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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借克隆人凯丝·H之口，用极其伤感的笔触呈现了为人类移植器官的克隆人世界。本论文将小说置于后人类的视域下，探讨后人类与人类相互观照的关系。以黑尔舍姆学生为代表的后人类通过人类的后天教育具身化成人类，而人类自身则通过器官移植转变为后人类。人类通过器官移植转变为后人类的同时，克隆人正在藉由人类创造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具身化成人类。后人类最终通过对死亡的选择获得人的身份，成为有德性的人。石黑一雄借助想象的后人类有力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超前的科技带来的恶果，也促使人类进行伦理道德层面的自我反思。 关 键 词：石黑一雄/《千万别丢下我》/后人类/人类/德性 作者简介：信慧敏，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文学。 当代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的第六部小说《千万别丢下我》(Never Let Me Go，2002)，从克隆人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人类培育克隆人以获得替换器官的后人类图景。克隆人成长的寄宿学校黑尔舍姆的功用成为一些批评家关注的话题。蒲立昕将克隆人的反抗缺失归责于黑尔舍姆“对学生的纪律约束和规训”。(109)在对科技和人性问题的探讨上，杰宁斯(Bruce Jennings)看到生物科技对人的“权利、尊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威胁”，以及“对基于这些观念建立的个性、能动性和自我身份的侵蚀”(16)。有学者试图剔除小说的科学因素，把克隆人的处境看作对人类自身的指涉，以探索现代人的生存境况(郭国良、李春6)。如果说石黑一雄在用“一种反常的逻辑表达自己的心声”(杨金才72)，这种反常的逻辑便是人类与克隆人共存的后人类状况。本论文探讨后人类主义语境中，人类与作为后人类的克隆人相互转化、互为观照的关系。在人类通过器官移植成为后人类的同时，克隆人正在藉由人类创造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具身化为人类，并最终通过对死亡的选择成为有德性的人。 一、后人类的到来 与其他的后主义一样，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①指的是人本主义之后的状况，与人本主义(humanism)密切相关。兴起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解放了那个在神面前渺小谦卑的人，这对于破除中世纪神学的主导地位和人的解放意义非凡。启蒙运动以来，自柏拉图以降将宇宙视为存在巨链的观念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和承认。(诺夫乔伊226)除了上帝、天使这些超验的存在，人居于生物界的顶端。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Rene Descartes)第一次提出身心二元论，通过那个怀疑的我来确证我的存在，更将理性的人之主体地位拔高。随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特别是康德)主张为自然立法，把人的主体地位推到顶峰。人类开始打着进步的旗号，运用日益强大的科学技术对客体实施征服和控制。 直到20世纪初，人类的主体地位才遭受大的冲击。先有尼采预言式地宣布人的死亡和超人的来临，后有福柯提出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他“只是新近的产物，正临近终点”。(Foucauh 422)当然，福柯所指的人不是具体的人而是知识型态的人。终结消亡的是人本主义传统所塑造的人，在这一传统中，人被看做“万物的尺度”，能够在个人的层面上获得无限的进步和完善。(西姆37)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预言自由主义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他认为随着平等社会的实现，人逐渐变成没有抱负、自我满足的“最后的人”(Last Man)。但二十年后他修正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认为“除非终结科学，否则历史不会终结”(福山20)，并力图证明现代科技构成最重大的威胁是它改变人性的可能性，从而将人类置于后人类的历史阶段。(29)福山所坚持的人性正在被计算机、机器人、基因克隆技术步步蚕食，人逐渐成为信息和数据符码化的后人类。 