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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燕台“四选”与复古诗风的树立及其诗学取向 燕台诗人群体成员之一的王崇简曾说：“未、申之际，文士之集辇下者，多选今人诗。”(35)其所谓的“未、申之际”即顺治十二、十三年。这个时间段与上文所述顺治右文的时间是大致吻合的。探究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当时兴起了以编撰今诗选本来扭转诗学弊病的风气这一因素(36)外，还和顺治右文以及燕台诗人群体的出现密切相关。“今文运有维新之象，海内蒸蒸向风。”(《兼济堂文集》卷一五《与黄石公》，第98页)“皇上文德性成，好学天纵，翰藻淋漓，遍于四国，一时操觚之士，谁不翕然。”(37)在人们看来，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以“翰藻淋漓”的姿态垂范于上，沐浴在“维新之象”世道中的人臣岂能不有所追随?在这种逻辑支配下，除了倡予和汝、颂扬盛美之外，编辑今人之诗便成了体现“文运维新”的最佳方式之一。 此期出自燕台诗人群体成员之手的今诗选本有韩诗、陈祚明的《国门集初选》，魏裔介的《观始集》《溯洄集》和施闰章等人的《燕台七子诗选》，简称燕台“四选”。燕台“四选”的成书情况大致为：《国门集初选》始编于顺治九年，编成于顺治十四年冬(38)；《观始集》起编自顺治十二年冬，完成于顺治十三年夏；《溯洄集》则始于顺治十八年春，至是年底编成；而《燕台七子诗选》中的六种陆续刻成于顺治十三、十四年，并在顺治十八年刊出全本。考察这些今诗选本的编选宗旨，不管是“本情选义，披风则雅”(39)的《国门集》，还是“扬扢雅宗，扶进正始”(田茂遇《观始集序》)的《观始集》、“垂示来叶，厘正风气，以求无愧古圣人删诗之本指”(40)的《溯洄集》，抑或是“鼓吹元音，扫除绮丽”(《兼济堂文集》卷三《严颢亭张谯明诸子诗序》，第277页)的《燕台七子诗选》，都是以复古求创新，从而希望达到弥合明末以来诗学纷争并创立有清一代诗学典范的目的。如《国门集》的编选者即有感于“近诗自济南、竟陵分镳异驱，沿袭以来，互相讥弹”(陈祚明《国门集序》)的现状，欲以古为范而走上诗学通途；燕台七子的共同心愿则是“为高雅之调，古诗则法汉魏六朝，近体必宗初盛唐”，“而又出之以至情，运之以生气，缠绵而飞动，有前后七子之双美，而无泥古修辞之两失”(41)。可以说，燕台“四选”所体现的复古倾向正是陈子龙在明末所提出的“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42)这一命题的延续。当然，在具体内涵上，他们和陈子龙是有区别的。此当别论，本文不赘。 在燕台诗人群体及“四选”的复古论调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当推魏裔介和他的《观始集》。魏裔介(1616-1686)，字贞白，一字昆林，号石生，又号贞庵，直隶柏乡(今属河北邢台)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顺治三年(1646)进士。及第后基本上都在京师为官，且因礼贤下士而受到来京士子的一致敬重，“士之自负才能来阙下者，必携卷轴谒”(43)。他在诗坛的影响正如有“北地诗家之冠”(44)及“大开河朔诗派”(45)之誉的申涵光所言：“今天下诗颇推畿辅，而魏氏一门为尤甚，昆林(魏裔介)先生为一代风雅之宗。”(46)其《观始集》一出便获得了“流布天下，笔削之旨，群宗焉”(47)的广泛影响。