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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向读者而生”——叙事的全新格调 在三部曲中，罗赞诺夫着意强调是为自己在写作，而非以出版为目的，这也体现了“手稿性”书写的私密性特点。他认为只有这种不以出版为目的手稿形式的创作，人与语言之间的界限才能缩小，人与文字之间才不会产生疏离感，人们才不会“失去心与心直接交谈所具有的诚挚和率真”，[7](24)人才能真正地“拥有文学”。文学的最大罪过莫过于对生活施加暴力，窒息人的灵魂。罗赞诺夫欣赏中世纪的文学，但吸引他的并非中世纪文学浓厚的宗教气息，而是当时的出版业尚未出现，人们都不是在为公众写作，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是出色的，感人的，有力的，硕果累累的”。[8](111)文学正因为“同人类原始祖先自然的血缘纽带，追求与活生生人生的情感互通性，对人类直接心灵关切性，因此才保留着本然的真实可靠性”。[15](288)在罗赞诺夫看来，手稿这种形式更贴近人的灵魂，而出版物却先天缺少触动人心弦的张力。因而，手稿与爱相连，而书与爱隔绝，“出版物产生后，爱就不复存在了，爱便成了天方夜谭。‘跟书在一起’能有什么爱可言呢？”[8](10)在他看来印刷品是“冰冷”的同义词，而手稿却把“温暖”传递给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并不是作家对书的贬损，相反，书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而不容玷污的，作家也曾反复强调书应该是昂贵的、高傲的、独立的。他所谴责的是按照固定模式、精心构思撰写，并以出版为目的的“书”，与其所推崇思想的照实记录，随意性的叙述风格相对立。 罗赞诺夫认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新文学的本质则是虚假的，“带有人为和做作的痕迹”。[8](24)正如他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批判，“他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座建筑。无论他写什么，甚至无论他开始写什么(片段，开头)——他都是在建造。到处都是锤子，铅锤，直尺，图纸，‘构思好的和设计好的’。但这一切当中没有箭。”[8](273)此处罗赞诺夫指责托尔斯泰过于追求小说的模式化，而缺乏情感的自然流露。当然，对于托尔斯泰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该评价也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罗赞诺夫言辞的偏激以及击碎一切虚假的决心。他认为只有取消出版这种形式，人们才能“再次学会神圣和纯粹地去爱”。[8](359)如果作家们都刻板地讲究文法，遵循规矩，就会使文学作品丧失原初的美好，沾染僵死的气息。在他看来，“文学本身不在于虚构，而在于内心对说话的需求。”[15](184)也就是说，不应该将虚构缜密的情节作为写作的首要步骤或固定模式，而应将内心的诉求转化成为写作的动机，然后将真实情感如音乐般自然地流淌于指尖。他认为以出版为目的的文学最终必然会走向灭亡，会在“招摇中毁灭了自己”。[8](111) 在三部曲中，罗赞诺夫敞开心扉，坦率地、不知疲倦地进行着自我揭示与展露，讲述自己虔诚的信仰与大胆的叛逆，讲述内心的困惑与迷惘，讲述自身存在之戏剧性冲突……有人认为这种写作方式颇具“忏悔体”意味，但罗赞诺夫本人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自己开创的是全新的文体风格。他依照这一构想，以击溃出版物为旨归，赋予了《心灵独语》与《落叶集》一种自有出版业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全新格调。“‘灵魂的手书性’就是这样赋予了我的(隐居)一种全新的，自印刷术发明以来还不曾有过的笔调。”[8](360)这是一种以“不面对读者”为旨归的，“带有手书性质的格调。就像是在古藤贝格(德国印刷术发明家)时代以前，是写给自己的。”[8](111)因此，在书中我们看到罗赞诺夫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以其大胆犀利的言辞令人瞠目结舌，以其不连贯的箴言短句令人耳目一新，以其大无畏的挑战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罗赞诺夫认为只有《心灵独语》、《落叶集》真正做到了“抵挡住古藤贝格的诱惑”，[8](111)它们不以出版为目的，不以读者为旨归，“我无论怎么为读者着想，到头来还是想不到他们。我想象不出来一张读者的脸，也想象不出一个能对我作出评价的人。”也就是说他写作的时候会对周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样便不用顾虑读者的口味、看法与评价。他认为“为读者写作”就相当于“进入俗世”，[8](108)是在屈尊献媚，哗众取宠。他在《落叶集》中写道：“文学给我的感觉就像‘我的家’，我无法想象，在这个‘家’里，我‘应该’干什么，别人‘期待’我干什么。”[8](361)在家里自然无需拘谨、讲究，因此，他可以不拘小节和不修边幅，可以恣意地畅所欲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罗赞诺夫虽痛斥出版业，大力标榜“不为读者写作”，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书也同样面临着出版，面临着与读者见面这样一个事实。“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中实现的，没有读者的参与，文本的意义永远是封闭的。”