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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荷马世界的出现与消亡 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转述了一个传说，佛吕吉亚国王弥达斯(Midas)在森林里捕捉到了酒神的同伴——森林之神西勒尼(15)(Silen)，并强迫他回答，“对于人类来说，绝佳至美的东西是什么”。西勒尼尖笑着回答道，对你们而言，绝佳至美的东西就是“不要出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而次等佳美的东西就是“赶快死掉”(16)。 这里国王弥达斯与林神西勒尼的对话，跟荷马与赫西俄德竞赛一开始两位诗人的问答一样，都在向世人传达一种相似的民间智慧，即，生命就是虚无，死亡就是解脱。 尼采认为，这种对生命无常的理解和对生存的深深厌倦，在前荷马世界里，就已经开始折磨人类的灵魂了。它也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当时的人们以毁坏杀戮为乐。与他们的毁坏杀戮相对应，就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原始提坦神秩序(der ursprünglichen titanischen Gtterordnung des Schreckens)。尼采将生活于这一秩序中的人，称为“狄奥尼索斯式的野蛮人”(Die dionysischen Barbaren)。这些狄奥尼索斯式的野蛮人放任自己，完全受制于内心深处的那种毁灭欲，从而陷入无休止的争斗、残杀和破坏之中。面对着这样一个原初的恐怖秩序，希腊人却天才般地构建起一个欢快的奥林匹斯山诸神秩序(die olympische Gtterordnung der Freude)。正是在这一欢快秩序中，诞生了与狄奥尼索斯式的野蛮人有所不同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希腊人(Die dionysischen Griechen)。(17)这些狄奥尼索斯式的希腊人的出现，就意味着古希腊人彻底地脱离了原始层级，转而步入了文明。 尼采认为，区分狄奥尼索斯式的野蛮人与狄奥尼索斯式的希腊人的关键，就在于欢快的奥林匹斯山诸神秩序的确立。而这一欢快秩序的确立则与荷马的世界息息相关。因为这两者，都是依靠阿波罗的美的冲动(der apollinische Schnheitstrieb)才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完成的。 所谓的阿波罗的美的冲动，在尼采笔下，是与狄奥尼索斯冲动相对而言的。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借用日神阿罗波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来代表两类根源于大自然的艺术冲动。因为这两类艺术冲动是自然的，所以，就其本质而言，它们并“不需要人类艺术家那样的中介”来表现自己。(18)阿波罗，代表着梦幻、表象和虚假的美好；而狄奥尼索斯，则代表着酒醉、迷狂和本真的激情。在古希腊城邦中，与狄奥尼索斯冲动相对应的，是上文提到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希腊人。而与阿波罗冲动相对应的，则是做梦的希腊人(die Trumenden Griechen)。做梦的希腊人，尼采又将之称为是众荷马(Homere)；与此同时，尼采又将荷马，也称为是“一个做梦的希腊人”(19)。由此可见，在尼采的眼中，荷马这个名号，与做梦的希腊人在内涵上是等同的。那么，尼采究竟依据什么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到底凭借什么才会认为，荷马就其本质而言，注定与梦幻相关?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去重新审视，林神西勒尼教唆人去死的智慧。很显然，对西勒尼而言，人类的生命并不值得留恋，死亡才是最好的解脱。但是，荷马却颠覆了这教人厌世的林神智慧，让生命变得美妙且富有价值。尼采认为，在荷马的世界中，那些战场上的英雄们的真正悲痛，并不在于生，而在于死，在于突然间的离世而亡。对于荷马式的人物而言，“糟糕透顶的事情就是突然间死亡，而次等糟糕的事情则是，早晚要死亡”。(20) 毋庸置疑，在尼采的眼中，荷马最为重要的功绩就是，抑制了人类的死亡冲动，让他们感觉到生之可贵。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荷马的出现，才使得古希腊人懂得去克制自己骨子里的毁灭欲，用求生来代替求死，进而在日常生活里去追求荣誉，追求高贵。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荷马的世界中，战争、杀戮和毁灭，从来就不是目的；相反，活着，并且能更好地活下去，才是目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荷马才在他的史诗《奥德赛》中，让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跟另一位已经阵亡的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us)的鬼魂在地府相逢。