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容提要：《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一部借旅行叙事来表达成长主题的小说。由于小说上下两部分分别聚焦于意大利旅行和英国本土生活，其叙事连贯性和主题统一性一直备受争议。这主要是由于对旅行叙事的狭义界定和对旅行隐喻的不完全理解造成的。这种局限性导致以往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凝视活动在主人公露西的身份建构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为延续旅行叙事和实现旅行隐喻的一个关键手段，凝视活动在小说上下两部分贯穿始终。围绕凝视客体和凝视主体的“意义”和“真实性”问题，小说描述了露西在凝视对象、凝视方式和凝视关系上的转变，展现了她在凝视活动中对他人身份进行识别和分化、对自我身份加以认识和定位的成长过程。
    关键词：游客凝视/旅行叙事/旅行隐喻/身份建构

    作为福斯特的两部“意大利小说”之一，《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跟《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一样，也是一部借旅行叙事来表达成长主题的小说。但相对《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和其他以旅行为题材的福斯特作品，《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又不乏独特之处。从结构上看，这部小说由“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构成，分别聚焦于意大利旅行和旅行结束后的英国本土生活；而后者更是占据了较大篇幅。从内容上看，这部小说并不以英国中产阶级男性的教育旅行(Grand Tour)实践为原型，通过旅行者与当地人物和环境的接触来强调旅行地特有的“场所精神”①对“未发育的心智”的唤醒和开启作用。以20世纪初传统教育旅行和大众旅行模式的交汇为背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主要关注英国旅行者内部多种思想和立场的交流与碰撞，并以此作为促进主人公少女露西思考和成长的主要因素。从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手法来看，这部小说虽然也在旅行叙事中穿插了有关绘画、雕塑和建筑等人文艺术形式的评述，并将其与人物和主题进行类比，但这类作为游客凝视客体的经典艺术却主要是福斯特调侃和批判的对象，象征了旅行体验的间接感和表面性——不仅难以引起凝视者在感官、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反而可能对其造成束缚。相反，自然风光得到了福斯特的赞美，并被视为唤醒露西在审美偏好、情感表达和社会观念等方面自我意识的明镜。经典人文艺术和自然风光两种凝视客体被分别主要安排在小说的意大利部分和英国部分，对照反映出露西不同的审美体验和思想情感，揭示了她从恪守社会规约到聆听自我心声的成长历程。
    相关批评和争议
    对于小说在结构、内容和对艺术形式的利用等方面的独特性，批评家们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同时也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由于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与之前包括《老版露西》(Old Lucy)在内的多个“露西片段”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英国部分的添加和意大利部分叙事重心从观光活动向身份识别的转移，因此批评的焦点就相应集中在小说对旅行题材的利用和主题思想的定位上。谈到小说的主题演变时，罗森鲍姆指出，“通过将那些露西片段改写成《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福斯特把他关注的焦点从审美的空洞和无私的罪过转向了一个年轻女子对爱与艺术真实性的更加当代化的追求。”(330)同样，克劳德·萨默斯也认为小说深化了旅行题材本身的内涵。萨默斯认为，“靠着惊人的艺术勇气，福斯特把浪漫主义素材转变成了一部思想小说。”(82)与此相似，约翰·科墨尔也考察了小说的演变过程，并通过对小说初稿的批判肯定了小说主题的延伸价值。科墨尔指出，“小说的初稿几乎可被称为一部贝德克(Baedeker)小说，因为初稿过度关注意大利的艺术、建筑和地方特色。”(43)显然，罗森鲍姆等批评家都看到并肯定了小说主题的转变和深化，但他们大都仅分析了意大利情节部分的内容，主要从教育旅行和观光与反观光思想的角度讨论了旅行叙事与成长主题的关系。相比而言，批评家们对英国部分的评述比较少。从现有批评来看，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大概是英国部分看似缺乏值得分析的对象。与意大利部分相比，除音乐的类比作用外，英国部分既不包含像《贝德克旅行指南》和罗斯金的《佛罗伦萨的早晨》那样富有挖掘性的文化典故，也没安排像广场暴力事件和驱车郊游事件那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情节。
