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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多种身形或多种声音 他说他爱她就像拳击手爱蝴蝶，歌唱家爱沉寂，强盗爱上了村里的小学老师，他说他爱她就像屠夫爱上小牛犊那惊惧的眼神，闪电爱上了屋顶的宁静。 from 《生活在别处》 后现代主义是复杂的。尽管我们提出了一些家族相似的性质或特征，但它决不是一种过去意义上的纲领目标统一的“主义”，不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学科或对象明确的学术，而是多种话语的一种群集或集合，在总称为后现代理论的“内部”，实际上仍然有着多种取向、多种态度或多种声音。罗斯诺说，“假如我们真的想要能够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针对各不相同的、甚至矛盾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阐述，区分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倾向。” 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雷.格里芬区分了“解构的”、“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构的”、“修正的”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的”、“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反世界观的方式战胜现代世界观，它取消和消除了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上帝、自我、目的、意义真实世界以及作为与客观相符合的真理。这种解构的后现代思想对极权主义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反拨态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所以它也被称做超现代主义。 建构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也试图战胜现代主义世界观，但它不是通过消除各种现代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格里芬认为，建构的和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知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只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活动不仅局限于一种修正后的世界观，而且是建构一个与一种新的世界观互相依存的后现代世界。这个后现代世界一方面将涉及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后现代个人，另一方面，它最终指向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和后现代的全球秩序的建立。超越现代世界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建构性的后现代思潮为我们时代的生态、和平、女权及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而这种解放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无疑，现代世界已取得了空前的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征而抛弃人类曾经获得的这些巨大进步。 无疑，建构的后现代主义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在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建构的后现代主义仍然是陈腐过时的老套，缺乏批判否定和斗争的精神。因为建构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希望保留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人类自我观念、历史意义和符合论真理观的积极意义，而且希望挽救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复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7而在建构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汲取现代性乃至反思前现代观念，经过修正熔铸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单纯地将现代性的各种前提直接放入后现代的结论之中，而是对这些前提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建构的后现代主义重新回到了“有机论”，并接受了非感官感知，它愿意从曾被现代性所拒斥的各种形式的前现代思想和实践中恢复其自身的真理和价值观。这种建构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它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 与格里芬相似，G.格拉夫对两种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提出两种后现代。一种是“愤世嫉俗、悲观绝望的后现代主义，另一种是“耽于幻想、放浪形骸”的后现代主义。哈尔.福斯特则讨论了反应性后现代主义和抵制性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他认为反应性后现代主义是歌颂现状，认可现实的，而抵制性后现代主义则反抗现状，充满否定和批判的。他还区分了“新保守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的”后现代主义者。“新保守的”后现代主义者趋向于保留叙述的传统、传统的历史、主体、想象和人道主义。它与肯定论者比较接近。“后结构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是反主体、反想象、反历史和反人道主义的。它与怀疑论者相似。 卡林内斯库将后现代主义分为“保守主义的”后现代和“激进主义的”后现代。并选择了两个代表人物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卡林内斯库认为的保守主义的后现代是伪装“标新立异”的商业上的媚俗主义，是一种变了味的悖论式的“向后看”的现代主义；而他认为的激进主义的后现代更准确地说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 艾伯特仿效福斯特，将后现代区分为一种游戏的后现代主义与一种反抗的后现代主义。游戏的后现代主义适应消费社会娱乐、休闲、感官享受和欲望满足的需要，它是冷嘲热讽的、戏谑的和折衷主义的，它提倡“怎么都行”的过度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甚至进一步走向玩世不恭，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而反抗的后现代主义则高举批判的和否定的大旗，对现代性作出抵抗的、强烈反叛的。艾伯特做出这一区别，在策略上是很有用处的，表明了他批判游戏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原因。在特定语境下，一些游戏的后现代主义具有了进步的积极的意义，而某些反抗的后现代主义则可能是反动的和大有问题的（例如法西斯主义显然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抗）。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好的或坏的后现代主义。 波林·罗斯诺做了另一种分类，就是将后现代主义分为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如鲍德里亚持有某种悲观、消极和沮丧的立场，主张后现代时代是一个片断、解体、抑郁不安、无意义、含糊不清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缺乏道德准则、社会秩序紊乱的时代。