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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间诙谐文化的特征和深层本质。 在分析民间诙谐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之后，巴赫金着重研究民间诙谐文化的特征和深层本质，他认为民间诙谐文化、狂欢式的笑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极为复杂的问题。关键是回到民间诙谐文化的本来面貌，揭示其深刻的内在精神，还是把诙谐和笑文化粗暴地现代化，这种粗暴的现代化倾向就是按照近代诙谐文化的精神来解释民间诙谐和民间狂欢式的笑。这种倾向有两种表现，一是把诙谐和笑说成是纯否定性的讽刺，因此拉伯雷就被称之为纯讽刺作家；一是把诙谐和笑说成是纯消遣性的、无所用心的，只不过供人开开心而已，没有任何世界观性质的深度和力度。 关于诙谐文化和笑文化，巴赫金首先指出它是狂欢节的诙谐和笑，它不是某一单独的和个别可笑现象的个体反应，因此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全民性的，一是包罗万象。 第一，它是全民的。这是大众的笑，大家都笑。狂欢节中人人都生活其中，除了狂欢节谁也没有另一种生活。狂欢节具有宇宙性质，这是人人参与的第二种生活，这是人人参与的再生和更新。这种民间狂欢节的诙谐和笑是同现代的诙谐和笑完全不同的。从十七世纪下半期以后，狂欢节的诙谐和笑逐步被狭隘化、庸俗化和贫乏化，它一方面被国家化，变成歌舞升平的手段，另一方面被日常化，退居到个人，完全不是人民大众的第二种生活。而在19世纪浪漫主义那里，古代那种对神灵的全民性的、仪式性的嘲笑，中世纪在寺院里欢度愚人节的嬉笑，就变成一个孤零零的怪人在教堂里的怪笑，那完全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全民的行为 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人和事，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相对性的角度来感受和理解。这是同近代纯讽刺性的诙谐和笑的本质区别之一。纯讽刺的作品知道否定性的诙谐和笑，把自身置身于嘲笑的现象之外，以自身与之对立，这就破坏了从诙谐和笑的方面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整体性，被否定的可笑的东西完全成了局部的现象。就拿中世纪的戏仿文学来说，它完全不针对某种否定的事物，不针对宗教仪式、宗教体制、学校的学问中某些应当受到嘲笑和否定的个别不完善之处。对于它来说，一切都是毫无例外的可笑，诙谐就象严肃性一样，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世界的整体、针对历史、针对全部社会、针对全部世界观。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中世纪的诙谐和中世纪的严肃性针对的对象一样。对于上层，诙谐不仅没有任何例外，而且相反，主要是针对这个上层。其次，它所针对的并非个别性的和一部分，而是针对整体，针对普遍性，针对一切。它仿佛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反官方世界的世界，自己的反官方教会的教会，自己的反官方国家的国家。”[24] 巴赫金在指出民间诙谐文化、笑文化的特征之后，又进一步深入分析民间诙谐文化、笑文化的深层本质，这主要指的是它的双重性以及同自由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是狂欢式笑的双重性。 巴赫金明确指出“这种笑是双重的：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就是狂欢式的笑。”[25] 从来源来看，巴赫金认为笑的这种双重性是同远古宗教仪式上笑的形式有联系的。当时宗教仪式上的笑是针对崇高的事物，针对最高的天神——太阳和其他天神，针对人间最高的权力，通过羞辱和讥笑，迫使他们洗心革面，宗教仪式上的笑都是同死亡和复活联系着，同生产现象联系着。宗教仪式上的笑是针对太阳活动的危机、天神生活中的危机，人们生活中的危机。这种笑融合了讥讽和欢欣。 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笑同样是针对崇高的事物，它获得了特权的地位，许多不能见之于严肃形式的东西，可以通过笑的形式出现。在中世纪，随意的笑是合法的，于是在笑的掩护下，便有了出于讽刺目的摹仿圣经的文字和仪式。 巴赫金认为，民间的诙谐、狂欢节的笑，同样是针对崇高事物的，即指向权力和真理的交替，世界上不同秩序的交替。他指出，“笑涉及了交替的双方，笑针对交替的过程，针对危机本身。在狂欢节的笑声里，有死亡和再生的结合，否定（讥笑）与肯定（欢呼之笑）的结合。这是深刻反映着世界观的笑，是无所不包的笑。”[26] 其次是同自由不可分割的联系。 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和笑的深层本质是同自由不可分割和重要的联系。 在中世纪诙谐和笑是非官方的，但它却是合法的。这种自由虽然是相对的，但从来没有被根本废除过。这种自由是同节日相联系的，在狂欢节上，一切官方的等级和禁令，一切宗教的束缚，都暂时消失，人们可以短时间脱离法定和传统的常轨，在笑声里获得身心的自由和解放，回到人自身，进入乌托邦的自由王国。在这里，巴赫金把诙谐文化的深层本身同人的本性的回归，同人的自由和解放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诙谐和笑声中，“人回归到自己，并且在人们之中感到自己是人”。 诙谐和笑是对自由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官方和教会的专制禁忌和恐吓的挑战。在阶级文化中，诙谐和笑是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而严肃性则是同官方的、专横的，是与暴力、禁令、限制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官方和教会的严肃性中总有恐惧和恐吓的成分。权力和暴力永远不会用诙谐的语言说话，而诙谐必须以克服恐惧为前提。巴赫金指出：“中世纪的人在诙谐中特别尖锐地感受到的正是对恐惧的胜利。”[27] 这种胜利既是对神的恐惧、大自然的恐惧的胜利，更是对束缚人的道德和意识的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是暂时的，昙花一现的，节日之后又是日常生活的压迫和恐惧，但巴赫金指出，“诙谐战胜这种恐惧，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提示了一个新的世界……透过人的这些节庆意识的一线光明形成了另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非官方的真理，它酝酿着新的文艺复兴的自我意识。”[28] 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是源于民间诙谐文化，了解了民间诙谐文化的形式和特征，尤其是它的深层本质，我们对拉伯雷的创作，对他的怪诞现实主义就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