    事实上，英国部分的添加不仅未能得到批评家们的重视，而且引发了关于小说结构和叙事的质疑。例如，史蒂芬·兰德认为，“小说意大利部分和英国部分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断裂……为了使意大利部分的故事内容在英国部分延续下去，福斯特不得不在英国部分安排许多牵强的巧合和古怪的事件。”(125)同样，萨拉·吉普森也认为小说上下两部分之间缺乏叙事连贯性和主题统一性。她批评说，“尽管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在其意大利部分对种种旅行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当露西和夏洛特回到英国后，旅行主题就再未被提及过。”(166)对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来说，旅行活动的终结是造成小说上下两部分在叙事和主题上断裂的根源。但倘若我们从实现旅行隐喻的角度来理解旅行叙事就会发现：尽管旅行本身在意大利部分已经完结，但由旅行活动(尤其是其中的凝视活动)所揭示的外部事物和人物主体的“意义”和“真实性”只有到了英国部分(尤其是在英国本土日常生活的反衬下)才显示出对主人公思想情感的冲击作用，并促就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如果缺少英国部分，源于旅行的身份建构历程就难以显现和完成，而承载成长主题这一旅行隐喻的旅行叙事也才会产生真正的断裂。
    至于小说在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方面的特殊性，批评家们虽普遍提及、但很少深入探究。例如，朱迪斯·谢勒·贺茨曾指出，“形式的考虑在小说中至关重要……福斯特借用了大量的绘画、建筑、雕塑和音乐来与人物性情、故事场景和主题思想进行类比。”(139)与此相似，马西亚·兰迪也在讨论电影改编《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时指出，“人物的各种思想都围绕他们各自的社会阶层以及生活和艺术问题展开。像小说一样，影片借用了大量的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来作为参照，说明其中的英国人物各自是如何应对(或拒绝)他们生活中的各种选择的。”(243)诚然，多种艺术形式在小说中对人物和主题都具有一定的揭示作用，但它们的类比功能却不尽相同。先前的批评对乔托壁画这类经典作品的分析鞭辟入里，但对那些看似简单的、非经典的艺术作品着墨不多，更少关注同样作为凝视客体、且具有类比功能的自然风光。而人物身份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上的矛盾冲突正是通过这些经典与非经典、复杂与简单、朝圣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立和转换来体现的。
    考察现有批评的侧重点和缺失可以发现，许多解读的不足都与对英国部分关注不够有关。因此，本文将重点论述英国部分对完善旅行叙事和实现旅行隐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倘若不把旅行叙事囿于旅行活动起始的范围内、而从旅行隐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同时考虑小说对旅行题材的利用和身份建构主题的表达，就会发现以下两点：一、由旅行引发的人际关系和凝视活动在小说上下两部分贯穿始终且具有主题揭示性，可以消除批评家对英国部分的质疑；二、这两方面作为表达身份建构主题的两大途径，真正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从一部旅行日志发展成了一部思想小说。鉴于人际关系涉及小说的众多人物和大量情节，需要另文讨论，这里主要从主人公露西的角度来探讨凝视活动中暗含的身份的自我定位、相互识别和分化，以及自我反省和调整，重点揭示社会规约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分析露西在旅行活动当中和旅行结束后在凝视对象、凝视方式和凝视关系方面的选择和变化，本文将展现露西从识别他人到认识自我、从谨循社会规范到响应个人意识的身份建构过程，同时论证小说在旅行叙事和身份建构主躯上的连贯性和统一性。
    乔托壁画与对他人身份的识别和分化
    
