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公昭，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钱江高级人才特聘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美国战争小说。
    内容提要：“占领小说”是美国战争小说的一个子类。以赫西、海耶斯、伯恩斯等人创作的美国二战占领小说主要以被占领国意大利为对象，揭露了美军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等城市从解放者蜕变为征服者，肆意压迫、凌辱已饱受战争之苦的意大利人民，鞭挞了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物质主义、大美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预言了大美国主义在海外的失败，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
    关 键 词：大美国主义/失败/二战/占领小说/批判意识

    对于“美国主义”(Americanism)，《美国传统双解词典》的解释包括两点：其一，美国习俗，美国方式：起源于美国的习惯、特性或传统；其二，美国精神，或对美国及其传统习惯的忠诚。至于为什么要在“美国主义”前面加上“大”字？这是因为在政治学中，“美国主义”表示对美国价值观、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制度等构成的美国文化认同与张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发展为一种民族使命感，到20世纪则被进一步夸大，甚至等同为普世主义和理想主义。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声称：“美国主义意味着勇气、荣誉、公正、真理、忠诚和力量等美德，正是这些美德成就了美国”(转引自克罗卡特48)。美国主义固然激励着美国人的爱国心与自豪感，但同时也让一些美国人戴上了有色眼镜，认为无论在政治体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美国都大大优越于其他国家与民族，因此美国的一切都理应成为其他国家效法的典范，美国也理应成为世界领袖。于是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以老大自居，非此即彼、非友即敌，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这种狂妄自大、惟我独尊的美国主义，理所当然应冠上“大”的帽子。
    大美国主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人将他们的物质优越等同于文化优越。在《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And Then We Heard the Thunder, 1963)中，美国“解放者”占领菲律宾后便开始了他们对当地人民的征服。他们用的不是机枪大炮，而是美国的物质与富裕。一开始菲律宾女孩还试图抵抗美军士兵的“性进攻”：“菲律宾习惯，不让摸”。但到了第三个星期，菲律宾人便在“美国佬的比索”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美国人开始摸任何东西，任何人”(Killens 336)。在《大战》(Big War, 1958)中，作者安东·迈勒(Anton Myrer, 1922－1996)通过美国人纽科姆之口从另一个侧面描述了大美国主义的表现：“他们［美军］不可一世地走下圆鼓鼓、亮闪闪的轿车，一把推开豪宅大门，从客轮的栏杆向下面的湿淋淋的潜水员扔下五毛五毛的硬币；他们在风景如画的街道上捏一捏棕色皮肤小孩的下巴，掏出贵得吓人的相机不停地照啊照啊照啊……”(Myrer 466)
    在美国二战小说中，揭露与批判大美国主义最为犀利的莫过于《阿达诺的钟》(Bell for Adano, 1944)、《弗莱米尼亚大街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Via Flaminia, 1949)、《画廊》(The Callery, 1947)等“占领小说”(novel of occupation)。
    占领小说作为美国战争小说的一个子类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占领小说特指战胜国在战后对战败国的占领；二、美国占领小说以表现二战居多，因为二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实施了占领；三、在德、意、日三国中，美国占领小说以表现意大利占领故事居多，尽管对意大利的“占领”为时很短。①美国评论家卡尔在评论美国占领小说时对此的解释是，“意大利情妇比德国情妇更性感可爱”(Karl 112)。猛一听，卡尔的解释似乎缺乏学术的严肃性，但研究美国二战占领小说后发现，卡尔的解释不无道理，因为几乎所有美国二战占领小说都以较大篇幅，甚至重要内容表现了美军与意大利女性的关系。然而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体现的并非爱情与浪漫，而是玩弄与欺骗、征服与霸权。
    一、征服者的性霸权