因此，他的复古诗学观及其希望以选诗来树立清代诗学典范的意图，在燕台诗人群体倡兴古学、落实天子右文政策的活动中是有典型意义的(48)。 首先，他提倡儒家性情观以明确诗学本体。他说：“夫诗以言性情者也。性情之不存，而组织烟云，缀缉卉木，虽工亦奚以为?”(田茂遇《观始集序》引魏裔介语)诗的本质是表达情志，然而在他看来，“历下、竟陵左右袒者，纷纷讫无定论，则亦未免寄人篱下，而不能自见其性情也”(《兼济堂文集》卷四《朱公艾越游草序》，第312页)。他在批判那些“自以为摹拟汉魏”“步趋三唐”的诗作时甚至用了晚明最为流行的诗学热词“性灵”，认为这些作品“即使其优孟衣冠似汉魏，似三唐，于己之性灵何与耶”(《兼济堂文集》卷三《卢尔唱燕山吟序》，第293页)?从中不难体味出他对诗中应有“自我”的殷切渴望。故而，面对复古派极力鄙视公安派、竟陵派的做法，他曾公开表示不满：“自袁中郎诞秀公安，姱节高标，超然物外，《锦帆》《解脱》诸集，笔舌妙天下。其后竟陵锺、谭二公继起联镳，海内沨沨向风。而说者或谓其渐失淳古，是乌知诗之三昧哉!”(《兼济堂文集》卷三《张汝士诗序》，第286页)他甚至还表态道：“余读明诗，而爱袁中郎、锺伯敬也。”(《兼济堂文集》卷四《吉石堂诗草序》，第301页)并说：“余平生作诗，不喜雕琢，率而为之，聊以自适己意而已。”(《兼济堂文集》卷四《季翕弟集唐诗序》，第319页)这当然不是说他完全赞同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而是对那种以形式掩盖内容的做法的抗议，即所谓“诗以自道其性情耳，若必悉心于步趋仿佛，则生气索然，故历下之敲金戛玉，终不若公安之任真独往也。”(《兼济堂文集》卷四《周德培诗序》，第316页)因此他说：“余昔年选诗，虽兼尚体格，而必以性情为本。”(《周德培诗序》)由此可见，他重申“诗以自道其性情”是为了明确“诗为何而作”这一诗学基本问题。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所谓的“性情”“性灵”并非阳明心学影响下所产生的性灵，而是合乎儒家思想的性理之情。魏裔介学宗朱子，撰有《四书大全纂要》《圣学知统录》《致知格物解》等理学著作。他认为王守仁所倡立的“无善无恶”四句教，援佛入儒，有悖孔孟本意，且经“龙溪、卓吾之流，入室操戈，愈传愈失，其祸遂至渐中于家国”(《兼济堂文集》卷一《四书集说序》，第208页)。他十分赞赏明末顾宪成“无善无恶四字，就上面做上去，便是耽虚守寂的学问，弄成一个空局，释氏以之；从下面做将去，便是同流合污的学问，弄成一个顽局，乡愿以之”的论断，认为“空局之与顽局，其为世道人心之大害一也”(《兼济堂文集》卷二《顾端文先生罪言序》，第234页)。有鉴于因空局、顽局而亡国的教训，他重申“心与性，非有二也”(《顾端文先生罪言序》)、“性无不善”(《兼济堂文集》卷一五《寄孙征君钟元书》，第76页)、“礼也，即性也”(《兼济堂文集》卷十五《再与魏环溪论学书》，第76页)的主张，意在“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说、放淫辞”(《兼济堂文集》卷一《圣学知统录序》，第215页)。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就有了“古之真诗人未有不见道，真见道未有不能诗”(《兼济堂文集》卷二《荆园小语序》，第265页)的观点。