后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利维(Dona Haraway)将后人类定义为“赛博格”(cyborg)，一个“自动化控制机体，机器和有机体的杂糅体，现实和虚构的混合体”。(150)格林(Chris Gray)甚至宣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已经成为赛博格：医学移植进入我们的身体，机械工具唾手可得，来自全世界的商品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qtd. inGiblett 141)后人类主义另一干将海勒斯(H. Katherine Hayles)在有关后人类的重要著作《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1999)一书中提出了三个关注的焦点：信息的去身化、赛博格的具象化和人类的后人类化。(2)她认为当肉体为金属所替代、意识由信息符码操控的时候，后人类的身体成为“混合物、异质零件的组合和物质—信息的实体”，身体的存在和计算机模拟、控制论的机制和生物有机体等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绝对界限已经不复存在。(3)有机体与技术耦合的后人类预示着传统人类的身体正在被技术和信息逐渐的去身化(disembodiment)，人类逐渐抽离肉身而成为信息的集合体，人的意识甚至能够像下载电脑数据那样被下载并永久保存。人的意识不再是人性的决定因素，“自我”也不再由生物根源，而是由特定的信息范式所决定。(Miccoli 2)后人类的出现改写了传统自由人本主义对人的定父，并使有关“什么是人”的争论更加白热化。由此，被自由人文主义看作“固定的、主体的、纯正的、统一的和普遍的”天然自我(“natural” self)变得“本地化、不确定和偶然”，且自然/文化、自我/他者、男人/女人、人类/非人类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也被冲破。(Heffernan 118) 《千万别丢下我》中的克隆人是形态多样的后人类设想之一。随着人类基因计划对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解，人类沦为双螺旋的符码。克隆人通过来自母体细胞的DNA序列信息来传递被克隆体的生理特征，以获得与人一模一样的躯体。与人类通过两性生殖将自身特有的生物属性传递给下一代的模式不同，克隆技术颠覆了人类两性繁衍的自然规律，整个过程是由单独一个亲代即可完成，这标志着人类总体性的终结。为了达到长寿的目的，人类利用克隆技术生产出这些“试管里难以捉摸的东西”(292)，并将这些“东西”喂养大，最后掠去那些包含在肉身里的器官来替换自己失效的身体零件。 虽然石黑一雄没有假设一个克隆人取代人的世界，也没有制造出弗兰肯斯坦式具有破坏力的科学怪人来反抗人类社会，小说里的克隆技术止步于培育实体的克隆人来捐献器官以治愈人的疾病、延长人的寿命，但是身体修复术(prosthesis)使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已经不复存在。器官捐献本身就是将人和克隆人的器官看成一个个的机器零件，可以随意更换和替代老化、陈旧的部分。因此，从克隆人的器官进入人类的身体那一刻起，统一的、纯正的主体的人已成为一个杂糅体(hybrid)，成为名副其实的后人类。 二、后人类的人化 石黑一雄将小说设置在20世纪90年代末英格兰寄宿学校黑尔舍姆。黑尔舍姆的学生(克隆人)通过克隆人类的基因来到这个世界。即使他们生命的开端不同于受精卵，克隆人仍然通过带有人类基因的体细胞遗传了人类的生理特征，与正常的人类别无二致。由于克隆人是人类用作器官移植的工具，肉身对于他们(和人类)来说十分重要。学校开设体育课，组织学生进行锻炼以保持他们身体的健康，并每周接受例行的身体检查。可人类对身体的认识早已超越肉体本身，身体的认知和社会因素已成为构建自我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成分。克隆技术赋予克隆人以肉身，而成为肉身只是成为人类的基本要素。艾米丽小姐发起运动的目的不是生产身体健康的克隆人，而是为了证明“如果学生养育在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长为和任何正常的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292)因此，黑尔舍姆这个以人类社会为蓝本运作的寄宿学校，模拟人类的环境对于克隆学生的培养，也就是使克隆人具身化(embodiment)的过程。 命名是监护人建构克隆人社会身份的第一步。监护人为克隆人起了一些常见的英国名字。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姓氏由字母组成，如凯丝·H。众所周知，姓名和人的主体性相连，且通常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姓氏在封建社会(欧洲或者中国)，从上一辈继承而来(有的女性结婚后冠以夫姓)，通常指涉一种家族的所属关系，与身份紧密相连。