    美国占领小说中常见的情节是占领国军人——美军——对被占领国女性的玩弄，体现了一种征服者的性霸权。他们与意大利女孩打交道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把她们弄上床，然后走人。在《你所有的征服》(All Thy Conquests, 1946)，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卡拉爱上了一位声称爱她的美国大兵。然而就在她告诉美国大兵自己怀孕后，那位大兵却一改往日的温情，冷冰冰地告诉卡拉自己有老婆，从此与她一刀两断。《画廊》中，一名看上意大利姑娘裘莉娅的美军上尉对其大献殷勤。单纯的裘莉娅以为自己交上了好运。就在她开始憧憬自己和这位美国军官的今后的爱情时，上尉不失时机地向她提出了性的要求。裘莉娅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表示只有成为他的妻子后才会和他做爱。这时上尉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你还有你那种端庄品行……在战争中一文不值”(Burns 279)。上尉口口声声要和那不勒斯女孩“做爱”，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丝毫没有爱的意思，只有赤裸裸的性。他前面的虚情假意都是为骗取性所作的铺垫而已。
    在表现美军性霸权的占领小说中，阿尔弗雷德·黑斯(Alfred Hayes, 1911－1985)的《弗莱米尼亚大街上的女孩》表现得最为深刻有力。故事发生在二战中被盟军占领的罗马。女主人公莉萨经朋友妮娜介绍认识了美军士兵罗伯特，开始以夫妇名义与他同居在弗拉米尼亚大街上一户叫普契尼的家中。一天夜里，宪兵破门而入，要求罗伯特出示他与莉萨的结婚证。罗伯特自然拿不出来。于是莉萨被带到警局，像妓女那样遭受了体检的羞辱。体检证明莉萨是干净健康的，却无法证明她不是一名妓女。于是警察发给莉萨一张妓女身份证，要求她在今后接客时随时出示，并定期接受警方对身份证的检验，否则将被关进监狱。莉萨被带走后，罗伯特并没有去警局证明自己与莉萨是爱情关系，在试图通过军方将她保出，遭拒后也就不再努力。莉萨回来后，罗伯特大义凛然地撕掉她手中的妓女身份证，试图用温情抚慰她饱受伤害的心灵，表示自己会一如既往地对她好。就在罗伯特为自己的一番花言巧语“搞定”莉萨而洋洋得意时却被告知莉萨不见了。看见她的人说她正向弗拉米尼亚大街狂奔。小说戛然而止，并没有说明莉萨是去警局补办妓女身份证还是决定去站街。
    毫无疑问，莉萨与罗伯特同居并非出于爱情，而是象多数意大利女孩那样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肉体。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弗拉米尼亚大街的站街女与嫖客那样赤裸裸，而是被罗伯特蒙上了一层爱情的面纱。“我喜欢你”，他一再向莉萨表白。“我恨你”，莉萨答道。她清楚自己只不过是美国人罗伯特的一段艳遇，一件商品而已。莉萨的回答撕去了罗伯特笼罩的温情面纱，让他变得赤裸裸起来：“‘我很孤独，’他说，‘你很饿。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Hayes 86)
    如果说在与莉萨交往的过程中，罗伯特还曾“享受”过一种虚妄的爱情体验，那么在与罗伯特交往的过程中，莉萨从未被罗伯特玫瑰色的一厢情愿冲昏头脑，而是始终对这个愿意为她花钱提供食宿的美国大兵抱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交往始终笼罩在针锋相对的硝烟中。同居当晚，莉萨便调侃罗伯特，问他当美国人和欧洲的征服者的感觉是否特好。“不错，”罗伯特不假思索地回答(Hayes 35)。对于罗伯特的大言不惭，莉萨十分气愤，毫不客气地告诉罗伯特，美国人是一群骗子，因为他们一再许诺却从不守诺。尽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有鲜花、美酒、女人、奉承，但他们得不到尊重，因为他们傲慢、狂妄、愚蠢，处处以“解放者”自居(Hayes 36)。莉萨的指责是预言性的，她最后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
    在莉萨被宪兵带走后，女房东安黛勒的丈夫尤戈问罗伯特是否爱莉萨。罗伯特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交易原则：
    听我说，尤戈，自由女神像离我有七千英里的路。这儿并不是我的国家：他们也不是我的同胞。我和一个女孩上了床。她很饿。没错儿，公平的很，不是吗？我没有骗她说我爱她。我没有答应要给她买一幢别墅。我没有藏着掖着。我欠她什么了吗？我欠谁什么了吗？
    “我看到有些当兵的，”罗伯特说，“他们为了和女孩上床什么话都肯说，你瞧，我和他们不一样，”罗伯特说。“我不想撒谎，我只想做个交易，一个简单的交易，一个交换，现在莉萨有了麻烦。得，只要我能为她做的，我都会做，要钱还是要什么？不过见鬼，你们意大利人不要一有什么事儿就都往我头上推。”(Hayes 120－121)
