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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学者对中国经验的阐释 西方学者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和阐释在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中发展得比较成熟，一般会被归入“形象学”研究。其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本国文化对“异国情调”的接触、理解和想象基础上的。 根据其“接触”程度，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情况：(1)完全没有接触中国，仅仅通过阅读间接获得与中国有关的信息，而展开对中国的理解和阐释。如本雅明从来没有来到中国，但通过文献阅读和艺术展览也形成了对中国的若干观感和判断。他通过尼采、布莱希特、弗兰茨·罗森茨威格和杜保斯克等人了解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和文化。在中国古代思想方面，本雅明主要依据的是弗兰茨·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中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描述；在中国传统艺术方面，他则通过对杜保斯克的中国艺术收藏和林语堂的《中国人》(《吾国吾民》)来感受明清山水画的韵致和中国书法的精神。而其对中国戏曲的判断则完全建立在布莱希特在建构史诗剧理论时对梅兰芳戏曲表演的“陌生化”(间离)理论的阐释基础之上。本雅明借助其力所能及涉猎到的文献资料，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提取出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闪光星丛，并编织成他所理解的“中国知识图景”。⑦类似例子还有许多。福柯也没到过中国，但他通过博尔赫斯提出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的构想展开他对人文科学考古学的哲学思考。阿尔都塞曾有过接触中国的机会，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但这并不妨碍阿尔都塞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的密切关注。(2)部分接触中国，如与中国学者有学术交往，或曾到过中国访问、参加学术讲座或会议等。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兹、燕卜荪都曾长期执教中国，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新批评中国传人，而且还深入中国思想和文化，《孟子论心》即是瑞恰兹的重要著作之一。再比如，拉康也曾对中国文化有过密切关注，受教于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学习中文、了解佛学。他还曾与程抱一一起研讨《孟子》、《老子》、《中庸》等中国典籍。但令人遗憾的是，拉康在1974年“原样”学者中国访问团启程之时放弃了行程。20世纪80年代之后，詹明信多次来到中国，不仅到中国讲学，而且还广收门徒，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论的同时，也将中国经验作为阐释对象，发展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寓言”这一后殖民主义理论，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后殖民文艺批评。(3)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海外中国学。严格来讲，比较有影响的20世纪西方文论家绝大多数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和关心过中国，并没有将中国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更没有成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意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出现之后，才会有德里克、洪美恩等以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作为对象的研究了。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彼此差异非常之大。萨义德作为巴勒斯坦人、霍米·巴巴作为印度裔学者，相继在第一世界主流学术界发声；而查特吉尽管有美国教育经历，但其主要的学术活动仍在印度本国进行。以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德里克出生于土耳其，但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其对中国革命和历史的兴趣完全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风云际变的文化浪潮的影响。洪美恩则是一个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不会讲中文，但有一些华人血统的学者，她的《论不说汉语》正是出于这种边缘、离散的族裔文化认同的思考。因此，虽然同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德里克以“外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而洪美恩则以文化混杂的立场来消解“中国性”。 西方学者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不可避免是用“西方眼睛”看中国。这一“西方眼睛”即是西方学者的理解“前见”，包括文学艺术修养、理论立场主张、问题意识预设甚至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等等。在此，首先有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西方眼睛”与“有色眼镜”)要区分出来。当我们批评西方学者对中国“妖魔化”时，常常使用“有色眼镜”这一比喻。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完全准确。所谓“有色眼镜”一词出自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⑧这里的“有色眼镜”特指看待人或事物所抱的成见。所谓“成见”即是指，在面对具体的人或事物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对该人或该事物的态度，因此，观念先行、结论印证就是“成见”的本质特征。而“前见”则是相对客观的描述阐释者在面对阐释对象时不可能绝对客观、不可能“一张白纸”的状态，所有这些“前见”构成了主体的认知视野(即“西方眼睛”)。因此，“前见”不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可穿戴的“眼镜”，而是作为认知器官本身的“眼睛”。任何阐释都有“前见”，这并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文化交往丰富、修正其“前见”，进而实现研究主体(西方学者)与研究对象(中国经验)的“视域融合”。真正可怕的是在阐释之前即有“成见”，即在尚未真正展开对中国经验的接触、了解和研究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某些既有的观点和结论，进而带着“印证”这一“成见”的态度来肢解性地阐释中国。如当涉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东方专制主义”往往会成为部分学者对传统中国的刻板印象；而当讨论当代中国时，又有不少欧美左翼学者存在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浪漫想象和“后三十年”的悲观失望的双重误读。甚至被中国学者非常推崇的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学术著作在中国被广泛翻译、介绍和研究，但该学者本人却拒绝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其对当代中国的“成见”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