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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霄，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后，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基督教文化奠定了《瓦尔登湖》的精神结构与话语系统。梭罗采取了不同于教会所宣讲的修行方式，那就是以看似世俗的方式不断体验、感受和接近神圣，这使他的神圣性体验超越了教会，超越了同时代的宗教工作者。对死亡的关注和罪恶的反思，是梭罗的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充分体现，其深广而执着的救赎意识更是将这种文化精神推向了极致。在梭罗看来，一个把握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人，在世俗社会中同样可以“复活”并获得“新生”，世俗社会亦将变成天堂。梭罗的生命之旅也就是朝圣之旅，其散文巨著《瓦尔登湖》只是“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 关 键 词：梭罗/《瓦尔登湖》/《圣经》/基督教精神 一、梭罗的宗教意识 将宗教意识作为解读梭罗的一个基点并非突发奇想。这是因为，梭罗所处的时代是美国基督教文化空前兴盛和变革的时期，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语境，梭罗不可能不受宗教文化的濡染，此其一；梭罗作为美国超验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更是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超验主义的许多命题就脱胎于基督教文化，甚至有些超验主义者本人就是专业的宗教工作者，此其二。梭罗无疑是有宗教信仰的，但他绝非一个盲目的信仰者，作为一个思想着和行动着的哲人，他对宗教采取了某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将基督教精神内化为一种感受、一种体验和一种人格。在给布莱克的信中，梭罗曾这样表达其与“上帝”的关系，“如果必要，不要去打扰上帝。我觉得自己越是爱上帝，就越要对他——确切地说是越要使自己对他敬而远之。不是当我打算去见他时，而是当我刚刚转身远离他时，我发现了上帝的存在”①。 布莱克也许是梭罗在生前最了解梭罗的人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最早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解读梭罗，为我们以另一种方式观察梭罗提供了参照。早在1848年的第一封通信中，他就对梭罗表达了不同于流俗的认识：“如果我的理解正确，你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将从社会中抽身而出，从机构、风俗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于是你会与上帝为伴，过上一种清新、简单的生活。你不是要向旧的形式注入新的生活，而是要过上一种里里外外全新的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态度里包含着某些崇高的东西。”②不局限于繁琐的宗教仪式，不是将宗教教义停留在理论层次，并且不被社会的机构、风俗和陈规所束缚，而是用心来感受“上帝的存在”，用行动来证实“上帝的存在”，这使梭罗始终能够“与上帝为伴”。按照布莱克的说法，“上帝”对梭罗来说，既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也是一个启示性的隐喻。 并不是只有布莱克一个人对梭罗的人生与宗教文化的渊源关系有所觉察，其实在梭罗的研究者中间有不少人都意识到了梭罗的创作与宗教文化的密切联系，布拉德利·P. 迪安就曾指出，“梭罗在余生里不遗余力，要与‘宇宙直接接触’。梭罗牢记自己的使命，于一八三六年鼓起勇气，开始了二十六年的朝圣之旅”，“在读者那里，他的作品大多被视为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他唯一的向导就是存在于他内心的真理感，这感觉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过去的书上说：‘睁开眼睛，上帝的王国在你心中。’梭罗对此深信不疑。”③梭罗的文学作品不过是其在“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这是何其准确而精到的概括。布拉德利·P. 迪安为梭罗的书信集《寻找精神家园》所作的“前言”，可以说是一篇引领我们进入梭罗精神世界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布拉德利·P. 迪安显然怀着极大的兴趣来讨论梭罗的宗教信仰问题，他至少在三个层面指出了梭罗宗教观的复杂性。其一，承认爱默生的《自然》对梭罗的宗教观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爱默生主张通过个体自身体验的启示来“拥有宗教”的观点对梭罗影响甚深，上帝、真理和自然都是“现在的”而“不是过去的”，具有自由思想的个体可以靠自己来寻找真理之源。其二，梭罗有着强大的精神反思能力，对宗教文化也是如此，梭罗认为，耶稣并没有教育人类如何生活，耶稣的思想完全指向了另一个世界(天堂)，但在耶稣之外，还有别一种成功，这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同样可以达到修行的目的。其三，梭罗的宗教意识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在基督教文化之外，梭罗还悉心钻研东方宗教文化，包括对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希伯来的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宗教文化都有广泛的研究，梭罗推崇全人类的信仰，认为这要高于一家之言。尽管如布拉德利·P. 迪安所言，梭罗的文本大多是其“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笔者却有必要以梭罗广受争议且极富代表性的文本《瓦尔登湖》为例，来探寻其宗教意识。