    罗伯特的一番雄辩听起来振振有词，无可挑剔，却十分冷酷无情，似乎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受难的民族和无助的女孩，而是一件可以被随意买卖、使用，然后丢弃的商品。他是没有许诺莉萨什么，欺骗莉萨什么，但如他所言，意大利不是他的国家，意大利人也不是他的同胞，因此他与意大利人压根谈不上人情、爱情与亲情，有的只是赤裸裸的交换原则与交易关系。一切都可以用金钱买到，遇到麻烦时，一切又可以用金钱摆平，人与人的关系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易行为。这就是美国人罗伯特对于人类与世界的浅薄认识，实则是美国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社会价值的深刻体现。对于罗伯特的雄辩，尤戈表示无可奈何：“你们的心肠真硬啊”(Hayes 121)。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罗伯特并没有被妖魔化，他只是代表了多数美国大兵在被占领国的心态而已，正如美国评论家艾辛格所言，罗伯特的问题是典型美国人的问题(Aichinger 47)。表面上，他温文尔雅，并没有用爱的承诺欺骗莉萨。在与莉萨交往的过程中，他也尝试与莉萨平等对话，甚至在莉萨被宪兵带走后，设法相救。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与其他美国大兵并没有质的区别。他们找一个当地姑娘并非出于爱，而是出于精神与生理的需要，希望以此慰藉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孤独与空虚。即使营造温情的气氛也只是为了掩盖他们性交易的本质，提高他们交易的质量，一旦产生后果则立刻摆出一幅占领者与征服者的强硬姿态。的确，在与莉萨或其他当地人的交往过程中，占领者始终是占领者，被占领者始终是被占领者。占领者并没有，也不屑表现他们对被占领者及其他们的历史、文化、社会、种族的尊重与理解，而被占领者也始终视解放、占领、征服、奴役他们的占领者为“未挑明的敌人”(Hayes 74)。
    二、“未挑明的敌人”
    
    在美国二战占领小说中，解放者蜕变成征服者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意大利人赶走了一个法西斯政权却迎来了另一个法西斯政权。作为解放者的美国人在被占领国意大利狂妄自大，专制蛮横，呈现出一个新征服者的形象和一张新法西斯主义的嘴脸。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意大利人民“未挑明的敌人”。在《阿达诺的钟》中，作者约翰·赫西塑造了一个美国将军马文。他傲慢、粗暴、愚昧，始终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面对被占领国，对意大利的人民、历史与文化表现出极大的蔑视。他可以仅仅因为骡车挡住了去路而下令掀翻骡车，射杀骡子。他对前来提供德军情报的82岁意大利老人不屑一顾，开口闭口“意大利佬”。他与副官在临时指挥部——一意大利收藏家家中——玩投掷小刀的游戏，投掷的对象则是一张制作于1775年的珍贵古董。
    将军手下的美国大兵也在“野蛮”方面毫不逊色。一天，三个喝得醉醺醺的美国大兵为了找一个礼物送给乔波罗，竟然在他们驻扎的古宅内到处乱翻，砸碎了许多艺术珍品。房子主人愤怒地斥责美国人比德国人还坏，因为德国人从没干过这种毁灭艺术的事：“你们美国人以为自己很文明……恰恰是你们自己证明了自己不是文明人”(Hersey 115)。
    《画廊》中，一位宪兵少校来到“老妈”酒吧，要求“老妈”今后不得放任何“意大利佬”进来，否则就要关她的门。少校蛮横的姿态让“老妈”想起曾经光顾她酒吧的德国人。同样，一位美军女护士盛气凌人地质问在军人服务社收银的那不勒斯女孩裘莉娅为什么不涂口红，她警告裘莉娅自己可是美军军官，可以随时要求服务社经理将她赶走。美军护士这种莫名其妙的恼怒，她在意大利人面前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姿态体现出一种大美国主义优越心态。美国人还开口闭口“意大利佬”，视意大利男人为小偷，视意大利女人为玩物，因为“他们不是美国人，他们看问题方法与美国人不一样，”他们甚至算不上人，只是“鬼子”而已。谁敢为意大利人说一句公道话便会被打上“犹太共党分子”的标签(Burns 283, 284)。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美军上校因需要指挥部而不顾意大利女主人即将临产，将她和丈夫赶出家门。女主人因行动不便只好和丈夫住进鸡窝。半夜三更，女主人在鸡粪堆里生下婴儿。婴儿和女主人不久相继离世。一位因美军轰炸而失去母亲和家园的意大利少年公开表示自己仇恨美国人。他声称是美国人教会了他们什么是邪恶，什么是仇恨，是美国人让意大利人明白原来仇恨远比爱要来的强烈与持久(Burns 350)。
    “未挑明的敌人”也是《弗莱米尼亚大街上的女孩》的基调。一天罗伯特从部队借来一辆军用吉普，兴致勃勃地载着莉萨去郊游，但很快就感到事情不对，先是酒店侍者拒绝卖给美国人食物和啤酒，后是小孩拿苹果袭击罗伯特。他们显然在用这种消极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未挑明的敌人”——美国人的鄙视与反抗。然而让意大利人对占领者抱有这种敌视态度的不是别人，正是占领者自己。战争终于结束后，意大利人民并没有被“解放”的感觉，而是感受到更深重的压迫与苦难。罗马的街道上天天有行人死伤的事件发生，而军方呼啸而至的六轮或八轮巨型装甲车常常是罪魁祸首。一旦发生此类事件，死者或伤者会被抬到下水道边上等待救护车送他们去医院，但医院缺医少药，伤者最终还是无法生还。被占领者们只好摇摇头，悲叹命运不济。“你们美国人总是在惹事生非”。面对百姓的抱怨，美国人的回答是他们有钱(Hayes 12)。他们的确有钱。他们可以成群地泡在妓院，大把地挥霍金钱，而被占领者则忍饥挨饿，女人为了一块面包出卖肉体。圣诞节的夜晚，喝得醉醺醺的美国大兵在城里胡乱开枪，甚至扫射机枪庆祝节日，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弹药可供他们用来庆祝”(Hayes 80)。节日过后，美军营房后面堆满了啤酒罐和红酒瓶。
