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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诙谐文化的形式、特征、和深层本质 1．民间诙谐文化的基本形式。 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种基本形式。 第一种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各种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各诙谐的广场表现等等）。 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和与之相关的诙谐表演，在中世纪人们生活中占有巨大位置，其中有愚人节、驴节、复活节游戏，以及与农事有关的葡萄节等等。 这种民间的节庆活动和诙谐活动既不同于官方的庆典活动，也不同于宗教的祭祀，也不是任何劳动的休息和间歇，它具有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世界观内涵。狂欢节是全民的节日，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所有人都生活在其中，一切都按照狂欢节本身固有的规律活动，人们好象过着第二种生活。狂欢节具有明显的、具体可感的性质并含有强烈的游戏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接近于艺术形式，但它又不是艺术形式。在狂欢节上，实际上只是生活本身在演出。例如狂欢节和诙谐活动中的小丑和傻瓜，他们体现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既是现实的，同时又是理想的生活，他们处于生活和艺术的交界线上，他既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怪人或傻子，也不是喜剧演员。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上是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狂欢节的特殊本性，其特殊的存在性质就在于此。”[19] 狂欢节庆活动和诙谐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节庆性。巴赫金认为节庆活动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他说“节庆活动永远与时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节庆活动在其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相联系，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通过一定节日的具体形式，形成了节日特有的节庆性。”[20] 拿民间节庆活动同官方和教会的节日活动作比较，巴赫金指出民间节庆性的两大特点：一是民间节庆活动张扬再生和更新的精神，它与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相联系，而官方和教会的节日活动旨在使现有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节日活动形成了现成的、获胜的、占统治地位的真理的庆功式，而这种真理是以永恒的、不变的和无可争议的真理姿态出现的。这样一来，官方和教会的节日只能是刻板的和严肃的，它是容不得诙谐的，它是与节庆性的真正本性相违背的。二是民间节庆活动张扬平等自由的精神，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方式。巴赫金说：“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它与一切永存、完成和终结相敌对。它面向未完成的将来。”[21] 第二种是诙谐性的语言作品，包括拉丁语和各民族语言的作品。这种诙谐性的语言作品已经不是民间创作，但渗透着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广泛地运用狂欢节的形式和语言，多数与狂欢节类型的庆典活动相联系，有时还成为这种节庆活动的文学部分。这种文学作品中的诙谐是节庆的诙谐，是双重性的诙谐。这种诙谐文学作品是由有一定学识的僧侣、教士、学者来创作的。以中世纪为例，大城市每年狂欢节时间达三个月之久，狂欢节和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对各阶层的人都是无法抗拒的，不仅是学生和小教士，即使是上层教会人士和神学家也会准许自己暂时摆脱神学严肃性，开开“僧侣玩笑”，娱乐消遣一番，同时他们也会摆脱自己的身份，从狂欢节诙谐的角度，从狂欢式世界感受的角度去看世界和表现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讲，巴赫金认为诙谐文学作品“是广场狂欢的笑声在修道院、大学和学校院墙内的回响和余韵。”[22] 第三种是广场言语体裁。这指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某些独特现象和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体裁。在狂欢节的广场上，暂时取消了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的一些规范和禁令，这样就形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人变得亲昵起来，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自由接触。这种新的交往形式就产生新的言语生活形式，新的言语体裁，有骂人话、指天赌咒和发誓，其中最典型的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是骂人话，即脏字和成套的骂法。这在巴赫金看来，“这种骂人脏话具有双重性：既有贬低和扼杀之意，又有再生和更新之意。正是这些具有双重性的脏话决定了狂欢节广场交往中骂人话这一言语的性质。”[23] 也就是说，这种骂人话已经失去了原始社会骂人话那种巫术、诅咒性的实用功能，而充满了诙谐因素，具有了否定和更新的双重性。其他言语现象命运也大抵相同，在官方和教会语言交往中遭到禁止和被排斥出来的各种言语都集中到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中，它们都改变自己的语言功能，融入狂欢式的语言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