    鉴于旅行所承载的审美、情感和道德教育功能，旅行活动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旨在“探寻意义”(Buzard，1988：165)和“追寻真实性”(Culler：135)的朝圣活动。相应地，旅行题材也被广泛用于服务各种以探寻“意义”和“真实性”为中心的文学主题。一般说来，旅行者对“意义”和“真实性”的探寻往往集中在旅行地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地域特色上，而这也正是大多数旅行文学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的线索。但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最初作为旅行者的小说人物所要探寻的“意义”和“真实性”还包括人物在旅行当中和旅行结束后的日常生活里所表现出的审美偏好、思想情感和社会观念，以及人物的身份定位与身份表现之间的矛盾或统一关系。
    根据詹姆斯·布扎德的论述，从18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英国旅行者人数的增加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加入，以意大利和希腊为主要目的地的教育旅行虽然保留了传统的形式，但旅行者的身份、旅行的目的和功效以及社会看待教育旅行的态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社会地位不那么高、受教育程度也不那么高的人逐渐取代英国贵族男性青年成为欧陆旅行的主体”，(Buzard，2002：45)其中既包括了许多像福斯特笔下的阿伯特(《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露西和阿德拉(《印度之行》)这样来自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年轻女性，也包括爱默生父子这类从事服务工作的中下层人士。与此同时，社会中上层内部对传统教育旅行的理解和态度也发生了分化：或是认为毫无用处、仅适合那些仍信奉古典主义的“空想主义者”；或将其视为缓解情感异化的源泉，追寻其精神洗涤和情感抚慰的作用。而新近加入的大众旅行者也对旅行的“教育”功能寄予了各不相同的期望。这样，基于阶级地位、教育程度、思想观念和旅行动机之间的差异，各种身份问题就成了传统教育旅行与现代大众旅行交汇的产物——旅行者在旅途中相互排斥、彼此质疑，既竭力捍卫自身既定的社会文化身份、又怀着各自的动机在同行者身上探寻不同于己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情感，经历了个人身份在社会体系和自我意识层面的不断界定、评判和修正。
    由于凝视活动在旅行中占有重要地位，凝视对象和凝视方式的选择以及凝视关系的构成就成了展现和探究人物身份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旅行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正如艾瑞克·李德在其著作《旅行者的心灵：从吉尔伽美什到全球旅游》中谈到凝视与身份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自然景观、历史遗迹、艺术作品或风土人情，凝视客体在表面审美偏好的背后反映的都是旅行者对不同凝视对象和凝视方式的选择，而这事实上也是旅行者在对自我身份进行定位、对他人身份进行观察和分化的一种实践。在此过程中，旅行者通过彼此在凝视对象和方式上的异同来与对方产生身份认同、并归为一类，或进行排斥、归入异类。这是一个将自我与他人归入或排除于某个身份群体的活动。(279)
    在小说意大利部分，以小说家拉维西小姐和牧师伊格先生的言行为代表的“反观光”思想占据了凝视方式的主导地位。尽管反观光思想宣扬避开大众追捧的传统朝圣场所和著名人文景观、实地接触旅行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但这一思想也宣称：真正的凝视是要超越事物的客观表象，从文学、宗教或学院派美学思想的角度来欣赏和评判凝视对象。这样，原本客观、朴实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不是遭到“反观光者”的迅速摈弃，就是像人文景观一样被笼罩了一层带有特定立场的美学、文学或神学面纱。针对“反观光”思想宣扬的旅行体验的直接性、独特感和真实性，小说意大利部分围绕艺术与生活的相互关系在多次凝视活动中探讨和揭示了审美、情感和道德层面的多种身份问题，并以此作为露西认识他人和自我的重要途径。