这种后现代主义受欧洲大陆哲学家、尤其是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启发，它代表后现代主义比较消极的一面，有人认为它是阴暗的、绝望的后现代主义，是谈论死亡的临近、主体的消逝、作者的终结、真理的不可能和表象秩序的废弃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者采取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似乎“他们已经看透了一切”，并且断定这个世界不可能有真正新的东西。他们认为，现代性的破坏特点使得后现代时代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法超越的不确定性”的时代。一个以冷漠无情、残忍凶狠、陌生疏远、令人绝望、愤世嫉俗和模棱两可为特征的时代。 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赞成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但他们对后现代时代怀有一种更富希望、更为乐观的态度。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说：“对于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前缀词‘后’（post-）的修饰重要性——后现代主义、后历史、后结构主义、后批评、后殖民等等——不仅具有描述的意义，而且包含着大量充满希望的想法。它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愿望：我们将超越现代的种种挫折，急切地渴望跨入相似于海德格尔称作神秘的‘另一个开端’的一个阶段。这些充满希望的想法也有助于解释当代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之所以热衷于‘他性’和‘差异’之类范畴的原因。”由于更多地受到英美文化而非欧陆文化的熏陶，这些乐观主义的肯定论者一般都倾向于变化。要么更欢迎或乐于参加政治活动、参与斗争、批判或抵制，要么满足于认同不切实际而又广受赞誉，主观而又非教条的各种规划。这种规划分布在从新时代信仰到新浪潮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包括后现代社会运动的各个方面。大多数肯定论者寻找一种哲学上的和本体论上的思想实践，那是一种非教条的、尝试性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实践。但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并不回避在伦理观念上作出选择，肯定某种价值选择优于另一种价值选择。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对这样一条推理路线提出怀疑并表示反对。 与罗斯诺的分类相似却又有交叉的还有不少观点。比如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提出建树性后现代主义者（赞成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和极端的批判性后现代主义者两大类型。这一划分与罗斯诺的划分在内涵和范围上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本.阿格把建树性的后现代主义归为“肯定论”，但罗斯诺的肯定论则是指那些维护某个积极的政治或社会计划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这些人或其中的许多人在阿格那里是被划归为极端的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罗斯诺把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特色规定为悲观主义，强调他们丧失信心、总是看到事物的消极面，未来没有希望；但批判理论家们则将怀疑论与批判、否定，甚至社会理想联系起来。托德.吉特林提出了“冷漠的”后现代主义和“热情的”后现代主义的分类。这种提法特别在艺术与人文学科领域，以及文化社会学领域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吉特林的“冷漠的”后现代主义与罗斯诺的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热情的”的后现代主义与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之间都存在着某种交叉关系。 总之，后现代主义“对形式和类型的多元化感兴趣，这是一种美学标准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些形式和类型就可以有各自有悠长与吸引人的历史，不是作为静态的、分离的形式和类型，而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互相冲突、互相竞争，或相形见绌，或相得益彰，融合成各种无法预测的结合体，其活力变化无穷，在两极之间迅速移动，从悲怆到闹剧，从紧张到滑稽，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可作为叙述，可具有戏剧性，而且还能表演。”10所以不论肯定论的还是怀疑论的这两类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各自都包含着一系列从极端的观点、主张到相互融汇的理论和形式。两种态度之间总有一些重叠和交叉。其边缘是模糊的、交错的，甚至是叠合的。并不存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坚持划分的那种“纯粹的”相互排斥、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清晰分类。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多元时代的众声喧哗，因此，可以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一个人信奉哪一种后现代主义——究竟将之读作怀疑论的和犬儒主义的，还是读作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恐怕主要在于是哪些作者和哪些传统启示了它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罗斯诺说的对，“后现代主义是鼓舞人心和引人入胜的；同时它又始终处于陷入混乱状态的边缘。” 有意思的是，人们书写后现代这个词语的方式也是很有趣的，是后现代（postmodern）还是后-现代(post-modern)也表明了某种立场或选择。没有用连接符号的写法含有对后现代主义抱有一定同情或承认其合理性的意思，而有连接符号的写法则表示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批判的态度。海山就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保守的反对者们使用连接符号，激进的拥护者们往往省去连接符号。当然例外也频频出现。 据此可见，我们面对的后现代是一个如此丰富多样、众声喧哗的理论对象与实践客体，多元的思考彰显了理论家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视域不同角度做出的解读。从解释学的理论来看，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从先有、先识、先见开始的，或如伽达默尔所说的是从人的“前理解”结构出发的。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每一种观念的背后，都矗立国家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域的、阶层的、个人出身的、教育背景的“大词”。而悲观的、消极的、结构的后现代和乐观的、积极的、建构的后现代则更多显现理论家的内在心理构成与偏好。当然其后的上升与衰落，信念与反叛，笃信与怀疑，甚至年轻与年老都占有不同百分比的“影响因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