在笔者看来，《瓦尔登湖》既是梭罗朝圣之旅的最初收获，也是最能体现梭罗宗教意识的典范文本。“神圣与世俗”、“死亡与救赎”和“复活与新生”等基督教文化观念在《瓦尔登湖》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它们犹如一条条主动脉，成为文本血气贯通的主要渠道。 二、神圣与世俗 基督教文化所倡导的是，在凡俗世界要能活出信仰，在俗事中要能追求神圣。有研究者认为，“基督教是言说神圣的宗教，但基督教对神圣的言说应是在世俗中的言说”，“追求神圣，追求灵性生命的成长，并不意味着要弃绝世界，逃离社会，而是要在信仰中接受世界，在对神圣的追求中关注世界，参与社会。”④关于“神圣”与“世俗”的辩证认识及其践行，是基督教文化的精要所在，也是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宗教文化体系中能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并能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 厘清了基督教文化有关神圣与世俗的认识及践行的轨迹，我们也就有可能洞察梭罗因何去瓦尔登湖离群索居并重返世俗社会，并有可能理解一个“隐士”般的人何以能写出《论公民的不服从》这样富于政治理想与政治智慧的论著了。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过自己去瓦尔登湖的初衷，“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⑤。长期浸淫于世俗生活并忙碌于经营世俗生活而难体验到神圣感，这使孜孜于追寻真理的梭罗(应该说梭罗所谓的“真理”与基督教文化的“神圣”同义)感到绝望，因此他决心“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在那种纯粹个体性的生活中体验神圣。事实上，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岁月中梭罗不断体验到神圣，而这种神圣性体验的最终结果，就是散文巨著《瓦尔登湖》的成稿。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既然上文说“脱离了世俗性也就无神圣性可言”，梭罗离群索居显然是对世俗生活的脱离，怎么又能不断体验到神圣呢？必须清楚，表面的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与世俗生活的真正绝缘，在与世俗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并重新观察和反思世俗生活时，梭罗才真切地发现了世俗生活的荒诞与缺失，而对世俗生活的荒诞的“祛魅”和对它的缺失的修正，便是对神圣的体验与把捉。倘若我们查看《瓦尔登湖》，处处都能看到世俗生活的“在场”，只不过这里的世俗生活更多地呈现了它的荒诞性与缺失性。“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定了，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⑥这段见于《瓦尔登湖》之《经济篇》中的文字的确展现了一幅我们不以为然而实则充满了悲剧意味的画面。那些从父辈处继承了大量田产的农夫，虽然不愁吃穿，但他们对自身的悲剧命运却浑然不觉，他们实际上是土地的奴隶，在自掘坟墓；而那些没有田产可继承的农夫则啄食尘土，拼了性命在工作。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梭罗以连续性的发问质疑这一切，从而使这种看似正常的生活变得不正常了。梭罗认为，是农夫自己将自己变成了奴隶，是农夫对世俗生活的过于执着和沉溺使他们变成了永远的奴隶。若按常理而论，一个拥有田产的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没有什么值得质疑的，但在梭罗看来却显得如此荒诞，如此悲哀，这都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辛勤劳作的农夫的眼里只有现实的利益，他们的人生中好像没有了“神圣”这个概念，他们不关注灵魂的事情，他们只为利益而活着，只为过上好日子而活着。由于“神圣”的缺场，农夫的世俗生活便变成了没有尽头的苦役，而农夫自己则不得不承受田产永远的折磨与惩罚。梭罗以超乎常人的慧眼“发现”了世俗生活被遮蔽的另一面，这就是它的荒诞与缺失。在梭罗的视野中，农夫之“变成土地的奴隶”显然与基督教文化所追求的“神圣”有关，农夫要变成土地的主人，要变成自己的主人，只有将眼光暂时远离土地，进而关注自己的灵魂、灵性生命方能获救。这段充满了智慧的论说，如果没有宗教文化作为烛照是不可想象的。 在《瓦尔登湖》中，从“神圣”与“世俗”的辩证关联出发来反思世俗生活的论述比比皆是，并不限于上述例子。在《经济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⑦而对各种各样的“穷困的人”的论述则更是让人如闻惊雷，如：“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偿清，又一个明天偿清，直到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结；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⑧在《种豆》篇中，梭罗敏锐地指出了神圣的“农事”被彻底世俗化之后，农事就失去了神圣意味，农夫也就过上了“最屈辱的生活”。当然，梭罗不止是对世俗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无情的解构，他同时还在建构，在引导人们从世俗生活中发现神圣并靠近神圣。例如，在《更高的规律》篇中，梭罗指出，凡俗的人走向神圣并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够控制身体，就有可能将最粗俗的淫荡也转化为内心的纯洁与虔诚，而“贞洁是人的花朵；创造力、英雄主义、神圣等等只不过是它的各种果实。当纯洁的海峡畅通了，人便立刻奔流到上帝那里”⑨。