    在整个意大利部分，由观赏乔托壁画“圣约翰升天”所引发的那场讨论最具层次感和揭示性。在这场同时涉及凝视客体和凝视主体的意义和真实性的讨论中，凝视客体是一幅被誉为经典但又颇具歧义的画作；凝视主体包括以反观光者自居的牧师伊格先生，持朴素唯物观的退休劳工老爱默生先生，持不可知论的铁路工人乔治，以及陷入自我意识与社会规范矛盾的露西。关于乔托壁画本身所蕴含的丰富阐释性，克劳德·萨默斯已经做过详尽而精辟的解读。本文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把伊格先生等人与乔托壁画一同看作是露西的凝视对象，讨论露西在凝视活动中对他人和自我身份的识别与评判。萨默斯指出，福斯特用互文的手法将贝伦森、弗莱、布朗宁、罗斯金和西蒙兹对乔托壁画的解读并置对立在一起，使一场看似平常的观光活动成为了多种美学思想和社会观念交汇和较量的平台，既检验又揭示人物身份的真实性和统一性。(Summers，1987：165—76)
    从凝视所暗含的身份建构活动来看，乔托壁画内在的复杂性为人物提供了一个对自我身份进行定位、对他人身份进行识别和分化的良好契机。在观赏和评判壁画的过程中，人物表现出他们在理解艺术形式、评判艺术价值、表达审美偏好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立场和身份定位。由表入里地看，这里涵盖了审美立场、情感体验和道德品性三个身份层面。这三个层层深入且涉及身份真实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暗含了一种社会规约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对立。在旁听伊格先生和爱默生父子讨论壁画的过程中，露西不仅首次意识到事物可能引发的多种解读性，而且看到了他人身上不同的审美观、思想观和道德观，并不自觉地与之产生认同或排斥。相对伊格先生等人，露西在观赏过程中一直保持静默；“怎样才算举止得体”(福斯特：28)以及“贯穿良好的用心时如果能注意方式方法”(29)主宰了她在凝视活动中的心绪和表现。只在老爱默生先生对儿子驻足壁画这一行为表示不解时，露西才端出一番关于乔托的评述来进行回应。而这时大家已经离开乔托，转向下一个参观目标。
    “他为什么老盯着那幅壁画？”他不安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我喜欢乔托，”她回答道。“那些关于他的壁画的浑厚坚实的质感的论述精彩极了。虽然我更喜欢德拉·罗比亚的赤陶雕塑的婴儿那一类东西。”
    “你应该这样。一个婴孩抵得上一打圣徒。我的宝贝儿可以抵得上整个天堂，可是就我所知他却生活在地狱里。”
    露西再次感到这样谈话不行。(31)
    上述这段交谈充分体现了露西在社会规约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挣扎。一方面，为了不失礼貌而又举止得体，露西未对乔治驻足壁画的行为进行直接评论，而是套用了一些空洞堆砌的辞藻来强调壁画的公认价值。但这恰恰暴露出她个人观光体验的表面性和间接性。另一方面，尽管明知偏离“经典”，但露西仍表露出自己对“赤陶雕塑的婴儿那一类东西”的偏好。
    相对以乔托壁画为代表的传统朝圣对象，“赤陶雕塑的婴儿”既不在权威旅行指南的推荐之列，也未曾得到诸如但丁和罗斯金等著名人士的赞赏。但它却在露西观光途中多次脱颖而出，与领报圣母广场的儿童医院和教堂内朝圣的三个天主教儿童一并成为了触动露西深层情感的、象征旅行体验和生活本质“真实性”的代表。当露西和拉维西小姐因丢失旅行指南而偏离“正轨”时，“意大利一下子出现了。使人陶醉。她站在领报圣母广场上，看到那些活生生的赤陶雕塑的圣洁的婴儿，……露西认为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景象……”(22)虽然都是艺术性的凝视客体，但相对乔托壁画所代表的源于间接体验且充满歧义的真实性，婴儿雕塑代表了一种与凝视主体个人的直接体验和审美偏好紧密相关的、确切的真和绝对的美，是给露西带来情感愉悦和精神净化的意外源泉。同样作为促进身份建构的外部因素，乔托壁画主要向露西提供的是对他人身份进行观察、识别和划分的机会，而婴儿雕塑则激发了露西发掘并忠实于自我意识的深层渴望。
    自然风光与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和定位
    围绕凝视客体和主体的“意义”与“真实性”，小说意大利部分探讨了在凝视客体、凝视方式和凝视关系的选择背后隐含的身份建构活动，重点凸显了身份定位与身份表现、传统规约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小说的英国情节部分，凝视活动仍然是展现和实现身份建构的主要途径之一。但随着凝视的重心从人文艺术转向自然风光，凝视活动所揭示的身份建构历程也从认识他人发展为认识自我。