因此，魏氏诗论中的“性情”“性灵”，是包含政治、伦理道德等内涵的儒家之天理，落实到诗作中便是那种“敦伦重节、忧国爱民、投奸乐善、孤郁不回之意”(《兼济堂文集》卷三《唐诗清览集序》，第269页)及关于“典礼制作”“伦纪游览”“香草名物”(魏裔介《清诗溯洄集序》，《溯洄集》卷首，第515页)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今人之性情可以同于古人之性情：“诗，心声也。今之心犹古之心，何分于《三百篇》，何分于汉、魏、六朝，何分于唐、宋、元、明与?”(《兼济堂文集》卷三《杨犹龙诗序》，第274页)学诗者、写诗者要想达到“性情正”而“真诗出”的效果，只有遵守“祛其沿袭”“以深求夫风人之旨”(49)这一法则。可以说，以儒家性理之情为根本的性情观是魏裔介论诗和选诗的逻辑起点，他对诗歌的内容、作用、风格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是在这一前提之下展开的。他的官场好友兼诗友李霨指出其“标新尊性情”(50)，可谓慧眼独具(51)。 其次，发扬《诗经》“四始”“六义”的传统，落实诗歌的题材及表现手法，强调诗贵蕴藉的表达效果。“四始”“六义”是汉儒研究《诗经》的成果，后经历代注解者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美刺和温柔敦厚为主要内涵的诗教传统，魏裔介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正是这种传统。他说“先王之作雅颂也，将以格郊庙、和神人，其采风也，将以察奢俭、考贞淫”(《观始集自序》)，故而“诗必有为而作。其风刺而有当于风人，怨诽而有当于小雅，敷陈功德而有当于矢歌，节宣乐舞而有当于衍祖”(田茂遇《观始集序》引魏裔介语)。以“风刺”对应“风”，“怨诽”对应“小雅”，“敷陈功德”对应“大雅”，“节宣乐舞”对应“颂”，显示了魏氏对“四始”说的继承。就诗的表达效果而言，他赞同“诗之为教，优柔敦厚”(《兼济堂文集》卷三《张素存诗草序》，第278页)的主张。严沆转述魏裔介论诗的言论说：“先生之论诗，一准于发乎情，止乎礼义，言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国风》之不淫，《小雅》之不怨者，乃始登之简牍，施之丹黄。”(严沆《溯洄集序》)而对那些抛开温柔敦厚之旨的诗歌，他均持批判态度：“后世之言诗者，吾惑焉。凄清哀怨而已矣，不则板腐庸陋而已矣，不则声韵气格而已矣。自六朝以迨宋明，不出此三者。其于诗之蕴藉皆未有当也。”(《兼济堂文集》卷四《钱保芬诗序》，第309页)故而，他认为善于继承“四始”“六义”的传统是汉魏、三唐之诗之所以成绩斐然的重要原因。而“后人于诗，以为应酬耳目快意适观之具，其所争者，在乎声调气格，六义之指缺然不讲”，其结果便导致了“风教沦没”(《唐诗清览集序》)。清兴以后，诗道虽然大振，“风雅蔚兴，南北连镳，自缙绅以及菰芦之士，希光景附，家隋珠而人和璧，论者以为，何、李而后，于斯为盛”(《兼济堂文集》卷三《胥永公北征百篇序》，第294页)。但是不少诗人和选家因对“四始”“六义”的典范意义缺少认识，故而他们的诗作或选本不是“杂而或流于佻与靡”就是“僻而或入于激与愤”，这就引起了魏裔介“人心世道”的担忧，并成了杨思圣、魏象枢、李蔚、吴伟业等燕台诗人群体成员的共识(参见《观始集自序》)。怀着对“南、雅、颂之失其传，而赋、比、兴之没其义”(张天植《观始集序》)的担忧，魏裔介标举《诗经》“四始”“六义”之说，既以此要求自己的诗作，即“发而为诗，无不取旨也厚，措言也婉，播音也冲容幽亮”(王崇简《兼济堂诗集序》，《兼济堂文集》卷首，第1页)，又以此删选时人之诗，企图达到“欲天下共观于风雅颂四始之义，而得其性情之正”(《观始集自序》)的目的。