[16](189)由此他就必须面对自己埋下的“抵制出版”和“不得不出版”之间的悖论。罗赞诺夫以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来应对这一切，他这样描述交稿时的心理状态：“这样的书不应该允许存在。”(吉皮乌斯说《心灵独语》)从他的角度来讲，“此话不错，而且交稿时，我个人也感觉到了。‘我真想放弃，但却做不到。’(交稿时的心情)然而换个角度，反过来讲，绝对应该允许这本书存在，同样不错。我脑子里甚至还闪过这样的念头：说实话，所有的书都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不用梳妆打扮’，‘不用穿衣戴帽’。就实质而言，凡是‘穿衣戴帽’(比喻)的人，都是枯燥无味的。”[8](220)可见他对于无法放弃出版的解释在于：出版该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他认为甚至所有出版的书都应该以这种书写方式为典范，即直接以手稿形式出版，放弃矫饰与设计，回归自然。 实际上，罗赞诺夫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读者”一词，他也在为“有人读”或是“没人读”而纠结，也希望“读者少的假象肯定会立刻消失”。[8](267)显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书终究会面对读者，“作者的创作意图之一便是面向读者的接受意识。”[17](53)然而罗赞诺夫着眼的是瓦解以读者为创作意图的写作模式。因此，他不想“取悦读者”，不想成为读者的奴隶。至此，“不为读者写作”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不面对读者，不意味着没有读者这一主体存在。“不为读者写作”只是一种叙事的策略，是指作家试图规避读者的“参与”，不因读者的好恶而改变书写方式，创作初衷与旨归。罗赞诺夫的“不向读者而存在”也彰显了写作的自由，体现了一种试图颠覆传统的随心所欲。 书中罗赞诺夫唯一直面的读者便是其妻子和女儿，我们认为她们实际上意指出版前的读者，也就是第一个阅读主体。文中详细地讲述了妻子的阅读习惯，每天比他早起半个小时，然后将夜里写的东西通读一遍。“如果写得好(生动，真实，情绪饱满——‘思路’和‘论证’她不管)，她就什么也不说。如果写得懈怠，呆板，死气沉沉——她就会在白天做事的时候告诉我，说她‘不喜欢’。于是我就会换一种写法。”[8](200)值得注意的是，与呆板、死气沉沉相对的生动、真实、情绪饱满不正是罗赞诺夫所褒奖并遵循的写作风格吗？那么，读者的象征——妻子的评价是否暗指读者的接受意识呢？也就是说，罗赞诺夫的写作风格虽不是对读者的刻意迎合，但也相对地符合读者(起码是部分读者)的审美旨趣。这一叙事策略实际上是变相地对自己书写方式的肯定与坚持。 罗赞诺夫渴望按照这种方式构筑的书能够对人的灵魂起到抚慰作用，“我想对什么产生影响呢？对人的心理，对人的灵魂。如果我能产生影响，我希望‘我的影响’能表现在拓宽人的灵魂方面，使之‘呼吸一切’，‘吸收一切’。但愿人的灵魂能更加温柔，但愿我的耳朵能更大一些，鼻孔更粗一些。但愿人们能‘闻到所有鲜花的芳香’。”[8](118)不难发现，此处罗赞诺夫通过隐喻的手法期许着自己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从而影响更多的读者，使更多人的灵魂变得柔软，因为“爱是世界的本质”。[8](373)罗赞诺夫视域下的读者并不是单纯的阅读者，而是能够洞悉其灵魂深处奥秘的读者，能触碰其心灵最柔软之隅的读者，“我只把买过我的书的人，当做是我的读者，这是否是一种假象？确实，在报纸上是无法将‘一般读者’同忠实于你的读者区分开来。但我是否能通过来信判断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一本书，也可能忠实于我呢？”[8](267)罗赞诺夫是用心、用灵魂在写作，他也同样期盼读者能用灵魂“读他”，“文学作为一座与读者进行心灵沟通的桥梁，罗赞诺夫为读者重新开启了一条理解作家个性的蹊径。”[18](103)心灵交流、灵魂共鸣的真正奥秘正在于此，这也是作家创作的真正诉求。 如前所述，既然罗赞诺夫标榜作品写给自己而没有受众，那么自然不需要掩饰与遮蔽，可以尽情“讲述自己的丢人现眼”。[8](112)因而罗赞诺夫在作品中时常自我贬抑，自视渺小、卑微、粗鄙、庸俗。“我的整个生活，尤其是我的个性，其实要粗俗得多。我抽烟，她读赞美诗，这就是各自一贯的态度。”[8](100)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罗赞诺夫本人的特立独行，对文学传统彻底颠覆的决心，对性等禁忌问题赤裸裸的论说，对耶稣基督的大胆挑战等举动都折射了其内心的强大与骄傲。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杰沃什金。也许，着意强调平凡的外表(家里只有我长得不好看)[8](260)，卑微的出身，低下的地位反而映衬了其内心的高傲。这一独特的写作手法展现了罗赞诺夫对周围媚俗之人的鄙夷，主要是指对刻板文学性的附庸之人，对虚假出版形式随波逐流之人。“你们没有灵魂，先生们：所以产生不了文学。(吃晚饭时；关于出版物)”[8](102)罗赞诺夫认为只有心灵纯洁高尚、不附庸风俗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由此，“手稿性书写”不再是单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与独辟蹊径，而是与内容结合到一起，拥有了内容的意蕴，用巴赫金的话说是“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类似日记的倾诉方式是对置身其中的文学氛围的控诉，是对放弃文学原初形式的痛恨，是对漠视心灵沟通的憎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