而阿喀琉斯的鬼魂也才会当着奥德修斯的面，说出以下这番话： 光荣的奥德修斯，我已经死了，你又何必安慰我呢?我宁愿活在世上做人家的奴隶，侍候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那样也比统率所有已死的魂灵要好。(《奥德赛·卷十一》)(21) 荷马让好生恶死，从一位英雄口中说出。而这位英雄又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位昔日在特洛伊战场上，最为耀眼的英雄阿喀琉斯。他现在却甘愿用他一生的荣耀和尊严，去换得一个能够在世上苟延残喘的机会。这是何等的震撼人心。 可以看出，这里的荷马与竞赛诗艺时的荷马，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显然，此时的尼采已经认识到，再从荷马与赫西俄德对立的角度来认识古希腊文化，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在荷马与赫西俄德这两个名号之下，都涵盖了大量矛盾且又无法考证的文献材料。所以说，要想理解荷马，唯一的出路就是，将荷马这个名号，与荷马世界之间，画上等号。而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荷马世界确立的标志。 尼采认为，在荷马世界中，无处不散发着荷马的素朴与天真。当然，最能传达这份素朴与天真的，就是荷马劝导世人好生恶死的苦心。尼采将荷马的这份素朴性工作，称为是“阿波罗幻相的彻底胜利”(22)。这也就是说，在尼采的眼中，荷马史诗的出现和定型，不但意味着恐怖的提坦神秩序的崩塌，同时也意味着前荷马时代的终结。 不可否认，荷马的世界是明朗欢快的。它以一种梦幻的、虚假的方式，让人好生恶死。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需要去探究世界的本质，也不需要去追问万物的根源，相反，只需要去好好把握眼前这个以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世界，就足够了。不过，如果要想得体地跟眼前这个世界打交道，依据荷马的看法，那就有必要去遵循一条法则，即，对荣誉的向往和对高贵举止的爱慕。 尼采认为，虽然在荷马的世界中，阿波罗元素(das Apollinische)能够施光亮赋万物以形，布威严令万物有序，起梦幻让世人留恋此生。但是，对于生性敏感，却又不甘愿终日生活于梦中的希腊人而言，留恋此生并不代表就能永保此生。在死亡之苦如影随形的纠缠之下，希腊人不得不向狄奥尼索斯的迷醉狂欢求助。于是，在狄奥尼索斯的迷醉狂欢中，阿波罗冲动所构建出的快乐秩序的崩溃，或者说，阿波罗式的梦幻的崩溃，就彰显为一种艺术现象。(23)而这一艺术现象的结晶，就是希腊悲剧。虽然，希腊悲剧在本质上是狄奥尼索斯艺术，但是，在这一艺术形式中，“无论是阿波罗的艺术意图还是狄奥尼索斯的艺术意图，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24)。所以，悲剧世界虽然与荷马世界有所不同，但它并不必然就是荷马世界的对立面。悲剧，在阿波罗的梦幻与狄奥尼索斯的迷醉二元冲突之中，完成了与荷马相类似的工作，即，肯定生命。所以，荷马史诗与希腊悲剧在古希腊艺术中是一体两面的，它们都出现在欢快的奥林匹斯山诸神秩序之下，并且都代表了各自领域的最高成就。两者唯一的不同在于，荷马史诗给这个世界施以梦幻，用假象来劝导世人求生；而悲剧却习惯于撕破这梦幻，让命运的本质裸露出来，给人以震撼，让世人在精神上感受到狂醉的力量，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本质。 在尼采的眼中，苏格拉底才是荷马世界与悲剧世界的反面。苏格拉底是受到希腊竞赛文化熏陶过的。他曾经“以挑衅之势走遍雅典，造访那些最为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诗人和艺术家，却到处都遇上知识的自负与傲慢”(25)。苏格拉底发现，雅典城内缺少真知，充满了幻相。于是，他要通过理性，来终结那在雅典城邦中流行的意见与意见之间，或者说幻相与幻相之间的文化竞赛。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此在方式的典型，即理论家的典型”(26)。他与希腊本质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在尼采看来，希腊的本质，主要是体现在荷马以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等人的身上的。(27)但是，苏格拉底，这位用理性积极求知的古希腊哲人，他自己的身上并没有多少艺术细胞，他理解不了荷马，就像他理解不了音乐悲剧一样。所以，苏格拉底通过他的理性乐观主义，在荷马的表象世界与悲剧的意志世界之外，构建起了一个概念世界。而这个概念世界，在本质上是反生命的，它不但抛弃了世界的表象，而且还抛弃了世界的本质。苏格拉底的概念世界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希腊人跟荷马世界和悲剧世界说再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