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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系统文本的综合性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揭示文学文本的多系统性、复杂性、多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进步。但如果止步于此，反复通过个案研究揭示这种特征，不仅会陷入重复研究的陷阱，而且会使得这种研究无法进一步提升至思想史研究的高度。我们揭示出的所有的文本多系统问题，最终都应该转化为文学研究的思想工具。 多系统性文学文本的存在，造成了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多元化，符合文学规律的发展要求。相应地，文学文本的多层次性与多系统性，会进一步加剧文学文本阐释与再书写的“开放”程度。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存在差异性是合理的，是符合生活真实的；但文本的“经典化”，对人物形象的历史定型与故事情节的发展规划，存在一个剥茧抽丝、不断成熟的过程，不能简单地以所谓的新史料去否定传统人物与故事的文学或历史价值。 文本的多系统性，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综合性提供了可能。在同一个文本之内，或者不同文本之间，正文文本、注文文本或原始文本、衍生文本等现象的存在，皆足以拓展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例如，同一文本在不同选本中选录情况的差异，不仅可以体现出当时同类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被阅读者接受、欣赏的程度，而且还可以展现当时选家文学思想的差异，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并拓展文本研究的思路。这种情况下的文学研究，其综合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文学文本接受与传播的角度看，文学文本同类性质的文献(即指文学文本对相同或相似材料的记载、模拟、改写或选录、注释，譬如不同文学文本对其前代文学思想的学习与模仿，后世对前代文学文本的批评、注疏、选录、使用、阐释与改写等等)在不同层面、不同系统中的互动、交流、补充与重组，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丰满、全面的文本综合体，从而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文本阅读体验。汉魏六朝算得上是中国文本史上发生重要革命的时期，文本与书写形式的变化(如纸张逐渐盛行，直至普遍代替简帛)、文本再生产技术的变化(如从小范围的漆墨书写到大规模佣书人的群体抄写或文人的私人抄写)、阅读方式的变化(如从为帝王的个人诵读到士人率领他人的集体诵读)，等等，无不推动了文本在阅读、接受层面的深刻革命。读者与作者、抄写者、文本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处在不同关系层面的读者，会有不同的审美要求与文本阅读体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往我们的接受与传播史的研究，大多关注某文本在共时或历时层面的流传与接受情况，很少注意到文本形式、文本再生产、阅读方式发生变化后给读者带来的文学影响，尤其是未曾留意这些变化给读者身体、心理、生理行为带来的复杂的阅读方式的转变(如文本再生产方式的变化中，抄写行为的产生，有可能会促进“默读”行为方式的盛行，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带来了阅读方式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影响文本的形式与再生产)。(27)这其实与文学文本的“社会化”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对多系统文本的分析找到合理的答案。 第二，从文学文本研究的角度看，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如经部、子部、史部等)同类或相近文献的互相印证与补充，既可以弥补其他部类文本记载的不足，也可以扩大研究者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与阐释，从更大的文化意义上扩大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书写视野。结合第一个问题中我们谈到的文本史的革命问题看，在多系统文本中，研究者在关注到文本体现出来的直观的文字之外，还会关注到文本形式、文本再生产方式、读者阅读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带来的深层的文学写作、文学审美、文学观念、文学传播、文学功能等各种复杂的转变问题，甚至包括文本之间的“社会化”交流与互动。例如，写抄本时代的文本多系统，会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文本抄写、文学写作方式与文学观念。另外，与文学文本关系密切的其他文本形式如图像、书法、绘画、仪式等等，都可以与文学文本中的文字记录形成对应、互证关系，从而将文学文本研究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地。这个层面的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书写范畴，将文本纳入社会史、物质史、技术史层面，关注到文学文本再生产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结合多系统文学文本研究，研究者在关注文本生产的内部因素之余，必须开展文学文本再生产的“物质层面”与人类“生活层面”的研究。这样的文学史、学术史或思想史，才更具有历史感、生命力与鲜活力。 具体说来，对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综合性研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的书写。汉魏六朝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的书写，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诗文评与文学文本的结合性研究。《文章流别论》、《诗品》、《文心雕龙》之前，汉魏诸多作品如扬雄《法言·吾子》、桓谭《新论·道赋》、班固《汉书·艺文志》与《两都赋序》、蔡邕《琴操》、曹丕《典论·论文》等等，已经出现了诗文评内容。除了要深入揭示诗文评文本产生、发展的历史，还要将这种诗文评文本与其品评文本结合起来开展综合性研究。另外，从文学理论意义上看，文本的多系统关系，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如文本的形式与变化、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文本的阅读方式(如诵读与默读)、文本的写作与传播，都蕴含着不同意义的文学观念。若能从理论层面将这些问题提炼、总结、揭示出来，无疑会大大推进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进程。 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综合性研究，如果要上升到“思想史”层面，还必须以文本为基础并超逸文本，将纸上文本与地下文物、地上建筑结合起来。可以说，汉魏六朝是写抄本盛行的时代，也是文学由公共意志表达逐渐向私人情感表达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为文学与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尤其是人才选拔方式的多元化，推动了音乐、绘画、舞蹈、书法等艺术门类甚至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结合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图像、器物、音乐、绘画、舞蹈、服饰等，结合推动文本产生与发展的物质变迁与技术因素，开展物质史、艺术史、生活史、风俗史的研究，成为这个时期文本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 2.文学史重写。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多系统性与综合性研究，为重新书写这个时期的文学史提供了新思路。文学文本的多系统性，与文学文本形成过程有关，尤其是与文学文本中每一个文献的形成与写定有关。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生成与流变过程中，文本内部有一个长期的文献积累、演化的过程，各种各样的文学元素不断被掺加进来，如口传、仪式、图像、文字等，文本的性质与文本风格等基本上都会参与到文献积累的过程中来；文本外部则有各种各样综合力量的参与，如学术、文化、政治、经济、技术、军事之目的，编著者的身份、地位、地域、文化水平等，都会对文本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文本的多层次与多系统性，会使得其自身有多重抄撰者的身影，同时使读者产生千变万化的理解与诠释。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必然造成文本诠释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文学史重写过程中，在描述作家、作品的时代作用与意义的时候，还可以关注其文学思想、文学文本形成的综合影响，进而揭示各种文献进入文本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文学与学术影响。以往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关注文本在形成之后的思想价值，忽视了文本在形成、流变过程中的文献元素及其综合作用。这样的研究，无法给文学文本研究带来“立体感”与“历史感”。学术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其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技术、军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离不开口传、仪式、图像、文字等多种因素对文本形成与流变的综合作用。文学史撰写，如果不能揭示这些元素的综合作用与影响，必然会给文学史书写留下某种缺陷。相反，这种综合性研究，不仅可以打开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视域，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甚至整个文化史研究，都有全新的学术意义。例如，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可以借助文学文本的综合性研究开拓思路。目前，海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较为注意将中国古代建筑、图画、书法、收藏品等与中国古代文学相结合的艺术史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与原始文本的真实意思可能存在扞格之处，但他们能够紧密结合文学文本开展综合性研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