    到了英国部分，尽管绘画、书籍和壁画《圣约翰升天》的复制品这类人文事物仍作为人物文化审美生活的一部分存在，但它们已不再是人物凝视的主要客体；取而代之的，是英国本土日常生活中的自然风光和与之相对应、但曾被刻意省叙的意大利自然景色。这些由山峦、湖泊和森林所构成的自然景色与赤陶雕塑的婴儿一样，都是激发露西在凝视活动中对个人审美体验和思想情感进行思考的源泉。它们与露西美好的童年回忆、和睦的家庭关系和对恋人的倾慕交相呼应、彼此映衬，体现了她的深层意识和真实渴望。与此同时，还与意大利之行中的人文性凝视客体形成对照，进一步凸显出存在情感依托的观光体验的真实感和直接性，及其所蕴含的精神洗涤和意识开启作用。于是，当露西与塞西尔经过那片她曾在幼时和弟弟弗雷迪一同玩耍的树林时，露西发现“而今她虽然去过意大利，这片树林对她却没有减少丝毫的魅力”，仍然显得“特别美丽或特别熟悉”。(129)同样，当露西在网球活动中体验到自由的快感并被乔治强烈的生活愿望吸引时，她偶然愉快地发现“她也许对意大利已有所淡忘，但是对她的英格兰却不断有新的发现”。(190)
    表面看来，露西与自然风光之间的共鸣在叙事上表现得较为突兀或者说滞后。小说上半部分丝毫未曾提及露西对意大利自然风光的看法，却在下半部分以回忆的形式使之与英国本土风光形成对应。但考虑到意大利部分在表现凝视活动与身份建构关系上着重强调的是经典人文艺术所象征的既定审美规范以及露西试图顺应规范的失败，自然风光在这一部分被作为一种背离规约的私隐而加以掩藏就不难理解了。到了小说英国部分，由于不再受到社会规约在凝视活动方面的束缚，露西才将在旅行中感受到的自然风光以一种对自身审美偏好的反思和接受呈现出来。这种看似游离于旅行之外的滞后反应可以从实现旅行意义的途径和游客凝视的价值角度来加以理解。约翰·尤里在其著作《游客凝视》中精辟地指出，旅行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这个概念，即有限度地与常规和日常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通过考虑典型的游客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它们形成反差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换句话说，去思考一个社会群体怎样建构自己的游客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着什么的一个绝妙途径。(3)
    一般说来，尤里所指的“离开”概念和游客凝视的建构过程并不能在旅行途中即时实现，而需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和空间转换才能通过回忆和反思来获得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当旅游者结束旅行、回到原本所属的日常环境中时，凝视客体所具有的揭示意义才能在现实的映衬下变得印象清晰和意义重大起来。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也在游客凝视和旅行体验的对照下凸显出之前曾被忽视或难以理解的一面，促使旅行者对原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此过程中加深自我认识、调整自我身份。这样看来，小说在展现凝视活动与人物身份建构关系上并不存在叙事断裂或突变，其先省叙后补叙的叙事策略是与人物思想意识发展历程相呼应和一致的形式选择。而英国情节部分的添加也是个人成长这一旅行隐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随着人物身份建构历程的逐渐发展，凝视对象的象征意义和类比作用也日趋深化。在小说英国部分，作为主要凝视客体的自然风光不仅独立具有揭示性和唤醒力量，而且与露西居住的“风角”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相对“维斯太太(塞西尔的母亲)陈设齐全、但刻板僵化的伦敦公寓”(143)和夏街其他更为华丽的房屋，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的风角不仅体现出露西一家对家庭和生活的热爱，更揭示了露西性情当中自然、和谐和灵动的一面。借助居住环境之间的对比，露西和塞西尔之间的本质差异被凸显出来，为后文二者婚约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不仅如此，随着凝视客体与凝视主体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原本作为凝视对象的外部风景还被进一步抽象和引申，成为与人物身份相类比、体现人物思想和观念这一“内部风景”(inner view)的喻体。于是，通过观赏和谈论风景(自然风景)，露西、塞西尔和乔治(以及老爱默生先生)各自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与先前在由旅行所引发的凝视活动中采取的静默态度不同，露西在围绕风景的凝视活动和交谈中用语言或行为进行了主动回应，表露出她日益明晰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这种对自我身份的逐渐认识和接受首先通过对其未婚夫塞西尔的身份识别、批判和反抗体现出来。作为中产阶级上层社会的代表，塞西尔像露西在旅行中遇到的反观光者一样“宣称自己是一个真正能欣赏自然并理解自然之美的人”，(121)但他对自然风光的空洞礼赞不仅未能体现出他对自然和生活的真正热爱，反而暴露出他匮乏的生活常识和虚假的生活姿态。因此，当塞西尔试图引导露西将他视为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时，露西认为塞西尔更像是“一间看不到风景的客厅”(a drawing room with no view)。(129)这里，作为凝视对象的外部风景首次与作为起居生活场所的房间一起成为人物身份的直接象征。而露西这一不经意的回答也预示了她之后对塞西尔所代表的文化生活模式的封闭性和割裂性的逐渐认识和最终否定。
