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我们有过“后现代话语”吗？ 伊格尔顿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时说：“在天安门的一幅一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仍然面无表情地朝下凝视，而在其对面，标有麦当劳字样的弓形建筑则十分耀眼地扫过夜空。”[8]后来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又说：“也许对最新流行的无论什么东西抱有一点怀疑态度总是可取的：今天激动人心的真理是明天陈腐的教条。”[4]2伊格尔顿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恐怕早已被人遗忘，人们现在只记得他不断推出关于“后理论”、“文化与上帝之死”等新的观点。实际上，伊格尔顿是西方严肃批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就伊格尔顿此言而论，也不乏合理之处。无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如何多变，内容如何丰富，但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不可避免地与它产生的思想传统与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我们使用或者研究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头脑中、笔头下一定要牢记这样一个前提，即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和理论概念的“后现代主义”不是凭空产生或人为制造的，在这个概念的背后及其理论内部，具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做铺垫，做支撑；在它的背后，是一片复杂的“概念丛林”和难以厘清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我们使用或研究它时，不一定能够完全还原或考虑这些内容，但一定不要轻易下判断或贴标签，脱离上述铺垫与支撑的后现代话语其实是不存在的。 美国学者埃尔伯特·鲍尔格曼强调，对于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大胆走到大千世界，发现它的界标，审视它的特点”。[9]5但对于大多数书斋型学者来说，这样谈何容易，大部分的研究仍然是隔空喊话。但鲍尔格曼的话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它让我们想到，发生在1996年春夏之交的“索卡尔事件”其实已经让西方后现代研究在西方学界开始逐渐衰退。但为什么在中国文论界，经过了几十年的理论发展，各种后现代主义研究仍然层出不穷？有的研究者曾经不无严肃地说，在中国文论界，15年乃至更长时间不参加学术会议，再出来听听会议发言，仍然不会感到跟不上形势。后现代主义研究就是如此，不妨试验一下，拿一篇15年前研究詹姆逊、波德里亚、福柯的文章参加时下的学术研讨，恐怕仍然会收获赞许的目光。这体现出中国学界在话语研究上的超长时期的延续性。这其实是一种话语更新与理论发展不利的表现。就后现代主义研究来说，更是如此。 西方学者在各种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往往不是从后现代主义开始讲起，而是历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这些概念的源流，把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这些理论家的思想梳理一遍，然后过渡到波德里亚、利奥塔、詹姆逊等理论家的身上，先做漫长的概念的谱系学研究，再提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展开具体研究。这种研究的特点是学理性强，往往从表面看来在很大的篇幅之后才涉及主要内容，但是学理性和知识性的奠基是融合在问题分析过程之中的。其次，重视语境分析和作品分析，虽然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研究，但仍然把概念的文化语境剖析清楚，引出具体案例。比如，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就引述很多电影甚至建筑、绘画作品。最后，引经据典的论证较少，个人的观点较为明显。典型的如美国学者埃尔伯特·鲍尔格曼的《跨越后现代主义的分界线》，这本书的内容简单易懂，是一本普通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著作，但他的方法对后现代主义研究有启发。他提出，要跨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分界线，那么，怎么看到从现代地平线上升起的后现代主义的分界线呢？就好比后现代主义是一片峰峦叠嶂的山脉，我们不能对它进行一平方英尺、一平方英尺的细致考察，而必须仔细查看山的主要峰峦与溪流，然后选择其中一些山峰、河流当作我们路程的标志，最后对这些标志进行分组分类，描绘一条“围绕着经济与文化、劳动与闲暇、科学与技术，以及历史与哲学之间的曲折迂回的路径”。[9]5然后他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兴起的漫长历史讲起，对“Modern”这个词做了拉丁文的词源学考察，分析了“现代”这个词在中世纪的变化，认为中世纪是现代主义的分界线，现代主义源于中世纪的地方色彩。查理曼大帝把三种因素融合在一起：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文化和学问、德意志传统的封建秩序以及基督教的精神信仰。在理论上的表现则是现实主义、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出现。接着，他辨析了后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评，说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在对这三种理论的批评中呈现出来的，然后再展开他的这部书的内容的具体研究。 对于西方学界来说，后现代主义话语应用不是目的，在鲍尔格曼的《跨越后现代主义的分界线》中，他主要是想探究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在超越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体现出某种文化和思想上的跨越，这种跨越在经济、文化中有何影响。可以说，这本身是一个宏大叙事的研究，但他在使用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或者说进行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将后现代主义直接加以应用，而是先做较为系统的概念谱系学和问题性整理，当然这种整理跟他的研究内容有关。这与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应用完全不同。在中国当代文论中，后现代主义在每个人的手上，几乎都是一个不用做概念整理的东西，是一种自明的概念，直接拿来用就是了，即使是所使用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与所谈论的问题非常有学理辨析和概念谱系整理之必要。在这种语境下，后现代主义话语在中国基本上缺乏概念与问题方式上的同一性，仍然处于一种理论旅行和阐释比较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话语形态上看，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整体思潮接受的结果，是一种理论的“大概念”而不是“小零钱”。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仍然着眼于后现代主义的整体精神和风格，至于是谁的后现代，何种后现代思想，尚缺乏明确指征。在这种后现代话语应用中，往往没有明确的批评立场，有些文章尽管具有批判性，但批判性与保守性同时存在。其次，从话语表达方式来看，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更缺少一贯的批评风格，经常形成关注焦点、热点的跟风式批评，垄断话题的圈地式批评，热衷名词命名的泡沫式批评等，结果造成一种浮躁的批评现状。最后，世纪之交，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当代中国文论中的文化情结和文化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的强势登陆，不排除有艳羡趋同的心态，好像不谈谈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就不是学术前沿；另一方面，就后现代主义而言，仍然有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其中交织着认同与疏离、兴奋与犹豫、无奈与抗争以及最终仍然是迷茫和困惑。最终导致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是一种非常矛盾和暧昧的东西，也是一种不进行价值判断的平面话语。不管后现代主义是方法还是思想，是中学还是西学，反正大家都在用。这种话语使用的特点造成了中国当代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先天不足，使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成了一个前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事件，在一个社会和文化远没有进入到后现代的语境中，理论层面上的后现代思维比西方还要后现代。同时，文化上中心与边缘的问题更严重，市场经济与价值转换的节奏更快，文化观念转型与道德伦理建设任务更深重等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又不断突出。而这个时候，在理论的层面上运用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和思想断层的表现。这种断层既来源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时/共时的矛盾，也来自于自我/他者的纠葛。在一个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中，不可能不受到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但如果一受影响就全然失却本土文化和思想资源的立足之地，甚至以“拿来”为主，主动顺应，这就陷入到了思想传承上的“拿来主义”窠臼之中，理论话语的应用自然也是以“拿来”为主。在这种情况下，话语归置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种自然的理论认同过程，无论是哪一种理论话语其实都不是自己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