同样在这个章节中，梭罗还以一个名叫约翰·发尔的农夫为例，说明神圣感是如何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发生的，“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在可能过光荣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你留在这里，过这种卑贱的苦役的生活呢？同样的星星照耀着那边的大地，而不是这边的，——可是如何从这种境况中跳出来，真正迁移到那里去呢？他所能够想到的只是实践一种新的刻苦生活，让他的心智降入他的肉体中去解救它，然后以日益增长的敬意来对待他自己”⑩。这里的“一个声音”明显是一个隐喻，我们何尝不能理解为“福音”呢？也何尝不能理解为神圣感的莅临呢？ 三、死亡与救赎 基督教文化有一种关注“死亡”问题的向度。以基督教的《圣经》来看，从《创世纪》叙述“死亡”的由来开始，再到卷中不断出现“死亡”意象，似乎自始至终都在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基督教文化对死亡的正视与坦然，使其对人的终极归所的问题便有了特别的穿透力。圣经说，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于是获罪，这就是原罪，有了原罪，死亡就随之而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11)。由于死亡是人的必然，就引出另一个核心问题——救赎。当世人都因罪而必须经历死亡时，耶稣基督为解决人类罪的问题而甘愿受难、受死，以消弭人类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12)。在耶稣这里，缘于救赎行为的存在，死亡反而成了一种生命的延续与升华。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人类的诸种罪恶进行揭示和反省，是源于基督教文化中“死亡”和“罪”的关系。基督教文化认为，死亡的发生是因为人类的罪恶所导致的，因此，探讨罪也是在关注死亡，“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13)。梭罗在《经济篇》中从不同角度探讨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罪的现象。比如他揭示了人们由于过度贪欲物质享受而造成的罪。“我们是何等地辛苦，不但为了食物、衣着、住所，还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夜晚的衣服而辛苦着，从飞鸟巢里和飞鸟的胸脯上，我们掠夺羽毛，做成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鼹鼠住在地窟尽头草叶的床中一样”(14)，在基督教文化看来，这种贪欲是由心生的本罪。《圣经》说：“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J4X614.jpg、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15)梭罗对当时美国盛行的蓄奴制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一千人在砍着罪恶的树枝，只有一个人砍伐了罪恶的根，说不定那个把时间和金钱在穷人身上花得最多的人，正是在用他那种生活方式引起最多的贫困与不幸，现在他却在徒然努力于挽救之道”，“一个南方的监守人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监守人更加坏，可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是最最坏的。”(16)梭罗认为蓄奴制的存在使得原本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变成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压迫。此外，梭罗还对权力阶级的罪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都用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它自己。说到金字塔，本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可惊的是有那么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花了他们一生的精力，替一个鲁钝的野心家造坟墓，其实他要是跳尼罗河淹死，然后把身体喂野狗都还更聪明些，更有气派些呢。”统治阶级要想靠留下些雕琢过的石头使自己不朽，其实是在奴役他人的同时已早早地埋葬了自己(17)。 《瓦尔登湖》中与死亡问题紧密联系的是救赎意识。梭罗在《瓦尔登湖》扉页题词中说：“我不打算写一首沮丧之歌，只是想要像一只报晓的雄鸡，栖息在窝棚上，引吭高歌，为了唤醒我的邻居。”(18)梭罗认为罪由心生，生存于世间的人如果产生了各种恶念，就播下了罪恶的种子，而人一旦有罪就变成了奴隶，变成了奴隶就失去了身心的自由，这样，人生也就成了苦不堪言的劳役。正如经文上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19)因此在梭罗看来，美国高速发展的上升时期真是罪恶遍地，富人也好，穷人也好，权力阶层也好，社会底层也好，都在奴役状态中苟延残喘。这是梭罗的强烈的救赎意识之所以萌发的社会基础。基督教文化虽然是一种救赎的宗教文化，但正如梭罗所反思的，耶稣并没有教育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救赎，源于此，“引导人们如何从日常生活中自我救赎”便成了梭罗文本言说的基本出发点。 梭罗认为，人只有放下世间所有累人的重负，身心才有可能真正地自由，这正是一种救赎。人们可以除掉所有的物质束缚，去过最简朴的生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20)。一心一意追求精神上的富足，亦如《雅各书》所言：“上帝……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21)人们还可以除去所有的贪欲恶念，去过自然的生活，“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听从他的天份里最遥远却又最恒久的建议……只要人类坚决，信心坚定，人类的坦途永远不变……因为这些生活是遵循了更高的规律的。