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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关联 英国文化学者史蒂文·康纳曾分析了后现代主义话语在西方得以确定并迅速传播的学科内部制约因素。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大概在70年代成型。它是不同文化领域、不同学科发展的内在原因，包括某些跨学科发展的动因才使学术界逐渐认可并推行这一概念的。史蒂文·康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每个学科提供了在各自文化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的证据；第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学科越来越多地利用其他学科的发现和定义。”[6]12这其实是另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归置”。也就是说，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是多个学科、多种文化领域共同提供存在证据、相互使用并实现概念上的“立体观测”的结果。其最终的表现就是后现代主义并非为哪一个学科、哪一个研究领域所独有，而是多个学科、多种文化领域共同将理论话语并置应用到“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上来。这一点，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关联的主要形式。因为在具体的概念使用及其理论传播中，中国当代文论也是处于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多学科“立体观测”过程中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中被广泛应用，也并非是文论研究一家认同和单独推行的结果，仍然是一种跨学科、多种文化领域共同催生的结果。 中国当代文化界和思想界如何“共同催生”乃至实现后现代主义的“立体观测”呢？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的话语应用不仅在文论界，而是涉及了多个学术领域。最主要的有三个学术领域，分别是社会文化领域、哲学思想研究领域和文论批评领域。这三个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多有交叉重复，在后现代主义话语应用上“相互提供存在证据”，最终实现概念使用上的“立体观测”。社会文化领域是最早引入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进入中国最早的著作，如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其实都是针对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分析和文化研究的，其中虽然涉及文学和艺术研究，却不是其最主要的对象。中国学界接受他们的著作也先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研究层面有所吸收，反过来再影响文学和艺术包括文论研究的，这也让中国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研究总脱不开社会文化分析方法论的影子。哲学思想研究领域对后现代主义话语接受是最热情的，杰姆逊、利奥塔、福柯、德勒兹、德里达、波德里亚、哈贝马斯等人，往往被冠以哲学家的称号。他们的思想中哲学研究占了很大的比重，即使是他们强调的文化批判，往往也与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等哲学基本问题联系起来，这也构成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应用中主要的哲学基础和问题形式。与社会文化领域和哲学思想领域相比较，文论批评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应用是后发的。这主要也是因为后现代主义中的文论批评往往都是建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谱系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研究起源较早，但在中国，文艺批评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则“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即使是写过典型的后现代批评之作《乔伊斯、贝克特和后现代想象》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哈桑，在中国的名声远没有德里达、福柯、杰姆逊、利奥塔、哈贝马斯响亮，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肇始者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诗人C.奥尔森、I.豪、H.列文了，他们早已是被文论批评界遗忘的角色。 虽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分别涉及社会文化、哲学思想和文艺批评三个主要领域，但中国当代文论界对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整体接受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的复杂性，后现代主义整体上包含了多种理论视域及其思想内涵，难以具体细分各个领域的理论内涵与特点；另一方面还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并没有细致消化后现代主义理论内部具体的理论内容与差异相关。所以，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关联既体现在整体观念、思维方式、理论方法上，还体现在文学形式、文体特征及文本叙事等其他层面上。我们基本上是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整体的混搭风格加以使用。后现代主义就好比一个概念的、方法的、理论应用的大筐，中国当代文学与理论研究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装在里面；它还像是一个符码化的标志，各种接近它的整体风格的作品都可以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这种整体接受的现象现在看来对中国当代文论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生硬的理论催生。在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整体接受中，更多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标签化，什么内容的研究都可以往后现代主义上靠。实质上仅仅是打着各种理论旗号，对具体的文学文体特征和形式技巧等打上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印记，最终起到“理论催生”的作用。催生出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旅行中的各种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和话语，造成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滥用。其次是理论研究跨界现象明显。特别是文学理论批评中，各种问题、各种理论思潮都可以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加以展现，文学理论的泛化、文学理论研究边界的泛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美学都可以与后现代主义扯上关系。理论跨界的一个不好后果就是学理性的丧失，造成真正围绕具体文学理论批评与后现代主义学理研究的作品不多，精品更少。最后是理论的“强制阐释”特征突出。“强制阐释”是当前我们反思西方文论有效性最重要的理论观念，特别是近两年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对后现代主义同样存在“强制阐释”，或者说是“强制阐释的阐释”。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已经具有强制阐释的意味，而当我们将后现代主义话语应用到某些问题研究之中，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效果：不是文本本身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或者说某位作家是后现代主义的风格，而在我们在文学文本研究中强制说成他或她是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文论研究不但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而且造成了思想话语空间的混乱、空疏、简单和重复；不但忽略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的问题研究，而且使后现代主义研究本身也成了中国当代文论界的一大问题，造成一种颓败而且强横的逻辑循环，形成一种思想的板结状态和一种“理论腔”。目前，这种“理论腔”或说“理论主义”是影响中国当代文论深入中国文学现实肌理的一大因素。它导致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之间一种糟糕的“互相创生”。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各种后现代主义文论和批评研究著述、文章铺天盖地；另一方面是对问题的回避和搁置，从而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危机，然后再以这种问题危机为研究对象，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寻求答案。可以说，这个层面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仅仅是一种话语归置的结果，是各个学科、各种研究领域不约而同地在学科内部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推演出来，然后以自身学科研究内容为后现代主义概念提供存在证据。在这种语境下，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理论界和思想界是“长征以来最激进的事物”，[4]9但却未必是最值得研究的事物。由于后现代主义话语应用与中国文论研究的具体问题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固有缺陷，中国文论界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上具有明显的理论冒进姿态，所以才有了从西方“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4]139的尴尬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