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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理性观念的排斥与“诗意建构”——现象学和意象论对谈之一(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张文初 参加讨论

    中国诗歌意象和意象论的“诗意建构”完全不同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在中国的意象和意象论中没有“存在者存在的敞开”、“真理的发生”之类的机制和规定。从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和学者的理论思考来看,意象的诗意建构源自于、依据于从生存的非目的性到诗艺的合目的性的转化,而且其中主要是生存的反目的性到诗艺的合目的性的逆转。“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9](P30)《毛诗序》这段话是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歌也是关于意象发生机制的最一般的描述。其刻画的机制就是从生存的非目的性到诗艺的合目的性的转化。“情动”不是诗人主动追求的,而是被动获得的。“情动”不具有目的性意义。“形于言”以及“嗟叹”、“咏歌”等才是主动追求的,才包含目的。“非目的性”不是说否定、反对目的;而是说它不属于目的论层面的结果。反目的性向合目的性的逆转可看钟嵘在《诗品序》中列举了“楚臣去境”等多种境遇之后所提示的机制:“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9](P107)“展义”和“骋情”本质上一致,但也可适当分开看。“展义”如前文所述,包含了一定的认知;从海德格尔诗学角度看,也可以说包含了一定的“存在者存在的敞开”的成分。但“展义”主要内涵不在这里,其主要内涵是对伦理正义的肯定,是对于主体所认可的正当价值的确认。在“楚臣去境”等现实人生的境遇中,有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高尚和卑鄙等不同价值、不同伦理品行的较量。“陈诗”而“展其义”就是让正义、光明、高尚获得胜利,让邪恶、黑暗、卑鄙成为人们所痛恨的东西。王逸赞屈原之作《离骚》,言其“依托五经以立义”;诗人“应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9](P54-55)王逸的赞词就是对钟嵘所谓“展义”的一个说明。依王逸,屈原《离骚》之意义就在于以金相玉质之姿充分显示对伦理正义的肯定。“骋情”之“骋”,意谓“恣意发挥”。骋情就是表现情感,宣泄情感。“骋情”与“展义”的同一在于:诗歌所骋之情总与伦理正义密切关联。具体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所骋之情主要是属于儒家所说的五伦之情,或者同五伦密切关联之情。展义和骋情的最一般意义是将非目的性的生存体验转化为合目的性的心理享受,而其更具体的更主要的更符合中国诗歌意象特质的意义,则是将反目的性的生存感受逆转为合目的性的审美经验。钟嵘虽然也谈到了“嘉会寄诗以亲”这种最一般的诗学机制,但其关注点主要还是在于“离群托诗以怨”这种更符合中国诗歌意象实际的具体的诗歌机制。钟嵘之后的诗学研究、意象研究所重视的尤其是这种“逆转型”的“具体的诗歌机制。”白居易说:“予历览古今歌诗……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12](P676)中国古代诗论把这种从反目的性向合目的性逆转的诗歌机制表述为“诗穷而后工”的诗学范式,从《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开始,并经孟子、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思考,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对之进行了描述。“楚臣去境”、“谗冤谴逐”之类生存之厄的“反目的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何以诗歌具有“合目的性”呢?何以“诗穷而后工”的“展义”和“骋情”能导致从“反目的性”向“合目的性”的逆转呢?对此问题,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回答。前已说明,生存之情是被动给予的、而诗歌创作是主动进行的。诗歌创作的主动性意味着活动主体的自我主体性得到了高扬。这是合目的性得以实现的第一层面也是最低层面的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主体的符号能力、语言能力得到了发挥。丰富的现实阅历,特别是年深日久的痛苦感受让诗人体验了“言说”的愉快:一种人自本有的语言能力符号能力得以实现的愉快。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里的“语”虽然不能说完全等同于符号学层面的语言,但不应怀疑,它主要是语言、主要是就其表现功能、符号学功能而说的语言。“语欲惊人”,说明诗人有一种强烈地体验自我语言能力的渴望。而当“语果惊人”时首先得到快乐的是诗人自己。这种快乐的获得构成了合目的性的第二层面。生存的反目的性,即不幸的生存遭遇,意味着生存主体处于被压迫、被束缚、被折磨、被摧残、被凌辱的状态之中;意味着主体失去自由,失去寄托,失去实现马斯洛所说的生存、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多种需求的生存可能性;意味着生存主体从物质生理层面到精神心理层面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进入诗艺活动中以后,这种危机被取消。当诗歌活动的主体以语言、图像为媒介,主动进入诗艺世界中的时候,原先的束缚、压迫、凌辱、摧残这时成为了被诗人反观、图画的对象,诗人站到自我人生苦痛和生存危机的对面。经由现实压迫的取消,原先的压迫以表象形式重新出现时,反而具有了一种“过后思量尽可怜”的可认同性和可欣赏性。诗人由此重新获得自我的主体性、获得自我生命的喜悦。这就是中国诗歌意象和意象论所导致的合目的性得以实现的最高形态,一种迥异于海德格尔“真理发生”的诗性建构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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