如果你能以欢愉之情迎接白天和黑夜，生命就会像鲜花和香草一样芳香……那就是你的成功”(22)。这样我们也就能够豁然，梭罗之所以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日常生活，之所以会不留情面地否定人们的各种欲望，之所以会全面拆解人们的蝇营狗苟，其目的皆在于将人们从奴役状态中救赎出来。 四、复活与新生 在基督教文化体系中，有相当多的经文来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新生”，可见其重要性。《新约·约翰福音》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23)这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获罪，便有了死亡，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门徒受死而使人有了复活的可能。虽死而能复活，复活的同时获得新生，基督教文化的此类说法无疑对人构成了永恒的吸引力。基督教文化甚至将“复活”事件看作是稳固信仰的根本，《新约·哥林多前书》明确指出：“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也灭亡了。”(24)那么，复活与新生之说在基督教文化体系中到底价值意义如何呢？经文对此有明确的阐述，就在耶稣即将受难的前几天，耶稣说了下面的这段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25)耶稣用了一个生动的隐喻，来说明其对生与死的辩证认识，一粒麦子要结出更多的子粒来，就不能不经历破碎、裂变乃至死亡，这个过程的终结却意味着新的生命(即“新生”)的开始。死亡与生命本来是相互对立的，在这里又奇妙地成为一种相互的补充与前提，死亡的存在恰恰是对生命的见证与肯定，而生命要通过死亡来确定其价值，死亡也同时成为生命的起点，没有死亡便不会有新生命的出现与成长。 “复活”与“新生”作为重要的基督教文化观念深刻拓展了梭罗的生命视野，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岁月里，他无数次地见证了大千世界以及“我”的复活与新生的生命景象，并怀着欣喜的心情来诗性地描述正在发生的一切生命奇观，而支撑这些文字诗性建构的正是基督教文化观念。请看下文梭罗对于春天景象的描述，以及从中获得的生命感悟：“春天的第一只麻雀！这一年又在从来没有这样年轻的希望之中开始了！最初听到很微弱的银色的啁啾之声传过了一部分还光秃秃的，润湿的田野，那是发自青鸟、篱雀和红翼鸫的，仿佛冬天的最后的雪花在叮当地飘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历史、编年纪、传说，一切启示的文字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人类的生命即使绝灭，只是绝灭不了根，那根上仍能茁生绿色的草叶，至于永恒。”(26)这些文字见于《瓦尔登湖》的最后一章《春天》，以四季中的“春天”来结束全书，可见这是梭罗的精心安排，春回大地是时间的复活与新生，同时也是大自然中的生命体的复活与新生的时节，万物复苏，大地一派欣欣向荣，这个时间更预示着人的复活与新生。梭罗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生命的开始，小草、小溪，以及青鸟、篱雀和红翼鸫等这些生命体在经历了死亡(严冬)之后，向死而生，在春天终于复活。重新复活的生命是新的生命，它给人一种透彻的生命气象，故此梭罗不由得感叹，“这一年又在从来没有这样年轻的希望之中开始了”。这个段落与其说是梭罗对自然世界中生命体的复活与新生的描述，毋宁说是对人类的复活与新生的隐喻式的言说，而其话语的背景是整个基督教文化。 在梭罗看来，时间的复活与新生并不限于四季，昼夜交替也是时间的复活与新生，而这样的时刻更预示着人的复活与新生，明乎此也就不奇怪梭罗为什么会对“黎明”和人的“苏醒”致以虔诚的礼赞，因为它们都是复活与新生的见证。梭罗以诗一般的语言，来叙述他从黎明和人的苏醒中获得的启悟，“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地纯洁无瑕。我向曙光顶礼，忠诚如同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运动，我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27)。每天都是新的，都是人的一次苏醒，都是人的一次不同程度的复活与新生，有了这样的认识，人才能真正把握基督教文化精神。诚如梭罗所言：“我们必须学会再苏醒，更须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的。我没有看到过更使人振奋的事实了，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28)从《瓦尔登湖》的文本来看，梭罗对《圣经》了如指掌，对复活与新生的典故运用自如，而且对经文的化用也是不着痕迹，这无疑使文本增加了超越文本自身的深度与厚度，这也证实了《瓦尔登湖》与《圣经》有着很深的渊源。 “复活”与“新生”这样的基督教文化观念对梭罗而言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它们不仅影响着梭罗的生命视野，而且使梭罗对那些生命奇迹充满了言说的冲动，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梭罗对于复活与新生的坚定之心。就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中，梭罗还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在苹果树木中沉睡达六十年之久的爬虫“复活”与“新生”的故事，而他认为：“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之后，谁能不感到增强了复活的信心与不朽的信心呢？”(29)梭罗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说明，有信仰的人终究会获得新生。而我们要说的是，在完成散文巨著《瓦尔登湖》的时刻，梭罗何尝没有获得文学意义上的新生？ 五、结语 基督教文化奠定了《瓦尔登湖》的基本精神结构与话语系统。倘若远离基督教文化来解读《瓦尔登湖》，只能是雾里看花，其后果不仅可能曲解文本也可能曲解梭罗。