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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一方面，西方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具有明显的社会语境特征，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文化现实，特别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拥抱微观政治学”[2]31的文化理论色彩，它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了诸如女性主义、生态学团体及同性恋组织等政治运动”，[2]31伊格尔顿称之为“保持激进政治生机勃勃的一种方式”。[1]45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基本承续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赞同后结构主义对现代理论的批判”。[2]33微观政治学、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符号和符码化的话语理论、符号学建构等特点，使后现代主义话语更趋向于一种指意模式(mode of signification)和指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简言之，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其实是指向理论的“外在”现实，它自身的理论建构成分不多。但这种理论确实是一种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政治现实的发展演变又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种社会现实中的权力和不同意识形态霸权力量相互抗衡的状况，正好需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话语理论起作用。这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产生的语境，也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地道的“西学话语”，它的背景、方法以及批判应用的场域都是作为一种“西方”的方法存在的。 作为“西方”方法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种边缘突进的思想策略，是一种符码化非常强的理论话语。其本身缺乏明确固定的内涵，“通常被笼统地归并到一起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立场——它们彼此之间经常是冲突的之间的差异，足以令人震惊。在那些接受了‘后现代’或被归属为‘后现代’的理论中，对‘后现代’概念的纷乱使用以及理论上的薄弱，也同样使人震惊”。[2]2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考虑问题的方式，是一种思想的原形式。这种思想原形式具有某种哲学传统方面的来源与依据，所以才有了各个国家各个流派的后现代主义。但有时也是一种知识分子话语，是“80年代的一时狂热或一种副现象，是知识分子在面对60年代乌托邦希望之破灭、面对他们在新的媒体和技术社会中可能会被淘汰出局以及面对他们在80年代期间的绝望的、犬儒式的处境时，所表现出的无力感和异化感”。[2]378作为“方法”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就不一样了，这种理解把后现代主义仍然作为一种实在的理论加以接受，这种应用方式过滤掉了后现代主义的符码化色彩以及知识分子话语，抽象和保留了它在理论话语层面的内容，这让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理论”，让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作为一种普遍性观念被接受。但问题是，这种作为“西方”方法与作为“方法”的西方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被极大地混淆了。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的后现代主义的接受特点。这种接受特点让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既缺乏那种思想原形式的理论创构，同时又缺少“接地气”的批评呼应。这种理论应用的现实状况使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的后现代主义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理论阐释和重复介绍的层面，缺乏确定的批评观念和深入的批评实践剖析。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所谓的后现代批评其实仅仅是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概念的一般应用，如反崇高、反宏大叙事、解构、平面化等，而在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时，缺少一种稳定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的？文学文本中是否真正表达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蕴含？以及批评阐述是否尊重文本基本的叙事？这些问题往往被忽视或搁置，这样就使批评阐述成了一种理论概念在文本中的自明存在，同时也使后现代主义话语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过度阐释对象，成了艾柯所说的“神秘主义符指论”。[10]47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禁要问，后现代主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一种过度阐释的“神秘主义符指论”的批评样本，还是一种批评话语材料的实验性文字？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曾对中国学者说：“中国可以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事情，避免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11]这提示我们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如何面对“西方国家所做的事情”(包括后现代主义)；二是我们如何面对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而问题最终的症结在于，包括后现代主义研究在内，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一直都在努力追求“现代化”，努力融入一种理论上的全球化。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文论研究不够“现代”，所以，当后现代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当代文论之时，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开始寻找它与中国文学的“相似性”，而根本没有思量如何避免“现代化”的弊端，更来不及思考什么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不仅仅是一个学院派批评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社会中正在经历着的文化问题和思想问题，面临着“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严肃考量。 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后现代主义研究究竟有何意义和价值？这样的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在西方文化语境和思想范式中，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思维形式，可以说它并不具备问题性的阐释任务，这是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理论的发展相关的。特别是西方文论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理论阶段，那种问题性的理论研究已经被解构式的和身体性的理论研究所取代，“结构主义、解释学等等令人头晕的抽象理论，已让位于更可感知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现实”。[1]52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后形而上学阶段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结果。但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现实中，却不一定具备这样的理论语境。生硬的理论跨越只能产生越来越多的构建理性主义，而忽视了具体经验分析。当代中国文论不需要太多的构建理性主义理论，需要的是那种问题式和实践性的理论研究和文论话语。所谓问题式和实践性的理论研究，其实就是要以类似后现代主义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问题”为批判标靶，提出具体的文学批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仍然停留在知识论和方法崇拜的层面上，仍然受到某种理论主义的思维禁锢和构建理性主义思维惰性的制约，而缺乏面向问题、面向现象与实在的批评阐释。在中国当代文论中，后现代主义传播影响仍然较为广泛，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论界仍然不算过时，但恰恰是这种不算过时的理论更应该让我们警惕。我们仍然还是需要盘点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是否真的有过后现代话语，还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再叙事”。经过了几十年的理论热潮之后，中国文学理论界还在谈后现代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存在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状况，这种状况影响了批评阐释的品质，更影响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效力。为此，我们或许还可以从艾柯那里得到启发，他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说，我们可以借助于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来避免批评阐释中的“神秘主义符指论”的过度蔓延，那就是“如果没有什么规则可以帮助我们断定哪些诠释是‘好’的诠释，至少有某个规则可以帮助我们断定什么诠释是‘不好’的诠释”。[10]49确实，当我们难以衡量哪种后现代主义研究是“好”的时候，我们只能首先断定哪种研究是“不好”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