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来看看克拉芒斯的第二个身份——审判者（juge）。负罪感把他引向忏悔，然而，他的忏悔却没有对象。因为信仰的缺失，虽然他期待拯救，却不知道拯救的力量来自何处。一方面，他不相信上帝，或者说他不相信一个超越于不完美的此岸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彼岸世界，因此他无法得到拯救的承诺和信心。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改过迁善。因此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和上帝的救赎摆脱罪的缠绕。为了保持住他的地位，不落在其他人之下，他把指向自身的罪感转向他人，从“我是一个坏孩子”到“全部的人都是坏孩子”，他宣布：“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人的无辜，却可以肯定一切人的罪状。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罪行的见证，这就是我的信念，我的愿望。[18]”这就是审判者这个身份的意义，对于克拉芒斯来说，批判社会，揭露人性中的丑陋，这并非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个人问题。只有证明社会和他人的弱点，他自己的罪感才能得到减轻。也就是说，他把上述的逻辑颠倒过来：“因为人人都是坏孩子，所以我也可以是坏孩子”。他通过对社会和他人的审判维护了自己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堕落》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社会批判的某种强烈反讽，当人们承担起批判社会的责任的时候，会不会落入克拉芒斯的“审判者”的陷阱之中呢？ 克拉芒斯因为信仰的缺失，虽然渴求回到纯洁的状态，但是他无法从上帝身上得到救赎的承诺，也没有能力从自身寻找到拯救之途，在他的心中只有循环式的自我谴责和辩护。克拉芒斯在现实生活中的职业是律师，是一个为罪进行辩护的人，不幸的是，在他在精神生活中，也落入了律师的地位。“审判者—忏悔者”，这既是对他的精神状态的真实总结，同时也是他为他的对话者制造的一个陷阱，也是这部小说中大大小小各种陷阱中最精巧最迷人也最容易落入的陷阱之一。克拉芒斯的对话者是不在场的，或者准确地说，其在场是隐蔽的。从克拉芒斯的话中，我们知道他在对话，然而其对话者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出现，这个安排恐怕并不仅仅出于美学的因素。在基督教中，上帝对其信徒而言，即是绝对地在场，又是绝对地隐蔽。如同这个隐身的对话者，作为克拉芒斯的忏悔对象，自始至终都存在，然而却始终没有现身。这个对话者不仅仅起到一个引发对话的功能作用，而且实际上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小说中，克拉芒斯的对话者不在场（叙述者但又不是叙述者），于是他的声音的隐没具有双重含义：他不发言，这是形式上的隐没；同时，他的隐没也意味着上帝的隐没和上帝之声音的隐没。神性的缺席使得忏悔走向空洞和虚无，因为这个忏悔不能导向拯救、清洗罪过和向纯洁的复归。当人们面对罪的时候，有两种态度，即忏悔和审判。忏悔意味着将罪归之于自己，明确悔改的责任，并通过这种方式洗清罪过，消除罪感。而审判则是将罪归之于他人，宣布他人承担罪过的责任。克拉芒斯试图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归于一身，他一方面既想通过忏悔洗刷罪过，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审判维护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却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本质上的矛盾和不相容，最终落入精神上的深渊。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面对上帝痛陈自己的罪过，并相信忏悔是唯一的解脱之路。对奥古斯丁而言，忏悔意味着双重含义：一方面，上帝具有绝对的超越性，处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同时上帝也是绝对的善，只有在这样的绝对的善的面前，真正的忏悔才是可能的。所以，《忏悔录》不是以奥古斯丁对自身的反思开始，而是以对上帝的赞美开始。[19]另一方面，奥古斯丁把过错绝对地归之于自己。他说：“我是谁？我是怎样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但你，温良慈爱的主，你看见死亡深入我的骨髓，你引手在我的心源中疏瀹秽流。我便蠲弃我以前征逐的一切，追求你原来要的一切。[20]”在奥古斯丁的忏悔中，忏悔对象的绝对超越与对自我的否定，两者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真实忏悔的必要前提。倘若上帝不是绝对完美，倘若不存在绝对的彼岸，那么奥古斯丁则无法相信自身的罪过可被洗清；倘若他不克服自我的骄傲，不彻底地否定自己过去与现在的罪过，他就无法放弃有罪的自我，从而通向一个善良的未来。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忏悔如同一副良药，可以治愈内心的疾病。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这样总结忏悔的益处： 我内心的良医，请你向我清楚说明我撰写此书有何益处。忏悔我以往的罪过——你已加以赦免而掩盖，并用信仰和“圣事”变化我的灵魂，使我在你里面获得幸福——能激励读者和听者的心，使他们不再酣睡于失望之中，而叹息说：“没有办法”；能促成他们在你的慈爱和你甘饴的恩宠中苏醒过来，这恩宠将使弱者意识到自己的懦弱而转弱为强。对于心地良好的人们，听一个改过自新者自述过去的罪恶是一件乐事，他们的喜乐不是由于这人的罪恶，而是因为这人能改过而迁善。[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