    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曾是墨索里尼军队的士兵，因为反战而开小差逃回家中，藏身地窖两月之久。每次父亲下来为他送饭，他就会急切地询问，美国人在哪里，还有多远，为什么还不过来？终于美国人来了，法西斯军队跑了，安东尼奥可以重见天日了，但是安东尼奥，还有所有盼望美国人早日到来的意大利人民看到了什么呢？解放者变成了占领者、征服者，他们可以在被占领国肆意妄为，意大利人并没有被解放、重获新生的感觉，而是依然饱受欺压与凌辱。安东尼奥的确走出了地窖，但又步入了地狱，与法西斯时代并无不同。美国人成为了意大利人新的敌人。在一次谈话中，安东尼奥激动地质问罗伯特：
    我们来到街上看到的是什么？你们的那些上校，坐着宽敞的卧车，载着一车的女人，她们的名声可是来自法西斯官僚的卧室！来自我们国家的敌人！再看看你们那些当兵的，在我们贫民区喝得醉醺醺。还有你们那些当官的，在我们自己的人行道上把我们一把推开！天哪，广播里尽是向我们承诺的甜言蜜语！承诺我们将会迎来天堂！等着吧，等着吧，面包会有的，和平会有的，自由会有的，等到盟军到来的那一天！可你们嘴里的天堂到底在哪里？(Hayes 74)
    推翻墨索里尼政权后，罗斯福总统曾宣布要给意大利人民以希望，要还意大利人民“做人的尊严”。②然而作为征服者的美国人又给受苦受难的意大利人民带去了什么希望，又给了他们什么做人的尊严？小说最后，意大利人对美国人说，“回家去，带上你们的坦克，带上你们的钞票，带上你们的咖啡，带上你们的糖和你们所有慷慨的礼物回家去！”(Hayes 137)意大利人对美国征服者的鲜明态度宣告了大美国主义在海外的失败。
    三、大美国主义的失败
    
    如果说赫西、海耶斯等人从美军个体的角度描写美军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画廊》的作者伯恩斯(John Horne Burns, 1916－1953)则更多从形而上的层面思考、剖析与批判大美国主义，探究其产生的历史与文化根源。③伯恩斯的结论是，美国人之所以如此狂妄自大，处处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被占领国，是因为美国人极端物质主义的思维逻辑。他们将物质享受与物质追逐奉为最高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将物质优势等同于文化优势和政治强势。作品中，作者通过一位美军上尉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二战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体屠杀。而美国是惟一一个拥有足够食物、汽油和原料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发疯地消耗这些东西，目的是消灭一些想要分一杯羹的其他国家。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水准多保持几年，美国人，或是他们的那些大企业便发明出某些思想观念。于是他们便和世界上的几乎所有人开战。世上几乎所有人都仇恨美国人因为他们傲慢无礼、愚不可及、缺乏想象……(Burns 80)
    然而在作者看来，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与物质，但美国人只是世界最大工厂制造出来的机器人而已，他们精神匮乏，灵魂迷失。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美国人既不够成熟，也缺乏个性。他们口口声声谈民主，却没有一个人哪怕懂得一点什么是人类尊严。美国人在追逐物质的同时也让物质左右了自己的生活与思想，于是物质的重要性超过了人的重要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人在国内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但一到海外却忍不住要在那些已经十分贫困悲惨的战争受害者身上再赚一两个小钱。他们向意大利人出售自己的军用配给，大发战争横财：在服务社花五个里拉买一包香烟，却以300里拉的价格卖给当地居民。他们把自己的衣服卖给意大利人，却只要签一个遗失声明就可以再领一套。一些美国大兵为了发一笔小财，甚至不惜从停靠在那不勒斯港的舰船上偷盗物资。