    与主要揭示塞西尔和露西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两次讨论不同，小说第三次关于风景的探讨不仅涉及露西等人的身份特征，而且将风景的概念从外部凝视客体进一步延伸至体现人物思想的抽象性哲学概念、并最终回到拉维希小姐所著的小说中以露西和乔治接吻事件为原型的那段意大利风景描写。这样，借助对作为凝视对象的自然风光的讨论，小说既从审美活动的角度将意大利和英国两部分叙事有机地联系起来，也从身份建构的角度揭示了多个人物在审美、文化、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真实性。当露西和乔治在打网球的间隙与塞西尔一同坐下来时，塞西尔试图用拉维希小姐的小说中的一段风景描写来引起他们的关注。但这时露西却被乔治那头黑亮的头发深深吸引住了。为了克制自己想要去抚摸头发的冲动，露西将话题引向了一个她本认为安全的关于风景的讨论：
    “爱默生先生，你觉得我家的风景怎么样？”
    “我向来不觉得风景有多大的差别。”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风景都是一样的。因为风景中最要紧的是距离和空气。”
    塞西尔发出一声“哼！”他说不准这句话好不好算作惊人之语。
    “我爸爸”——他抬头望着她(他的脸有点发红)——“说只有一种景色是完美的——那就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而地上的所有景色都不过是粗制滥造的复制品。”
    “我想你爸爸在读但丁吧，”塞西尔说，一面用手指摸弄着那本小说，只有谈论那本书塞西尔才最有发言权。
    “有一天他对我们说景色实际上是一些群体——一群群树、房屋和山丘——它们必然彼此相像、就像一群群人那样——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们对我们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吸引力。”(192—93)
    在这段关于风景的交谈中，露西以自家周围的自然风景为引子，试图在乔治和塞西尔中间找到一个轻松的话题，以缓和三人在打网球的间隙相处的尴尬。然而，单纯的风景概念却被乔治引申开去，并随即转述出爱默生先生关于“风景中最要紧的是距离和空气”(192)以及景色与人群之间因相像而互相吸引的观点。面对这一系列暗示尊重和自由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观点，露西不禁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和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她“张开了双唇”并喃喃道“多妙的想法啊！我将会非常高兴听你爸爸再谈谈”。(193)与此同时，塞西尔则表现出极度的烦躁。他先是借但丁来对乔治转述的关于风景的观点进行回应，继而又因无法真正参与到谈话中而强行将话题拉回到拉维希小姐在其小说中对意大利风景的描述上。这里，露西在交谈中的热切表现反映出她对自由和尊重的渴望，同时也预示了她与塞西尔的婚约关系的必然解除和与乔治的最终结合。相反，塞西尔试图以艺术取代生活的做法则暴露了他对艺术和生活的双重肤浅认识，以及他和露西在思想观念和情感渴望方面不可逾越的鸿沟。
    结语
    基于上述关于凝视活动和主人公露西身份建构历程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表面看来由于旅行活动的终止而缺乏叙事连贯性和主题统一性，但以意大利之行和英国本土日常生活为中心的上下两部分之间实则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借助由旅行所引发的凝视活动，小说将分别设置于不同文化地域背景、不同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两部分叙事自然地结合起来，不仅围绕凝视客体和凝视主体的“真实性”和“意义”探讨和揭示了露西等多位人物的身份特征，而且通过凝视客体和凝视方式的转变展现了露西从认识他人到认识自我、从谨循社会规范到响应自我意识的身份建构过程。基于英国情节部分的添加，小说对旅行题材的利用和关于旅行问题的探讨在意大利情节部分的基础上得到了延伸和深化——从最初与福斯特个人旅行经历相关的英国教育旅行的演变、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观光与反观光的并存对立等表层问题逐步深入到事物的表象与本质、角色的困惑与焦虑、身份的复合性和流动性等深层问题。同时，借助旅行的“离开”概念和游客凝视，旅行的意义也在本土日常生活的反衬下凸显出其对以往忽视或未曾理解的自我意识和情感渴望的有效揭示，使身份探索历程不仅始于旅行，而且回归生活，真正实现了旅行对人物心智的开启作用和教育意义。

