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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古代文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还遭遇到一些特殊的瓶颈：如果说不断追逐西潮的一般文艺学遭遇文化无根性危机的话，那么，古代文论研究所遭遇的则主要是知识合法性危机——对此双重危机的同时超越，应是中国当代文艺学整体突破的重要途径，在此境遇中，古代文论的“当代性”将会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其非常独特的时代价值。 最近几年越来越凸显出来的古代文论知识合法性危机，又具体表现在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和理论框架中。在讨论借鉴西方文论的观点、方法解释中国古代文论这一问题时，多少年来一直被反复提倡因此成为研究中的一种主流方法即用西方文论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概念和观点以及问题域来选择和梳理、阐释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现在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恰恰就是：这种学术方法在知识和思想两方面是否具有合法性？近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对此提出了一些质疑。无庸讳言，在这种质疑中都暗含着对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即不断遭到质疑，其研究范围与边界，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理论资源与价值标准，批评史观与叙述范式，这一系列问题始终处于争论不息的状态。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科的建立，到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理念的提出，再到世纪末的重建中国文论的呼声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总是与自身合法性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这种危机意识在全球化语境中更为突出罢了。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似乎远离了人们的当下存在意识与审美体验，对于它所存在问题的研究梳理，是否可望从一个侧面联结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此，学界还是心存疑虑的。这种状况的形成，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建设中很多隐而未决的问题淤积成瓶颈的结果，其中很多的因素并不是仅仅从学术的角度能够阐明的。 历史地看，在用西方文论话语作为知识工具来解读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时，自然会产生新的学语，并且以这些新学语为连接点，组成了有别于传统诗文评话语系统的新的现代批评史话语系统。在这些新学语的产生过程中，承传与重构的双向交织的现象必然非常突出，有意和无意以及两者之间的误读所造成的话语系统中名词术语方面的文字标识的置换，也就成为必然之事。但是，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仅仅注意这种置换中所产生的文字标识、言语外壳表层现象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沿着思想、文化史的学术理路，深入分析其深层所发生的两种所处不同时空以及民族性方面也截然有别的文化之间相互观照、相互涵化的跨文化交流和融和的实质，而不能表面化、片面而极端地认为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就只是西方文化向古代文论单向殖民的结果，如此方才可以接近问题的实质，才能获得对于问题本身的深解和正解。 此外，理解和阐述过程中的误读，固然容易或曰必然要受到中西文化营垒两方面的责难，比如持西学文化价值立场和知识工具的人会提出其所导致的西学思想、知识信息的变易和丢失，而持中学文化价值立场和知识工具的人则会提出其所导致的传统思想、知识信息的扭曲变易乃至丧失。我们看到，一个世纪以来，在古代文论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一系列大的讨论、争议，大体上都是由此而引发的。但是，对此我们也要辨证地看到它的积极性的一方面，就是其至少说明如同汉字文化圈构筑的近现代文化一样，传统文论在现代文论中并没有完全地缺席，而是在顽强地曲折地发挥着作用：西学与中学原有部分信息的遗失，恰恰是中西双向互动而有所选择的结果。 实际上，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历史，就是用与中国文化非常不同的西学范式来格义的历史，其间经历的曲折坎坷、经验教训都是值得重视的。前辈学人以他山之石，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来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尽管运用的已经不是原本原色的西方思想或方法，但是均有不同发现并取得不同成果。从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方孝岳、罗根泽、刘大杰到第二、三代研究者等，皆有大小不等的贡献，各种尝试均有一定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西方文论、马列文论融合互渗的过程。而中国文论科学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将仍然离不开中西文论的多方面更加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在这方面，西人现象学、解释学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新的视域与方法，但对古代文论相关范畴、概念的整理、解读的方法，则需要更进一步结合中国文论文本的特性和古人的思维方式，避免牵强附会或削足适履。我们应该尽力发掘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性与价值，改变裨贩跟风、移植对接的学术状况，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确意识到，中西学术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刊事实，中国文论的生存与发展，也必须保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必要张力，尤其是中国文论的研究范式，更需要借鉴与更新，这样才能避免画地为牢、自说自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