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自然派继承了果戈理面向低级现实的文学传统，继承了他的一些艺术手法，但是在思想上他们和果戈理并不是一路人。果戈理对社会的批判并不具有政治反抗的意义，他的激情反对的是个别的丑恶现象，而不是反对整体的社会制度。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道德上的良知，希望让人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过从而忏悔自身，让自己的良心成为各自在道德上的钦差大臣，从而能够清楚罪恶，让“死去的灵魂”得到复活，恢复被偏离了的国家法律和秩序。在1848年1月10日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谈到《钦差大臣》时写道，“这是我抱以对社会施以良好影响的目的构思的第一部作品，但是很不成功，有些人把这出喜剧看作是企图嘲笑事物的合法秩序和政府机制，然而我恰恰是要嘲笑某些人自以为是地偏离了正规的和合法的秩序。” 在民主主义者眼中，果戈理的揭露变成了对整个社会体制的否定。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派夸大了果戈理作品中的批判激情，并对他的创作进行了反政府色彩的解读，这与果戈理的立场是根本矛盾的。果戈理本人并不认同民主派对他的作品进行的带有反政府色彩的解释，他认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断章取义地抽取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难道我们中的每个人对待作家的作品就像蜜蜂对待花朵一样吗，走过去，然后只是从里面抽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不，我们要为别人寻找有教育意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自己。” 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笑是“眼泪中的笑”，但是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眼中，他们只听见了笑声，只看到了野蛮风俗的描写，而没有看到果戈理那双含泪的眼睛。 以别林斯基美学思想为纲领的自然派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要比果戈理更为自觉和激烈。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拯救和完善，而自然派的批判的目的则是消灭和重建。斯拉夫主义者萨玛林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1847年萨玛林写道，“自然派只效仿了果戈理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只效仿了他的内容……对现实进行讽刺和诽谤，把这当做改造现实的方法……” 站在不同的社会观上，自然派和果戈理对当时人们迫切关注的“谁之罪”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自然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在自然派的创作中人与环境的对抗都是以失败告终，时代的力量容不得人性的自由选择，在人物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适应它，像冈察洛夫小说《平凡的故事》中亚历山大那样成为一个精明的使用主义者；要么远离它，像《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那样远走他乡。然而，大多数的小人物却不能自由地选择离开，只能无可救药地沦为环境的牺牲品，不是悲惨地死去（如谢德林小说《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儿》中的人物米秋林），就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余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中的杰乌什金）。而果戈理的回答却不是这样，在“谁之罪”的问题上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钦差大臣》的卷首题词清楚地表明了果戈理的观点——“脸丑莫怪镜子歪”，果戈理认为人们自身是有罪的、丑陋的，而救赎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上帝的忏悔，通过忏悔来净化心灵、洗涤罪恶，才能在通往天国的阶梯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是果戈理在《书简选》所表达的主要思想，这是他给自己笔下的丑陋众生和无知世人提出的唯一的通往幸福与和谐的道路。 在自然派和果戈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个鸿沟随着《与友人书简选》的问世进一步扩大了。果戈理的道德说教激情在《书简选》中变成了对宗教理想的布道式宣传，在这部作品当中果戈理描绘了经过道德改造之后的人们所过的理想的田园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是一种独特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是以宗教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政治理想。《书简选》出现彻底暴露了自然派与果戈理之间的裂痕，С•谢维廖夫赞颂果戈理与自然派划清了界限，“果戈理用这些话语与那些把他当作创始人的人永远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渐渐形成了以《书简选》为基础重新认识果戈理所有作品的趋势。А•格里高利耶夫写道：“我们力图证明，诗人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过去的作品，他的最后一本书只是解释了自己的作品。” 果戈理的转变似乎让他的追随者的创作原则失去了根据。就连别林斯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的分歧， “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隔着整整一条鸿沟……自然学派是由他开始的，他是它的父亲，他不仅赋于它以形式，而且指定了内容。自然学派在利用这一内容方面并不比他做得更好（在这一点上，它拿什么跟他较量！），只不过是更为自觉而已。” 果戈理保守的带有斯拉夫主义色彩宗教观变成了自然派作家以及后来的民主主义作家批判的对象。果戈理宗教性的自我救赎到了自然派那里变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反抗，这种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无论是果戈理本人还是自然派作家都感觉到了。果戈理有一次在和自然派的一些作家见面之后感到他们和自己的思想完全不对头，他想，“人们将他们称做我的孩子；然而，如果我这做父亲的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孩子，那他们怎能算是我的孩子呢?” 而自然派作家也感到他们和果戈理不是一路人，“对他们说来，他是一个名誉领袖，到他这儿来接受接见，就好象是到一个荣誉成员(他在莫斯科大学就是如此)家里来似的，为的是默歇无言地待一会，放象在一尊塑像或一幅肖像画前一样。无论果戈理对于他们个人的发展有多么大的作用，他在他们心目中已是一个终止了的人。” 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揭露是以爱为目的来进行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对祖国充满了爱。他在《书简选》中写道，“俄国人只要热爱俄罗斯，他就会热爱俄罗斯的一切。” 他正是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祖国，他爱的不仅是他的土地，也爱他的君主和制度，出于爱他才想要治愈他的“疮疤”和“疾病”，使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巨人恢复健康的本来面目。但是，到了自然派的手中果戈理的揭露和批判却成了推翻现有制度的武器。果戈理忏悔的罪责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想要消除的罪恶，他的宗教理想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那里转化成新的社会理想，成为斗争的目标。果戈理揭露的目的是出于爱，是为了新的救赎；而在自然派那里揭露的目的是出于恨，是为了消灭。这是果戈理与自然派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因此，自然派只是果戈理艺术上的继承者，但是却不是他思想上的同路人。“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分支并继续向前发展，——果戈理有时感到自己象一个留在岸上、目送着远去船舶的人。” 综上所述，自然派无论是在主题形象、话语风格、还是表现生活的艺术原则上都与果戈理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派的很多作家正是在果戈理的影响之下登上了俄国文学的舞台。但是，自然派虽然继承了果戈理的艺术传统，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并不一样。在当时社会最为关注的“谁之罪”的问题上，他们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因此，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虽然果戈理和自然派作家都批判当时的环境，但是他们的立场和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自然派是果戈理艺术上的继承者，但却不是他思想上的追随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