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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顺治亲政后的右文举措，促成了清初燕台诗人群体的形成。这一以纱帽诗人为主的群体，上嗣风雅，振藻扬芬，给清初诗坛吹来了一股倡兴古学之风。燕台诗人群体的代表人物魏裔介通过编选今诗选本，重申儒家道统论性情观，发扬美刺、比兴的诗教传统，追求浑沦磅礴的审美效果，与“兴文教，崇儒术”的圣意相互呼应，同时也体现其辅佐帝治的政治目的。魏裔介的复古诗论一方面与清初诗坛反思晚明诗学弊端的旨趣不谋而合，另一方面还通过田茂遇、魏宪等选家影响至康熙诗坛。 关 键 词：顺治/右文/燕台诗人群体/复古诗风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优秀学科二期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邓晓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唐寅研究》等。 “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福临亲政后，尽管王朝的统治并未完全稳固，东南郑成功、张煌言集结隆武、鲁王所部残余而成的海上反清势力和西南孙可望、李定国支持下的永历政权仍不时给清廷以打击。不过相对于多尔衮辅政时期兵戈扰攘的局势而言，清廷的治国策略正逐步由高压转向缓和，官方曾以“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①评论之。而顺治求治心态下的右文举动，随即引发了京师诗坛的复兴，以魏裔介为首的燕台诗人群体以倡兴风雅为己任，企图以儒家的诗学思想来弥合晚明以来的诗学纷争，并希望通过编选今人之诗以开一代之盛。燕台诗人群体的复古诗学观既是南北诗坛交互影响的结果，又对清代诗坛的复古风气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 顺治右文与燕台诗人群体的肇兴 清朝皇帝文治的名声以康熙、乾隆两帝最著，而顺治的右文举措却少有闻及。一方面，顺治一朝战事未息，人心未收，局面动荡，且顺治帝年寿不永，从亲政至驾崩，前后只有十年，似乎无暇顾及文治；即便有右文之心，效果也似乎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科场案”“通海案”“奏销案”等一系列旨在打压未尽贴伏新朝人士的大案都发生在顺治亲政之后，多少给世人留下了这位年轻皇帝过于严酷、狠辣的印象。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治”一词似乎与顺治帝无关。但是，当我们抛开成见，仅从一些习见的史料中便能发现顺治帝的右文举措不仅有“名”而且有“实”。 在官方的记载中，福临于亲政后的第五年，即顺治十二年(1655)就明确提出了文治的主张：“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直省学臣，其训督士子，博通古今，明体达用。诸臣政事之暇，亦宜留心学问，佐朕右文之治。”②而事实上，早在顺治九年(1652)，亲政不久的福临就释放了重视汉文化的信号。是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亲往太学释奠孔子，行两跪六叩头礼。九月二十四日敕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之赖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学官、诸生当共勉之。”③随后于十一月十七日又谕礼部详查明末殉国诸臣以褒录幽忠，进一步推扬儒家的忠孝文化④。然而，推行文治，需要仰仗汉人，清朝自立国以来虽然倚重汉臣，但其地位仍在满臣之下。为了改变这一局面，顺治帝于十年(1653)正月初三下令改变仅有满臣奏事的现状，此后凡进奏本章，令内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⑤。这一提升汉臣地位的做法，无疑为其日后提出和实践右文主张奠定了基础。