    注释：
    ①福斯特曾多次在书信和散文中谈到“场所精神”(spirit of the place/genius loci)对他个人的启发和唤醒作用，并以此作为其早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国内研究者大多将“spirit of the place/genius loci”直译为“地方的精神”。参照建筑现象学对此概念的翻译和解释，本文用“场所精神”这一中译来表明福斯特对与特定场所相关的文化、历史和自然精神的统一性和延续性的关注。
    参考文献：
    
    [1]Buzard, James M. "Forster's Trespasses: Tour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34. 2(1988).
    [2]—. "The Grand Tour and After(1660-1840).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Eds.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3]Colmer, John. E. M. Forster: The Personal Vo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4]Culler, Jonathan. "Semiotics of Tour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1.1-2(1981).
    [5]Gilbson, Sarah. "A Seat with a View: tourism,(im)mobility and the cinematic-travel glance. "Tourist Studies 6.2(2006).
    [6]Herz, Judith Scherer. "A Room with a View."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 M. Forster. Ed. David Bradshaw.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7]Land, Stephen K. Challenge and Conventionality in the Fiction of E. M. Foster. New York: AMS,1990.
    [8]Landy, Marcia. "Filmed Forster."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 M. Forster. Ed. David Bradshaw.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9]Leed, Eric J. The Mind of the Trave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BasicBooks, 1991.
    [10]Rosenbaum, S. P. Fdwardian Bloomsbury: The Early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Vol. 2.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11]Summers, Claude J. "The Meaningful Ambiguity of Giotto in A Room with a View."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1880-1920)30. 2(1987).
    [12]—. E. M. Forster. New York: Frederick Unger, 1983.
    [13]爱·摩·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巫漪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4]约翰·尤里：《游客凝视》，杨慧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