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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 刘文荣 【内容提要】 在过去的英国文学史的编写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即所谓“求新声于异邦”。不过，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所谓“苏联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模式虽然“系统性强”却有着致命缺点。于是，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即“中国模式”问题便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应该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以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述写英国文学的历史变迁，使之既符合英国文学的原有事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方面， 【关 键 词】英国文学史/英美模式/苏联模式/中国模式 关于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最初是由已故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提出的。他在1991年写道：“就英国文学史而论，大致说来，已有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但我们不满足。于是我们回头要寻找我们自己的模式。有没有中国的文学史模式？”[1]XV～XVii显然，这一问题的提出，牵涉到早先存在的两种模式——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因而要讨论“中国化”问题，还必须从这两种模式谈起。 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其他外国文学的译介也一样)则和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即所谓“求新声于异邦”。虽然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和中国人合作把班扬的《天路历程》译成中文，但中国人自觉引入英国文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林纾译出的156种外国文学作品中，有93种是英国文学作品，占了一大半。所以，由中国人撰写的外国国别文学史，最早的就是英国文学史。 不过，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欧阳兰编译的《英国文学简史》(京师大学文科出版部，1927)和金东雷著《英国文学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等。按王佐良先生的看法，“英美模式着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这个模式有学术性、可读性，但系统性不强”[1]16。当然，他指的是英美原作，如英国的C·S·刘易斯和美国的道格拉斯·布什等人的文学史，也就是英美学院派的著述传统。至于这类著述在中国的“复制”，如欧阳兰的《英国文学简史》和金东雷的《英国文学史纲》，由于都为简史，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大多被略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纲要，即英国文学流变的一个大体情况(这在当时也许已经够了，而且那时的中国学者大概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今天看来，这种模式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但王佐良先生觉得“英美模式”本身就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系统性不强”。于是他提到了“苏联模式”。他认为“苏联模式系统性强，如以人民性或现实主义为线索贯穿全书”[1]16等。 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其他外国文学的译介也一样)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大多出自这一模式，或深受这一模式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对此作一简单的回顾。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三十多年间，国内没有出版过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仅翻译出版了一部苏联的，即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就是这部《英国文学史纲》，在60年代以及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一直统领着国内的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几乎成了“绝对权威”。支持这一“权威”的，则是由国家高等教育部审订并于195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这一纲领性文件是当时国内各大学开设英国文学课程时必需遵守的。在这份《大纲》的“说明”部分，首先说明了“本大纲主要根据莫斯科大学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英国文学部分，并参考了列宁格勒师范学院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2]2。在《大纲》的“分章说明”部分，列出了6种资料作为全课程的指导性读物，其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4种全是苏联的，即《苏联大百科全书》(英国文学部分)、《苏联文学艺术问题》、《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和日丹诺夫的《论文学、艺术、哲学诸问题》。至于《大纲》对英国文学史的定性，则为“英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和剥削阶级斗争的历史”。其过程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就是人民群众反对教会、反对封建、反对剥削阶级和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精神在文学中的反映；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就是人文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教会禁欲主义的斗争在文学中的体现；资产阶级革命与王朝复辟时期的文学反映了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思想内容；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反映了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浪漫主义文学就是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歪曲现实的反动浪漫主义的对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对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的有力控诉和无情揭露；帝国主义阶段的英国文学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积极行动在文学上的形象反映；现代英国文学是社会主义现实文学与颓废主义文学相互斗争的结果[2]15，19，36。 