    不仅如此，美国人凭借自己的物质优势，在意大利见什么买什么，不问质量，不问价格，只顾享受购物的快感。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物价飞涨，里拉贬值，民不聊生。然而他们并不因此感到任何内疚。在他们眼里，意大利佬人种低劣，懒惰、懦弱、言而无信。④他们甚至追随德国人，向美国人发起战争，因此美国人怎么对待他们都不过分：让他们的物价飙涨，让他们的经济垮台，让他们的女人跟美军睡觉。他们从没认真想过这场战争本应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而不是针对意大利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战争。作者不禁悲叹，美国人满嘴民主自由，其道德和人性竟如此低下，以为战争给了他们粗暴对待意大利人的特权。如同安东尼奥一样，意大利人曾对美国人抱有信任和希望，美国人却滥用了他们的信任，粉碎了他们的希望，“欺骗了整个人类”(Burns 281)。所有这些都让作者伤透了心。然而在他为美国与美国人伤透了心的时候，是意大利人给了他温暖、信心和希望。意大利人的谦恭和欢笑、简单和淳朴让他断定意大利人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去爱的民族。与赫西、海耶斯不同，伯恩斯并没有停留在对美国人与大美国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上，而是以很大的篇幅热情描写贫穷卑微的意大利人民，由衷赞美悠久灿烂的意大利文化，反衬出美国人与大美国主义的浅薄与丑陋。
    作者声称，与美国相比，意大利虽然贫穷却是精神世界的强者。意大利是个战败国，却拥有爱、阳光、音乐和人性。意大利人知天乐命，豁达开朗，虽一无所有，却内心富足。最后，作者宣称，战争很容易让人忘记什么是爱，如何去爱，是意大利人让他本人，还有许多其他美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重新认识人性与爱的力量。因此“尽管我们美国人是一支征服的军队，但历史将证明是那不勒斯人征服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用爱打败了我们”(Burns 331)。
    《画廊》是“占领小说”中对大美国主义全面的、总结性的阐释与批判，反映出作者冷静、自省的批判意识和对大美国主义的抵制，而他对那不勒斯和意大利人民的描写则充满同情、尊重与热爱。创作《画廊》时，作者年仅28岁，他对人性的洞察之深刻，对大美国主义的剖析之犀利，对美国文化的批判之猛烈是多数美国作家所不能企及的。尽管他的批判可能在个别细节方面有失公允、过于偏颇，并不为所有美国人所接受，但他对大美国主义的剖析与批判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反而在21世纪的国际形势下更具预言性。大美国主义尽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却并没有随着世界进入新世纪而淡化、削弱和消亡。美国解放者、占领者、征服者从1944年的那不勒斯转移到了20世纪末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他们对待那不勒斯人的野蛮粗暴在对待中东国家人民中并没有丝毫缓和。伊战老兵迈克·普里斯纳回忆美军因需要指挥部而将一个伊拉克家庭的妇女儿童老人拖出家门，扔到街上，对不肯离开的男人则抓起来投入监狱。这一野蛮行径让我们想起了《画廊》中那位将临产的孕妇赶出自己家门的美军上校，也让参与这一行动的迈克·普里斯纳终生难忘，羞愧难当：以后“每当看到带着孩子的母亲就会想起当时那位在我们硬把她拖出家门时歇斯底里地哭喊，咒骂我们比萨达姆还要坏的母亲……我们据说是在和恐怖分子作战，而真正的恐怖主义者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恐怖主义是对这个国家的占领。”⑤普世主义装扮下的大美国主义最终暴露出其政治与文化霸权的丑陋面目，曾是“勇气、荣誉、公正、真理、忠诚、力量、美德”等代名词的美国主义也蜕变为霸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唾弃，如同理查德·克罗卡特指出的那样，没有大美国主义就不会有反美主义(45)。⑥
    通过揭露美国“解放者”在被占领国的征服者霸权行径，占领小说似乎逆转了亨利·詹姆士的国际主题，新大陆与旧世界转换了属性，美国人也与欧洲人交换了身份。我们不再看到天真善良的美国人如何从新大陆来到旧大陆的欧洲，也不再看到美国青年如何受到欧洲文明的侵蚀与欺骗。相反是美国人怀揣大把美元，以西部牛仔的粗鲁，公牛闯入瓷器店那样的野蛮闯入了欧洲城市，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占领小说正是用一种犀利的笔锋，揭露了美国人在大美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的狂妄、浅薄、伪善与丑恶。美国评论家约瑟夫·沃德梅尔指出，对许多美国二战小说家而言，美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大美国主义本身就是邪恶，丝毫不亚于纳粹法西斯。战争消灭了轴心国的邪恶，但战争胜利产生的过度自信、自满、忘乎所以却强化了美国法西斯的邪恶(Waldmeir 102－103)。美国二战占领小说以其鲜明的政治姿态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表明，美国主义一旦蜕变为大美国主义，那么在全世界走向失败是其必然的归宿。

    注解：
    
    ①意大利在投降后(战争结束前)旋即加入盟国对轴心国宣战，因此最后以战胜国的身份走到战争结束，有人认为意大利实际并未被占领过。
    ②Franklin D. Roosevel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and Plans for Peace," 〈h ttp://docs.fdrlibrary.marist.edu/072843.html〉.