核其所编今诗选本，就内容来说，“关纪念”“寓感慨”“追郑绘”“著土风”(傅维鳞《观始集序》)之类予以收录，而“风云月露”“仙佛怪诞”(《观始集自序》)之类皆弃而不录；就情感表达的效果来说，“雅驯而意指隽永”者选入，而“绮靡淫佻之习，流荡忘返，比于蜩聒虫吟，而愤激悠谬之词，杂出不经”(《溯洄集自序》，第514页)者不录。正如田茂遇在评论魏氏所选《观始集》时说的：“今集中有近乎风者，有近乎雅与颂者。大约审正变之原，穷比兴之体。即旁揽骚选，而可以四始为断。”(田茂遇《观始集序》)可以说，魏裔介以“四始”“六义”之诗教传统来规范诗歌创作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是其儒家性情观的必然结果。 再次，在风格上取径汉魏三唐，追求一种“鸿庞惇固”“浑沦磅礴”(傅维鳞《观始集序》)的审美效果。汉魏、三唐是诗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自王风既熄，骚赋迭兴，盛于汉魏，而衰于六朝；盛于三唐，而衰于宋元。”(《观始集自序》)所谓学其上，得其中，然而向古人学习什么?他认为“诗之可传，在其神骨之旷远，不在于辞色之藻丽。”(《兼济堂文集》卷四《葛觐昌近诗序》，第317页)因此他虽然提出了“沉酣于汉、魏、三唐”的要求，但最终是要“能达己之情而不袭其句”(《兼济堂文集》卷三《邹黎眉湖北草堂诗序》，第283页)。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专事模拟雕琢和“诗必盛唐”的复古派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么如何做到“达己情而不袭其句”呢?这就需要多读书，以充实的学养作为基石，如不读书，“则其识不高而怀不旷，识不高怀不旷，纵呕尽满腔血，终是酸馅气耳”(《兼济堂文集》卷四《朱公艾越游草序》，第310页)。当然，诗人的地位、处境决定了其性情并最终影响到诗风，“山林人之性情与廊庙人之性情，亦微有异。如孟浩然、孟东野、林和靖、魏仲先、谢四溟、徐文长，此山林人之性情也。而其诗高寄霞表，超然物外，无一点烟火气，不作富贵纷华态，亦其自处者然耳”(《兼济堂文集》卷四《渡江小咏序》，第310页)。所以就诗歌的风格而言，他虽然推崇那些“鸿庞悖固”“浑沦磅礴”的作品，但对山林之士“高寄霞表”、自展其“超然物外”之情的作品也不排斥，相反“若以山林之士而强作台阁之语，失其本质矣”(《葛觐昌近诗序》)。 由上观之，魏裔介以性理之情为核心的诗学观，既不同于明代以来只讲声色格调的复古论诗学，又不同于性灵派不加任何限定的“独抒性灵”，而是试图从格套与性灵之争中抽身，借助儒家的诗学思想来建立皇清诗学话语体系，从而与“海内艺林之英挽颓风而追正始”(《兼济堂文集》卷三《胥永公北征百篇序》，第294页)，开启清诗复兴的局面。他本人的创作亦能实践这种主张，论者曾以“发抒性情，风格醇雅”(《魏裔介之文学活动与文学思想析论》)评价之。当然，这仅仅是他标举儒家诗学观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他想通过“治天下之言”“并其心志而治之”(顾豹文《清诗溯洄集序》，《溯洄集》卷首，第517-518页)来达到“阐扬休德，厘正风俗”(《观始集自序》)的政治目的，即如他的门人卢传在揭示其选诗旨趣时所说，“非徒为音律正其比赋，实欲为音律正其性情”(卢传《清诗溯洄集序》，《溯洄集》卷首，第508页)。 魏裔介在《观始集》选成之后赋诗云：“人心釀世运，世运变人心。盛衰既递转，治乱亦相寻。……圣主辟文运，群贤庆盍簪。……宁敢继绝笔，所愿正哇淫。”