即使在现代社会，宗族身份观念慢慢淡化，姓氏也表明一种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间的关联。学生们的姓氏由字母构成，既表明了他们身份的无根性，因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原型是谁，又与《美丽新世界》等敌托邦小说相呼应，将人物用26个字母、罗马数字或者希腊数字编码，质疑人的真正存在。字母姓氏象征着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指涉。通过这种模糊性，人类和后人类互为镜像，相互关照。 以艾米丽小姐和“夫人”为首发起的运动不仅向人类捐献计划的运作方式发起挑战，还极力向世人证明“如果学生(克隆人)养育在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长为和任何正常的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292)监护人试图通过各类人文教育来塑造学生的灵魂。美术、艺术欣赏课、音乐、文学，甚至体育课都是学生的必修课程。柏拉图曾将灵魂与肉体对立，又将灵魂三分为理性、欲望和激情。他还特别提到体育和音乐教育对于人的心灵培养的重要作用。(柏拉图121)代表灵魂的创造力成为这个寄宿学校划分等级的标准，像汤米那样创造力差的孩子会被嘲笑，而会写诗或者做手工的孩子则受到尊重。一年举行四次的交易会，模仿人类世界市场运作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由监护人对物品定价，以代币作为流通的货币，让学生相互买卖作品。同时，交易会也对学生的人际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学生是否受到喜欢或者尊重，取决于他们的“创造力”有多强。尽管画廊只是一个幽灵的存在，但是它却一直在学生们心里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人人都以自己的作品入选画廊为荣。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人的可教化性，以及通过教育能够赋予克隆人灵魂，而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看来，灵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唯一属性。如果承认克隆人有灵魂，就等于认可克隆人的人的身份。因此，当人类不得不面对完成人化过程的克隆人，他们陷入深深的怀疑与恐惧之中。 三、后人类与人类的相遇 克隆人之所以能被人化得益于黑尔舍姆监护人有意识的培养，以及克隆人的主动模仿。后人类的克隆人依赖人类的需求而存在，他们被阈限于封闭的环境之中，与人类鲜有接触，只能通过电视来了解和模仿人类的行为，但他们相信“可能的原型”(克隆人的基因来源体)的存在，并希望能从自己的原型身上“洞察[他们]内心深处的自我，也许还能预知未来生活的某些事情”。(154) 而与克隆人对人类身份的追寻不同，人类对克隆人这个异己的存在，表现出的是恐惧和拒斥，就连抚养他们的监护人也不例外。除了黑尔舍姆监护人，“夫人”是整部小说人类世界的唯一代表。她每年出现几次，来挑选画廊的作品。她每次都不和学生说话，用“冷冷的眼神与[他们]保持着距离”(36)，并“竭力压抑那种真正的恐惧，唯恐[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会意外地触碰到她。……她怕[他们]就如同有人害怕蜘蛛一样。”(39)即使多年之后，当汤米和凯丝找到“夫人”申请推迟捐献的时候，她还是“一下变得僵硬起来——就像有两只巨大的蜘蛛向她爬去”。(276)这种恐惧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暗恐”(the uncanny)②。当人类面对自己极其逼真的“异己”(doppelganger或者double)重复出现时，如熟悉的脸、情境、犯罪场景等，既熟悉又可怕的“暗恐心理”随之产生。异己是“一种想象性的形体，类似于灵魂、影子、镜中的映相。它如同主体的异己一般，魂萦不扰地追捕它，让这个主体共时性地既是自己，也永远不会再类似于自身”。(鲍德里亚189)当人类看到不管是外形和身体，还是“知识、感情和经历”(Freud234)都与自己极其相似的克隆人，他们的自我变得迷惑和不确定。克隆人和人类是如此相似，以至于连人类自身都不能将自己与克隆人区分开来。他们从克隆人身上真切地看见了另一个自己，可他们又拒斥这种相似，努力说服自己克隆人与自己不同。因为，承认克隆人的相似性就等于赋予克隆人人性，从而将自己行为等同于杀戮。当克隆人这个外在自我通过复制、分裂、交换取代了自我(人类本身)，一个双生的、分裂的和转换的自我由此产生(Freud 234)，后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石黑一雄用回忆的叙述方式，让有关黑尔舍姆存在的种种悬念保持到小说接近尾声。汤米和凯丝推迟捐献之行，让克隆人和读者最终从监护人艾米丽小姐口中得知黑尔舍姆的来龙去脉，以及人类对克隆人不人道的利用。