随着“以汉治汉”思想的逐步施行，顺治本人对汉文化的兴趣亦逐渐高涨，甚至御定《资政要览》，并为撰序。皇帝编书自然多数为挂名，而《资政要览》的实际操刀手则是弘文院大学士吕宫等人。但是，此举不仅显示了天子右文的诚意，而且既向大小臣工展现了自己传播汉文化的努力，又给臣子们留下了勤勉好学的印象。如其心腹之臣魏裔介曾赋诗“广搜文献师三代，尽览缥缃重九丘”，并注云“上好学，每读书至午夜不倦”⑥，四库馆臣亦以“宵旰之余，始终典学”⑦评价之。当然，顺治帝的好学不倦尚有其不便言说的隐情。福临在重用汉臣、实行汉化过程中曾因汉文化修养的缺失而感到茫然失措，故而亟须以“恶补”的方式来弥补缺憾。他曾坦言：“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这是顺治二十三岁左右召见弘觉禅师(即木陈忞)时所说的，其所读之书则为“《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⑧。可以说，这种努力研习汉文化及其经典的过程伴随着其对“以汉治汉”方略的思考和实践，并最终让他在顺治十二年明确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的右文主张，并继之以一系列举措落实之：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设日讲官，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颁御制《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做心录》，异姓公以下，文三品以上各一部”⑨；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四谕修《通鉴全书》《孝经衍义》；同年二月二十七日，驻南苑阅武，赐宴行宫，群臣各赋五七言律绝每体一首应制；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五日命儒臣纂修《易经》；同年九月初七初御经筵；顺治十五年(1658)秋，猎于南海子，魏裔介、李霨、梁清标、王熙、曹本荣等人随侍，命诸臣作诗以咏⑩；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二十九日以所翻译《三国志》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官(参见《清史编年》，第1卷，第560页)，等等。 顺治恢复日讲、经筵、御定诸书、“敦尚经术，崇重儒臣”(11)、宴集赋诗等右文行为，在当时的汉族士人中反响颇大： 舍郊循故事，讲艺肇新模。睿藻崇经学，天文叶泰符。琅函欣始御，虎拜得同趋。启沃知难称，微躬讶宠殊。(李霨，顺治十二年)(12) 今天子方临石渠、开虎观，一时侍从诸臣，虑亡不斐然经术，稽古为荣矣。(田茂遇，顺治十二年)(13) 今皇上方崇学，考订雅音，以公(按：指梁清标)等之人列在左右，赓和之作，洋洋著其盛，必使其传之于后。(白胤谦，顺治十七年)(14) 世祖章皇帝兴起右文，招延俊茂，数举经筵，命儒臣讲论大义，或时巡游南苑，应制赋诗，文学侍从之臣，无不掞藻摛华，对扬休命。(吴伟业，康熙七年)(15) 从这些身份各异的作者(白胤谦和吴伟业均为贰臣，李蔚为国朝官吏，田茂遇此时为不第之举人)不同时期的记录来看，顺治的右文举措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早已退居乡里且因仕清而倍感内疚的吴伟业，在康熙七年(1668)回忆起顺治当年右文的情形时，记忆犹新，足以显示这种言论并非出于颂圣的违心之论(16)。而在吴伟业写下此话的三年后，即康熙十年(1671)，就有人发表了“开国以来，文明大启，至于今垂三十年，朝野犁然向风，原其始，则自世祖皇帝鼓舞兴起于上”(17)的言论，这说明在当时人眼中，顺治右文并非仅仅是一种姿态，而的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上行下效的文化传统，很快在京城官僚和应举士子的身上体现出来。他们对顺治崇儒尚文的拥护和赞美，即可证明顺治右文之谕的亲和力及鼓动效应，并进一步催生了某些人的盛世之梦：“圣朝启运，摧陷廓清，一时簪笔珥之文彦，罔不聚于阙下，登诸东观，以为雅颂可以复作，礼乐不日兴矣。”