这就是“苏联模式”，也可称为“批判模式”或“阶级斗争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模式”是研究英国文学以至整个欧美文学的基本模式。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它依然是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当时出版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简编》(欧美部分)、《现代欧美文学》、《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等，无不遵循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模式”。此时，中国人编写英国文学史已中断三十多年，重新开始之际，这样的思维定势显然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很难避免。结果就是“复制”出了一批“苏联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如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1)和陈嘉的《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1986)等。与此同时，也就是在80年代中期，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并不好，但国内仍翻译出版了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于1953年出版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秦水、尚怀娥、缪灵珠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986)。这部《英国文学史》和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如出一辙，只是篇幅大一点而已。 对于“苏联模式”，王佐良先生虽然认为它“系统性强”，但同时也给予了这种“批判模式”以毁灭性的批判。他说：“他们也是在‘重写文学史’，然而史的根据不足，对于20年代以来英美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知之甚少。叙述的文字也比较空泛、刻板，不似在谈文学而似在谈政治。”[1]XVii譬如，对于莎士比亚，苏联学者从阶级论角度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固然“独到”，“但是对于十六七世纪英国思想和社会背景似乎缺乏细致的了解，因此等到英美‘思想史派’和后来的‘新历史主义派’出来论证当时的思想气候和权力结构，苏联学者的见解就显得根据不足了”[1]XVii。换言之，“苏联模式”的“系统性”是建立在“史的根据不足”的基础上的，其“见解”的“独到”是出自对历史事实(“思想和社会背景”)“缺乏细致的了解”。也就是说，其“系统性”是根据不足的自行建构，而其“见解”则是有意无意的误解。 既然“苏联模式”有此致命缺点，王佐良先生认为，我们当然不能再“复制”这一“模式”了。于是，他提出了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也就是要“重构”英国文学史，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编写“模式”，或称“中国模式”。 那么，迄今为止，有没有这样的“中国模式”呢？对于这一问题，首先要问：什么是“中国模式”？王佐良先生的回答是：“中国有探讨文学演变、文学体裁的兴衰、品评古今作家作品的深远传统。所谓文学史的中国模式不是就在此中吗？”为此，他列举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0)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以及闻一多的《中国文学史稿》(1944)等一系列著作，以此说明中国人不用外国“模式”也是可以写出文学史的。至少，“中国模式”在中国文学史编写中是存在的。既然如此，英国文学史编写为什么不可以学一学呢？ 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我们真能像中国前辈学者探讨中国文学时那样探讨英国文学的演变、英国文学体裁的兴衰，品评英国古今作家作品，那当然也就有了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然而，这何等难也！要知道，中国前辈学者在写中国文学史之际，并没有什么“模式”挡在他们前面，连中国的“模式”也没有，因为文学史是“舶来品”，并非古已有之。此外，他们述写的是中国文学，外国人根本插不上嘴；或者说，他们仅仅从外国获得了一个“文学史”概念(也就是，要写文学的历史)，至于这历史该怎么写，则全由他们自己看着办。结果，他们写出了“中国模式”的中国文学史(老实说，当时要写出其他什么“模式”的中国文学史，也不可能)。相比之下，时下的英国文学史编写要形成“中国模式”，面临着双重困难：一是，述写的是英国文学，中国学者不可能全然不顾英国同行，另起炉灶；二是，在此之前已有影响甚深的“苏联模式”，要想摆脱并非易事。不过，王佐良先生、周钰良先生，以及何其莘、钱青和刘意青等诸位先生，在他们主编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的过程中，还是作了不懈的努力。 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最大特点，总的说来，就如该书的“总序”所说，“即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具体说来，就是王佐良先生所设计的体裁论和作家论。体裁论就是通过对某一时期主流体裁的述写来展现某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这是“面”；作家论就如中国古史中的纪传体，述写重要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果，这是“点”。尽管体裁论和作家论在国外也有，外国学者写文学史也时而会阐述某一体裁或介绍某个作家，但通常并不将此作为整部文学史的框架。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显然吸收了中国传统诗话、文论和史书的叙述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要素”的渗入。 以体裁演化为经线，以重要作家为纬线，辅之以文学思潮，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以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述写英国文学的历史变迁。在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里，叙述的主要体裁为诗歌、散文、韵文传奇和戏剧，主要作家为乔叟，体裁演化的主线清晰可见；在第二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里，“文学体裁的演进”更加突出，着力述写了诗剧这一体裁的兴起、繁荣和衰落，即从第11章“戏剧绪论”开始直至第18章“一个戏剧时代的结束”，用整整8章的篇幅叙述这一体裁在这一时期的演化轨迹，其间则穿插“特写镜头”——莎士比亚、本·琼森、弗莱彻等剧作家的创作；第三卷《英国18世纪文学史》同样是体裁论和作家论相结合的叙述特征，其中所涉体裁有宗教寓言、戏剧、报刊小品、书信日记、小说及诗歌等，而对这一时期的作家所作的“特写”多达15次，即有15位作家作为“点”分布在体裁“面”上；在第四卷《英国19世纪文学史》里，一条明显的体裁主线是从浪漫主义诗歌到维多利亚小说，而以这条体裁演化为主线，带出了几十位重要诗人和小说家；第五卷《英国20世纪文学史》要展现的是20世纪纷繁复杂的“文学场景”，其中几乎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这样那样的“变异”，要对这一“场景”加以描述，正是体裁论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因而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等各种体裁都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叙述、分析和评论——不仅如此，还由此勾勒出了英国文学从“现代”演化为“当代”的历史轨迹。 