黑尔舍姆的学生又从小就被告知是“特别的”。这种独特性表现为他们要保持身体的绝对健康，他们被允许发生性关系，但绝对不允许生育孩子，这便是小说中人类与克隆人最大的区别。因而，当小女孩凯丝抱着枕头随着歌曲《千万别丢下我》起舞时，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被告知不能生育孩子的女人，最终拥有了一个孩子。她高兴地把孩子抱在怀里起舞，并吟唱着“宝贝，宝贝，千万别丢下我”。(79，304)这一幕恰巧被“夫人”看到，并引得一向表现冷漠的“夫人”哭泣，但“夫人”对凯丝行为的阐释是： 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是的。对于以往的疾病有了更多的治疗方式。那非常好，却又是一个非常无情和残忍的世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怀抱着那个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内心知道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着：千万别丢下我。(304—305) 对自己命运一无所知的克隆人和知晓内情的人类对于这一情景的不同解读，将整部小说推向高潮。新生儿与旧世界、喜与悲、得与失、生与死的对照将人类和后人类并置于读者眼前。作为器官移植最直接受益者的人类，他们的淡漠和残忍令人不寒而栗。人类在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让克隆人作为医疗手段出现。虽然克隆人给许多罹患不治之症的人带来了福音，但克隆人本身作为人的地位却未能得到承认和尊重。为了长寿，人类在自身和克隆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他们甚至极力否认克隆人作为人的地位。所以，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不是黑尔舍姆的欺骗式教育，而是将人视为世界的中心和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不顾后果的超人类主义。 四、后人类的伦理选择 研究者在讨论黑尔舍姆的规训作用时，往往忽视了克隆人选择背后的德性力量。实际上，石黑一雄期望通过克隆人对死亡的选择来丰富和改写后人类主义对人性的看法。亚里士多德用道德将人与动物、人与神区分开来，“人与动物不同是因为人有道德能力，人与神不同是因为人有道德需求”。(拜尔茨105)石黑一雄的小说世界里，克隆人因其对死亡的选择而变得比人类更像人类。黑尔舍姆学生被(部分)告知而又不能理解的，不是捐献本身而是不公平的捐献以及面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如果说露丝等克隆人的死亡是一种被欺骗的无知的死亡，那么汤米和凯丝在得知一切真相之后依然选择器官捐献而非逃离，她甚至希望露丝也能“在生命终结之前明白所有的一切”(319)，体现了尼采所说的“恰逢其时地死去”。(79)随着朋友和爱人的相继离去，凯丝带着对黑尔舍姆的美好回忆，气定神闲地选择去向她“该去的地方”(323)，继续履行自己的捐献使命。 这种对于死亡的坦然面对和选择体现了克隆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正如犹太心理学家、纳粹大屠杀的亲历者弗兰克(Viktor E. Frankl)在其著作《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1984)里所描述的：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机器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57) 弗兰克认为人区别于动物在于身处恶劣的环境，仍保持人的优良品德和人性的尊严。汤米和凯丝对死亡的选择和对责任的担当，证明了克隆人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和主动选择，这与小说中人类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如同一面镜子，让人类得以反观自己的丑陋。 在克隆技术成为人类自我完善救命稻草的后人类时代，生命的有限性是人类的独特标签。小说中的人类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不惜将克隆人当作工具制造出来，用完之后犹如垃圾般废弃，他们还极力说服自己否定克隆人的人性，为自己功利主义的残忍屠杀开脱。相形之下，小说世界里利他的克隆人表现得比人类更具人的德性。当他们认识到死亡的真正意义后，仍然选择了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这个责任是不公平的)，坦然接受生命短暂的命运。后人类生命的有限性与人类生命的无限延长使他们最终完成角色对换。