(张天植《观始集序》)尽管这种认识掩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政治斗争而显得有些得意忘形，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顺治右文符合了人们乱极思治的渴求。孟森先生在论及顺治亲政后的作为时曾说：“天子则乐就汉人文学之士，书恩对命，绰有士大夫之风，居然明中叶以前气象。正、嘉以后，童昏操切之习略无存者，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18)，这种论断大概就是有感于此类言论而下的。不过可惜的是，顺治一朝终究未能摆脱对反清势力的担忧和对汉人的不信任，生性“火烈急爆”(19)的福临对汉人的态度亦常常摇摆在重用和重惩之间。“科场”“通海”(20)等案的相继爆发，给这位原本想以右文举措来团结汉族文人的皇帝以严重的打击，并在临死前为其“渐习汉俗”“委任汉官”(21)的行为而忏悔。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当初的号召力和汉族文人在右文时运下鼓吹风雅的热情，这一点从上文所引的诸多言论中即可获证。而顺治十三年南苑阅兵命赋应制诗一事，则似乎给在天子右文氛围中已经颇为活跃的京师诗坛注入了一针“兴奋剂”。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福临于南苑举行阅兵礼，召内院汉大学士、翰林及部院尚书以下、四品以上各官从观。观礼结束后会见群臣，借责备陈之遴结党而晓谕诸臣应以此为戒(22)。然而在这些公事完毕之后，顺治还设宴款待随侍大臣，并令赋五七言律绝各一首应制，这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未提及。因这次宴集不像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十四日那次有《御制升平嘉宴诗序》(23)流传，故而知者甚少。幸赖诸家别集和一些总集中尚存有一些记载，此事才不至湮灭。目前所知时任国史院大学士吏部尚书王永吉、弘文院大学士刘正宗、国史院学士白胤谦、秘书院学士李蔚、吏部左侍郎梁清标、礼部左侍郎薛所蕴、礼部右侍郎胡世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兵部督补右侍郎梁清远、国子监祭酒吴伟业、侍讲学士王崇简、翰林院编修何采、詹事府中允宋之绳、中书舍人韩诗等人均有诗作。应制诗历来以颂圣、感恩之习套为主，诸人之诗也不例外，如“玉液光生仙掌露，兰风香袭侍臣衣。承恩幸觐天颜喜，奋武揆文拱太微”(24)，又如“猎罢鼎调赤羽膳，时从咨儆见深恩”(25)，再如“割鲜亲宴罢，告语主恩深”(26)，等等。但是此次应制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些诗作本身的价值，而是不少词臣从中感受到了国朝文运肇兴的契机。如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吴伟业在是年七月为友人田茂遇所编今文选本《燕台文选》作序时就说“自铜马戈铤，金台麋鹿，缥缃付咸阳之烬，牙签遘江陵之灾，诵读等于啽呓，笔墨视为土梗，文运堙塞”，而“今天子德化翔洽，文治矞皇，集兰台、石渠之彦，陈《长杨》《上林》之事，授简抽毫，覃思发藻，一时辇毂间，斌斌乎，沨沨乎，《云汉》为章哉”(27)。又如远在杭州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亦曰：“圣天子敷教于上，百尔有位，唱和应之。如四始六义，三百汉魏者，不可谓非千古一盛也。”(28)这些言论虽不免有些夸大其辞甚或流于奉承，特别是吴伟业在写完那段话后不到三个月就决心辞官不出(29)，其言行的鲜明反差不得不令人对其诚意产生怀疑；但我们也无法否认此时的京师文坛在天子右文的氛围中渐渐亢奋的事实(田茂遇编选《燕台文选》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更何况，对于一个即将告别令其身心疲惫的政治舞台的人来说，他的话出于真情还是假意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有一些一心仕清的人怀着振兴风雅的热情，向着雅颂复作、礼乐日兴的目标踏步前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个以京师官僚为主要成员的燕台诗人群体得以形成了。 