    ③伯恩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1942年加入美军情部门，先后驻扎在卡桑布兰卡和阿尔及尔等地，后被提升为少尉，派往意大利那不勒斯检查战俘的来往信件。这些经历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画廊》是伯恩斯的第一部小说，由九幅画像和八次散步交替组成。每幅画像是一个短篇小说，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讲述发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等地的故事；每次散步则是作者以回忆的形式讲述自己在上述国家与城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表达了作者对战争、文化、人性、善恶等问题，尤其是对大美国主义的认识、理解、思考与批判。
    ④See Buchanan 220.
    ⑤Mike Prysner, "Racism as a Tool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h ttp://bsalert.com/artsearch.php? fn=2&as=2572&dt=1〉.
    ⑥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反美是对美国的政府、人民或者其生活方式的强烈反感甚至作出武力报复。仅仅对美国的政策或者上述任何单一的一个原因并不能称为反美主义，只是一种反美情绪。只有当个人或团体将这些因素看成是普遍到已经影响其本身的价值观时才称为反美主义。反美主义包含了很多内容，例如政治(反帝国主义)、经济(反资本主义)、宗教(反基督教或反世俗)、文化(反好莱坞)或者道德(反对西方的价值观)。不论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都有可能有反美主义倾向。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反美主义大多数是对大美国主义、美国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满。See〈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7％BE％8E％E4％B8％BB％E4％B9％89〉。
    参考文献：
    
    [1]Aichinger, Peter. The American Soldier in Fiction, 1880-1963: A History of Attitudes toward Warfare and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llinois: L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Buchanan, Andrew. "'Good Morning, Pupil!' American Representations of Italianness and the Occupation of Italy, 1943-19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3. 2(Apr. 2008): 217-40.
    [3]Bums, John Home. The Gallery. New York: Harper, 1947.
    [4]理查德·克罗卡特：《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Crockatt, Richard. America Embattled: September 11,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Glob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5]Hayes, Alfred. The Girl on the Via Flaminia. New York: Harper, 1949.
    [6]Hersey, John. A Bell for Adano. New York: Knopf, 1944.
    [7]Karl Frederick R. American Fictions 1940-1980: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and Critical Evalu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3.
    [8]Killens, John O. And Then We Heard the Thunder. New York: Knopf, 1962.
    [9]Myrer, Anton. The Big War.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8.
    [10]Waldmeir, Joseph K. American Novel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Hague: Mouton, 1968.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