(52)并在后来回忆时说“《观始集》征诗学之盛，于人心亦有所观感焉”(53)，而他选《溯洄集》的目的也是要“助政教、维人心”(顾豹文《清诗溯洄集序》)。他认为《诗经》的编选体现了圣人“治心”的目的：“均一淫风也，出于奔者可删，出于刺者可录；均一颂戴也，戴桓叔、戴共叔可删，刺郑庄、刺晋昭可录；均一劳苦也，闵时衔恤，则为正雅，困役伤财，则为变风。一出一入，六义斯昭。故采诗三千，存者三百，盖其慎也。”因此，他要继承“古圣人删定之本指”以检视今人之诗，“不惟其言，惟其所以立言之意，权衡而是正之”(钱棻《清诗溯洄集序》，第508-510页)。他的这种“治天下之言并其心志而治之”的思想，既是其儒家诗学思想的自然延伸，又是一个备受天子信赖的臣子的应有之责。 可以说，作为一个“国朝诸大典半属文毅奏议所定”(54)的人物，其留心诗学，更多是出于辅佐帝治的考虑。魏裔介自顺治三年进士及第之后，历任工科、吏科、兵科给事中。在顺治亲政后，由于他的直言进谏和一片忠心而颇受福临信赖，其官职一路升迁：顺治十二年迁太常寺少卿，寻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御史，十六年加太子太保。魏裔介在顺治去世后回忆先帝对他的倚重之情时说：“初授介副宪，即命学士马公传至中和殿面谕：‘朕之用尔，朕自知之，非有他人荐说，慎勿随人偏党也。’”(《兼济堂文集》卷五《世祖大行皇帝哀诗》其七注，第116页)此言虽意在警告魏裔介不要结党，但对其才干的认同无疑让魏裔介有知遇之感。他甚至认为顺治与他的关系比苏轼见知于高太后还有过之(55)。从他多次提及顺治的恩宠以及在顺治逝世后即赋《大行皇帝哀诗》八首以志哀痛，可知他对顺治感激涕零的心态。因此，我们认为魏裔介的留心诗学，就如他的恪尽职守一样，尚有报答顺治知遇之恩的一层意思。这从他和吴伟业的交谈中也可看出：“会国家膺图受箓，文章彪炳，思与三代同风，一时名贤，润色鸿业，歌咏至化，繄维诗道是赖。于是表阊阖，开明堂，起长乐，修未央，圣人出治，矞矞皇皇，升中告虔，引宫命商，羽旄济济，和鸾锵锵：吾观乎制度之始，将取诗以陈之。苍麟出，白鹰至，龙之媒，充上驷。我车既闲，我兵弗试，维彼蛮方，厥角受事，来享来王，同书文字：我观乎声教之始，将取诗以纪之。仓庚既鸣，时雨既零，大田多稼，恤此下民；兰台群彦，著作之庭，歌风缊瑟，终和且平：我观乎政治之始，将取诗以美之。”(56)魏裔介要在“开创伊始，措施之际，涣汙之颁”(傅维鳞《观始集序》)之时就创立法程，以诗陈制度之始、观声教之始进而美政治之始，并最终实现“兴一代文明之治”(曹禾《兼济堂文集序》，《兼济堂文集》卷首，第187页)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留心诗学、重视选政的又一重要原因，也是他作为天子重臣为实现顺治右文之治而作的努力。 平心而论，魏裔介佐治心态下的诗论，因其浓厚的功利性和政治色彩而显得有些偏狭。因此，当他选成《观始集》并向吴伟业索序时，吴氏对此种政治色彩颇浓的诗学观持保留意见，他说：“抑诗者，缘情体物，引伸触类，以极其所至者也。若子之论，其汰之无乃甚乎?”(《观始集序》)吴伟业从文学的角度，指出了魏氏认识的狭隘性。因此这种复古诗学观虽然符合顺治中后期燕台诗人群体的总体心态和价值取向因而颇具声势，并对康熙朝的诗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却不如随之而起的王士稹以文学性为本位的“神韵说”来得深入人心。不过，以魏裔介为代表的儒家政教诗学观，却与乾隆时期沈德潜“格调说”的价值取向遥相呼应，这是研究清代复古诗论流变所应注意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