燕台诗人群体形成于何时?顺治亲政后基本在京且是这一群体核心人物的魏裔介(30)曾说：“忆甲午、乙未间，值世祖皇帝褒重儒术，每以诗赋考校词林，大猎南苑，命诸侍从之臣，分题赋诗。于时谫劣如介，亦得颂扬盛美，载诸歌咏。”(31)“追忆甲午、乙未间，啸白云，咏仙迹，海内同人，慕义闻声，唱和成帙”(《兼济堂文集》卷四《南和吟序》，第327页)。“甲午”“乙未”即顺治十一(1654)至十二年，这两年顺治并没有“大猎南苑，命诸侍从之臣，分题赋诗”的事迹可考，魏裔介所说应该是指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的那次。魏裔介康熙年间的这两次回忆，意在突出顺治亲政后京师诗坛的活跃，特别是将“褒重儒术”与“以诗赋考校词林”相联系，可见文坛的活跃局面与顺治的右文举措密切相关，故而把本不应该记错的历史事件模糊化处理。暂且不论其是否有美化顺治的意图，仅从这两段回忆所包含的客观信息来看，至少在顺治十一、十二年，燕台诗人群体的活动已十分活跃了。燕台诗人群体的主要成员，据黄传祖言：“畿辅首善地，近日倡兴古学。有青坛、严荦、玉立、敬哉、箕生、犹龙、坦园、胥庭、石生诸公，赤帜艺林，海内望风奔走，家讽户弦。”(32)此言出于顺治十二年。无锡黄传祖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选家，编有《扶轮集》《扶轮续集》《扶轮广集》《扶轮新集》等今诗选本。为编选《扶轮广集》，他曾于顺治十一年入京征诗，得交辇下诸老，故其所言较为可靠。另外，熊文举亦曾曰：“近日辇下诸老，风雅翩翩，如芝麓、梅村而外，又有宪石、行坞、岩荦、犹龙诸先生，振藻扬芬，上嗣风雅，可为极盛矣!”(33)此言出于顺治十四年。结合两人所言及其他一些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一下燕台诗人群体的主要成员：真定成克巩(青坛，时任秘书院大学士)、沧州戴明说(严荦，时任户部尚书)、真定梁清标(玉立，其任职前文已述，此不列，下同)、宛平王崇简(敬哉)、定兴范士楫(箕生，时官文选司郎中)、钜鹿杨思圣(犹龙，时兼翰林秘书院侍读)、高阳李霨(坦园)、宛平王熙(胥庭，时任侍读，后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柏乡魏裔介(石生)、蔚州魏象枢(环极，时任吏科都给事中)、合肥龚鼎孳(芝麓，时任户部左侍郎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后降八级调用)、太仓吴伟业(梅村，吴伟业在顺治十三年年底即离京返乡，其在京城的影响逐渐淡出)、安丘刘正宗(宪石)、孟县薛所蕴(行屋，时任礼部左侍郎)、三原韩诗(圣秋)。另外，祥符张文光(谯明)、阳武赵宾(锦帆)、莱阳宋琬(荔裳)、宣城施闰章(愚山)、钱塘丁澎(药园)、仁和严沆(子餐)、仁和陈祚明(胤倩)七人在顺治年间曾合刻《燕台七子诗选》，有“燕台七子”之称。此七人与前述诸人多有交往，除陈祚明是布衣且为遗民外，其余均为进士(包括明末中举)，其中张、宋二人长年外授，丁、严二人顺治十三年始成进士。尽管如此，他们在京城的名声丝毫不减上述诸人：“比年客自长安来，无不称《燕台七子诗选》者，谓是书刻之于国门，人翕然宗之，以为是雅颂之音，交口而传，叹无异辞。”(34) 综上所述，燕台诗人群体大体是一个由台阁大臣和新授进士所组成的纱帽诗群，是在文坛盟主尚未出现之前京师诗坛的活跃分子。这个群体的出现，既是顺治右文的产物，又是进一步鼓吹休明的主力。在“一代之兴，必有名世巨人出而弘济苍生，润色鸿业”(吴伟业《兼济堂文集序》)的信念下，他们重现三代之治的美好理想急剧膨胀，其中的一些人更是企图通过选政来树立清诗的典范以引导诗坛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进而希望通过治诗的手段达到治心的政治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