没有多少人能想到，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感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自己的感受，在那种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制服了。” 柏拉图当然看到了诗歌对于情感再现的巨大影响，他认为诗歌容易使人放纵自己的欲望，诗歌的感染力越强，诗歌的蛊惑性就越大。柏拉图在师从苏格拉底之前写过很多的诗歌，他深知诗歌的魅力和影响。柏拉图曾不止一次的感叹，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理性，是很难抵挡荷马等诗人的诱惑，柏拉图看到了诗歌能够使情感产生变化，进而担心这会影响人的意志。“诗增大了欲念的强度，削弱了理性的力量，破坏了心理的平衡。失去理性控制的心灵是可悲的，因为这意味着人的心智进入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意味着人可能在剧场里做出某些日常生活中是为耻辱的蠢事。诗给人的放任提供场境和‘理由’”。 这样的诗歌如果在城邦传诵，长时期地影响城邦的人们，那么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智，不自觉地进入一种不受理性控制的心灵状态。“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虽然只是诗歌，却恰似温水煮青蛙，长时间身浸其中，其危害就是潜在致命的，对于崇奉理性的柏拉图来讲，这是万万要不得的。这也是因为柏拉图年轻时候深爱诗歌，知晓诗歌的魅力，明白诗歌能左右情感，所以柏拉图对诗歌才采取了如此强硬的态度。仿佛诗歌具有某种牵引的魔力，能够使人进入诗歌所预设的某种场景里，而这样的魅力恰是最致命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