毫无疑问，“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除了要表达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还须让中国读者真正了解和认识外国文学。中国读者毕竟不同于英国读者。英国读者在阅读本国文学史之际，可能对他们的作家和作品已经相当熟悉，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了解英国历代作家和作品可能是一个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任务。因而，就如王佐良先生所说，对于“中国的文学爱好者，需要首先把有关文学的事实向他们介绍清楚”[3]1。在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二卷的序言中，他再次强调，要“着重叙述性，以说清事实为主”[4]X。换句话说，此前在中国出版的不少英国文学史，由于受外国“模式”的影响，“有关文学的事实”也没有讲清楚。 应该说，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化”方面作出最大努力和获得最好成果的英国文学史著作。我们对此深表敬意。但是，有了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是不是就有了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呢？应该说，还没有。王佐良先生当初设想的“中国模式”，应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即：“通过全盘的文化研究来勾画文学史的大脉络”和“通过对文学体裁的精湛研究来确定文学演化的特殊形式和一代文学递接另一代文学的明显轨迹”[1]XiX。这两点，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做到了吗？我认为，在“体裁研究”方面，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确实富有成效，但在“文化研究”方面，似乎还有不少欠缺。譬如，在英国文学中，基督教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经典作品，如17世纪弥尔顿的《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乃至20世纪艾略特的《荒原》和戈尔丁的《蝇王》等，都具有宗教性质。可以说，没有宗教文化，英国文学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遗憾的是，在五卷本《英国文学史》里，尽管在不少地方也提到了文学与宗教的联系，但对基督教本身还是做了比较简单化的处理。其实，就如有的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基督教是英国历史上的“文化精髓和精神核心”，文学史著作应该将此传达出来，使读者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了解其精神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史是文学史家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所进行的现代阐释，所以应该寻找出以往文学的文化精神与今天现实精神的“契合点”[5]。这方面，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尽管比其他同类著作要强得多，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此外，严格说来，“文化研究”还应该包括文学作品对不同时期的读者产生的影响以及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反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接受史”。这方面，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和其他同类著作一样，依然没有多大突破。还有，关于“叙述怎样结合评论”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对待20世纪西方出现的新潮理论，如阐释学、女权主义、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接受论、解构论等等，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似乎仍有点踌躇不前。实际上，文学史家固然也可以有自己的文学观，但作为史家，主要任务还是记述历史。所以，即便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文学观，也应该如实记载。不避异己之言，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本应该在一部以“具有中国特色”为努力目标的文学史中发扬光大的。然而，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明显。 我们知道，这里的原因不在于王佐良先生及其团队没有能力朝这方面去做，而是由某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就如王佐良先生自己所说，“我们有一个实际困难，即资料不足。我们无法去英美图书馆、档案馆进行长期的发掘，所依靠的只能是英美或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更为局促的是，“有不少流行理论是我们所不了解的”[1]Xiii～XiV。这无疑是一种客观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因素，我想还在于王佐良先生及其团队不管怎么努力，客观上仍受困于“苏联模式”而无法彻底摆脱。换言之，要“中国化”，首先要“去苏联化”。然而，要“去苏联化”，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有缺陷，可以说在所难免。实际上，王佐良先生自己也不甚满意，认为“如何使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既能符合外国原来事实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五卷本《英国文学史》“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1]Xii。 当然，能开出这样一个头来已属不易。这预示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史编写将有一个明确的方面，那就是：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问世。
【参考文献】 [1]王佐良，周珏良.英国20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 [3]王佐良.英国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袁先来.建构适应21世纪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史——刘建军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2006，(3).^ 【作者简介】刘文荣(1952-)，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10年1期第62～65页 （责任编辑：罗小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