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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⑨ 古希腊艺术和神话由于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当时生产关系的可辨识度相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要明晰得多，这使得当时的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因处于“原始的丰富”的生产关系中而“显得比较全面”，因为他们直接是“表现为生产目的”的人。而这种“全面”的人相对于后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进程中被片面发展的人而言，无疑“显得崇高得多”，于是对后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希腊艺术和史诗“在某方面说来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原因则是与这种艺术相匹配的古典的生产关系已经一去不返。这段论述作为理解“希腊人是正常儿童”的参照背景，使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魅力的理解跳脱出德国古典美学划定的各色唯心主义阵营，得以实现文学艺术对社会现实的观照。 很显然，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语境中，艺术发展的问题是能够被赋予历史规定性而得到具体解释的，并且与人类力量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获得了宏大深远的历史视野。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讲，意识到文学处于资本批判语境之中，并自觉地寻找与这一语境的隐秘联系，是一种有深度的批评实践，它能帮助我们辨识文学中的历史痕迹，从而将文学更具体如实而不是语焉不详地置于它所诞生的社会关系中。资本批判与文学批评的结合应尤为谨慎，不能把文学资源当作资本批判的“弹药库”，而要在文学批评中发现资本对语言、情感、想象、个性、形象等维度的渗透以及文学回应资本的方式，并对其做出评价。 反观中西文学批评发展的历程，理论成果斐然，诸如滋味说、妙悟说、意境说、摹仿说、灵感说、审美无功利说等，或从文学起源的角度，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或从批评标准的角度做了理论建构。它们的共同点是执著于文学活动本身，将参与其中的某个或某些要素作为各自的出发点和旨归做自证研究。在这些文学批评提供的大部分参照系中，对与之相应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经验的描述、想象以及思辨，要多过于对这些现象和经验做社会源头的追溯，对理论模型所做的静态假设要多过于对自己所选取的观照角度的特殊性的辨识。于是，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这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⑩就真的疏离于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生产实践，并随之模糊了使这种生产实践得以维系的生产关系对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制约作用。 相对于批评史上稍显“悬浮”的、疏离的、隐约的理论建构而言，马克思主义为文学批评提供的资本批判话语的优势体现为“资本”本身就是对特定历史阶段内社会生产关系结构特质的指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文学批评如何能够穿透“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层层表象，折射出“资本”对于文学活动迂回复杂的规定性。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使用的是意识形态批判这一利器，将本就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被打上“虚假的意识”烙印的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剖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切入口，并致力于揭示文学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具有迷惑性的结构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11)在这一思路引导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线从“物质”、“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转向了意识形态本身。这种转向在本雅明那里是对古典艺术作品“光晕(Aura)”消失后的机械复制时代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之间“隐喻”关系的关注；(12)在阿多诺那里是对拆解启蒙理性以及与之相应的对无调性音乐和现代主义艺术样式中包含的否定意义的推崇；在萨特那里指向了“结构的和历史的人类学”(13)这一未完成的理论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是论证资本主义所有制如何为合理性的“政治关系”落地生根为“生产关系”(14)提供机会等等。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来看，他们“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15)，这与他们想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找到社会革命新出路的诉求渐行渐远。马克思在“资本”维度上对主客体关系做了从抽象回到具体的阐释，而他的西方后继者们则吊诡地又回到了抽象的思辨层面。这其中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造成的思想窠臼，但更有“西马”学者们对资本批判话语的理解和拿捏的分寸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一部分学者向文化批判领域转向，是他们在重新解读了本民族国家“资本”特殊运转方式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比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最初的期间，它的中心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例如，研究所第一批出版的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波洛克的《苏联计划经济试验》，魏特夫有关中国农业社会的分析，都是政治经济学成果。这些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来发展有不小影响，如果没有学派整体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认识的深化，其在文化、哲学、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形成的充满创造性的批判观点就会缺乏必要的前提”。(16)其中对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路径上最具基础性影响的是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主要指的是19世纪末以来的西方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者身份介入市民社会，从而消弭了马克思在此前所指认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关系，改变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在结构上的决定作用，成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赤裸裸地攫取暴利的形象转而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闷声敛财的形象。“资本”隐秘地推动了社会的同一化进程，这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从生产过程到日常生活领域都被收编到“被管理的世界”(17)中。从中可以看到，波洛克对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所做的解读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批判理论得以建构和立足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令佩里·安德森感到困惑的“倒转”行为，其深层根源在于这个学派所理解的资本批判语境发生了“面积”上的缩水。他们在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中发现了“资本”结构社会关系的新方式，并且明确意识到仅从批判“资本”秘密的层面上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的希望，由此生出悲观主义的心态，对资本批判话语做了弱化经济基础论述和放大意识形态批判的处理，这是霍克海默为学派所确定的从“传统理论”向“批判理论”的转向。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依据本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解读中，资本批判话语大多时候是在场的，至少是隐匿的在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看作一条西方研究者应对“资本”在本民族国家发生的新形式、新变化、新动向的理论嬗变之路。伯明翰学派的霍尔对文化生产、消费、流通等环节的重新思考，使他在产生新变化的资本现代性中重新发现了“文化”的属性。杰姆逊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勾勒出资产阶级文化发展的逻辑线索，他将晚期资本主义形态中的“资本”定位在为消费社会塑型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上，从而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找到了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变革的现实根源。还有诸如德波的景观现象学批判击中“资本”在视觉文化层面新的表现形态的要害；马克·波斯特对西方社会历史所做的口头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阶段性划分，关注“资本”对媒介的渗透；此外还有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转向等理论视角，无不在丰富着资本批判话语，也拓展着文学批评的可能性。 当然，资本批判话语不能替代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但却能为文学批评提供具有穿透力的思考方法。随着资本运作方式的新变化，资本批判话语与文学批评结合的方式仍将发生更多的变化。“继续对比内部和外部、生存和历史，继续对现在生活的抽象质量作出判断，使一种具体未来的观念充满活力，便落在文学批评的肩头。但愿它证明胜任这项任务！”(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