无论如何，梭罗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他又不是一个教会意义上的基督徒。梭罗采取了不同于教会所宣讲的修行方式，那就是以看似世俗的方式不断体验、感受和接近神圣，这反而使他的神圣性体验超越了同时代的专业宗教工作者。对死亡的关注和罪恶的反思，是梭罗的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充分体现，而其深广与执着的救赎意识更是将这种文化精神推向了极致。在梭罗看来，一个把握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人，在世俗社会中同样可以“复活”并获得“新生”，世俗社会亦将变成天堂。 梭罗很少直接讨论宗教，对此布拉德利·P. 迪安有过说明。迪安认为梭罗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人类经验中最为深刻的真理(指宗教智慧，笔者注)是不能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递的。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真正的先知总是顾此言他。他们借修辞手段‘要讲出不可言传的道理’”(30)。因此，梭罗愿意采取某些修辞手段和含蓄的表达手法来体现他入世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精神。我们在上文详细论证了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观念，如神圣与世俗、死亡与救赎、复活与新生等如何蔓延与渗透于文本的各个层面，可以说《瓦尔登湖》犹如《圣经》的现代版，是梭罗对19世纪美国社会的宗教意义上的反思与想象的结果。因此，梭罗的生命之旅也就是朝圣之旅，而其散文巨著《瓦尔登湖》是其“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 注释： ①Henry David Thoreau, 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 edited by Bradley P. De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 20. ②Henry David Thoreau, 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 edited by Bradley P. Dean，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 5. ③Henry David Thoreau, 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 edited by Bradley P. De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 3. ④陈永涛：《“神圣”与“世俗”——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宗教》2006年第2期。 ⑤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24页。 ⑥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3页。 ⑦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5页。 ⑧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324页。 ⑨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205页。 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207页。 (11)《新约·罗马书》5：12《圣经》(和合本)，香港：香港圣经公会，2008年。 (12)《新约·彼得前书》2：24。 (13)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28页。 (14)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11页。 (15)《新约·马可福音》7：20-23。 (16)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9页。 (17)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30页。 (18)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 A fully Annotated Edition, edited by Jeffrey S. Cra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 (19)《新约·约翰福音》8：34。 (20)《新约·马太福音》10：9-10。 (21)《新约·雅各书》2：5。 (22)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198页。 (23)《新约·哥林多前书》15：21-22。 (24)《新约·哥林多前书》15：13-18。 (25)《新约·约翰福音》12：23-24。 (26)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287页。 (27)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83页。 (28)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85页。 (29)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第308页。 (30)Henry David Thoreau, 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 edited by Bradley P. De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