这些克隆人为他人生、为自己死的行为极大地体现了人的尊严，而“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正是他们爱的人和是否被有尊严地对待”。(Ishiguro，Shaffer and Wong 219)更进一步说，当原本处于卑贱地位的克隆人奴隶的行为表现得比主体更具有人性，当奴隶不再依赖主体而存在也不再拒绝死亡的时候，③主奴关系就变得模糊，甚至戏剧性地倒置。在这个克隆人的世界里，主客关系变得“重叠、模糊、异质、兽性、变形、变更和卑贱”(Kristeva 207)，处于卑贱地位的克隆人最终通过选择死亡之举，取得了主体的地位。死亡对于克隆人来说是一种去身化的仪式，藉此克隆人通过自我管理和选择摆脱了肉身的束缚。这种“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慷慨献身、处在危险之中而勇敢坚定和经得住考验的忠诚”的崇高感(康德7)，使克隆人的生命得以圣化。在这一刻，克隆人利用他的死亡和自我承担的精神获得了人的尊严，凸显生命的意义。 《千万别丢下我》的叙述由克隆人凯丝完成，站在克隆人对立面的人类没有发出声音。作为凯丝的叙述对象，读者或多或少充当了听众和道德审判者的角色。石黑一雄这一后人类书写意在通过“重述故事，反转和替代早已平常化的身份等级制二元对立”(Haraway 175)，来赋予后人类书写自己故事和生存以及在他者化的世界中留下痕迹的权力，并通过读者的移情阅读达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褒扬人的尊严和道德的效果。石黑一雄透过克隆人这面“忧郁的镜子直视我们自己”(Atwood)，审视人类的自私、欲望和贪婪。作者“想要制造我们大多数都会面对的情境，很多时候我们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或许我们不能接受到这种程度，但我们远比我们想像的更加被动。……我想要《千万别丢下我》中的人物对他们屈从的恐怖计划做出反应，一如我们面对年老、崩溃和死亡的临近。”(Matthews and Ishiguro 124)人类残杀克隆人的后人类情境终究没有到来，石黑一雄对后人类克隆人的描写，丰富了后人类主义视域下人性的定义，人不再仅仅由是生物特性决定，道德也是成为人的重要因素。 结语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后人类社会，随着电脑、基因工程等技术的介入，身体被日渐符码化、信息化，人类的中心地位频频受到挑战。《千万别丢下我》用极其伤感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人类利用然后又试图遗忘和否定克隆人的恐怖世界。这些有血有肉、有思想又有灵魂、能爱亦能恨的克隆人和自私的人类形成鲜明的对比。石黑一雄笔下利他主义的克隆人揭示了克隆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人类为了一己私利而制造克隆人，从而导致人类道德沦丧。小说有力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超前科技带来的恶果，促使人类对人性进行伦理道德层面的反思，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石黑一雄对正在到来的后人类时代的思考。 注解： ①关注人与机器/科技关系的后人类主义，存在两股分支。一支是基于马克斯·莫尔提出的熵，与承袭人本主义的超人类主义密切相关，强调理性思考，并对后人类未来持乐观态度；另一支被称为批判的后人类主义，是对前者的回应和批判。后一种后人类主义并没有全盘否定人本主义，而主张批判地继承，本文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后人类主义”一词。 ②暗恐/非家幻觉是“压抑的复现”(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另一种表述，指的是心里产生的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产生这种情感的可以是一个物品、人或者情境。参见童明：《暗恐/非家幻觉》(《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06-16页。 ③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er Kojéve)在阐释黑格尔提出的“主奴关系”时，认为死亡将主人与奴隶区分开来。奴隶依赖有机体的生命而存在，他宁愿作为奴隶活下去，也不愿意为了自由而接受死亡。相反，主人却能够有意识地接受死亡，并因此得到奴隶的服从和承认。参见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57-8页。 参考文献： [1]Atwood, Marg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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