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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创作 乾嘉诗坛是一个诗人众多、流派纷呈的时代，舒位编纂《乾嘉诗坛点将录》，以水浒一百零八头领录诗人，王昶编《湖海诗传》，收录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嘉庆八年(1803)诗人614位，选诗46卷，约四千五百首诗歌。然而这一时期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和经济上的繁盛，也导致清初诗歌中葆有的那种“真气淋漓”(45)诗作渐趋减少，而醇雅之诗风弥漫诗坛。即便如此，乾嘉诗坛作品依然有创作题材广泛与艺术探寻伴行、践行儒学为核心的主题创作与“盛世悲音”的特点。 (一)创作题材广泛与艺术探寻伴行。继清初遗民诗潮的写作之后，乾嘉诗坛诗作进入了相对静谧、舒缓的写作氛围。承传诗史旧有写作题材，咏史怀古诗、写景诗、题画诗、论诗诗、纪游诗、闲适诗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继续发展。洪亮吉、毕沅、赵翼、张问陶、王昶等人对上述题材皆有可观之作。其中纪游类诗作在精神质素和艺术探寻上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乾嘉时期疆域广大，而诗人因诸种原因游边者增多，创作了大量的纪游诗。毕沅、洪亮吉、王昶、和瑛、杨揆等诗人在诗歌题材的开拓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诗作体式的繁富性，以及诗人的生命体验方面，都为乾嘉纪游诗注入了新的质素。 毕沅“性好游览山水，为诗益多且工”(46)，更因宦海奔波，行迹遍及吴、越、豫、鄂、黔、鲁、湘、甘、陕、晋、冀、蒙、新各地，所到之处均有诗歌纪游。无论秀美风物，还是壮阔景象都在笔底有所呈现。“天山凉月重阳雪，总与诗人助壮怀”(《自题秋月吟笳集》)(47)是其对奇崛山水有助诗材的最好表达。所作长篇歌行如《自兰州至嘉峪关纪行诗一百韵》《古玉门关》《蒲海望月歌》《博客达山歌》《鸣沙山》等，皆能自铸伟词，力拓异境，让人耳目一新。除了单篇之作外，毕沅尤其喜好用大型组诗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如《西山纪游诗二十首》《春和园纪游诗二十四首》《绚春园即景十首呈望山先生》《盘山纪游诗六十首》《山行杂诗十二首》《游终南山十五首》《访唐王右丞辋川别业二十首》《重游终南山》《嵩岳纪游诗六十首》《涉沅十九首》《衡岳纪游诗六十首》《红苗竹枝词二十首》等。另如《灵岩山人诗集》第三十三卷《玉井搴莲集》，整卷均为关中纪行之作，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大型组诗。由于采取联章组诗的形式，其作品就更易以宏大的气势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48)同为江苏诗人，性格豪放不羁的洪亮吉，也常行走四方，留下了大量的纪游之作。其诗歌风格具有尚新、尚奇、尚真的特点，被贬伊犁的遭际，让他借西域风光，吐露了“东望嘉峪关，中怀惨如结”(《安西至格子墩道中纪事》)(49)的抑郁之情，与“他时逐客倘得还，置家亦象祁连山”(《天山歌》)的豪迈之气。洪亮吉这些特点也体现在其任职贵州学政，在乌江流域度过三年所作的乌江流域诗歌之中。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贵族再次大举入侵西藏，占据了聂拉木、济咙等地，一直攻到日喀则，班禅七世被迫逃往前藏，清政府派大将军福康安等进藏反击。福康安奏请杨揆为从军记室，杨揆就此写下一百三十余首“青藏高原诗”。诗人从西宁出发，走过日月山、青海湖、通天河、星宿海、昆仑山、热索桥、雅鲁藏布江、鹿马岭、丹达山、黎树山、嘉玉桥等山川诸胜，写下了一首首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诗章，展现了一轴轴青藏高原风景图画。(50)“禁旅风行远，军书火急传。天寒听陇水，出塞正溅溅”，“重来更结束，腰下带吴钩”(《辛亥冬，予从嘉勇公出师卫藏，取道甘肃，时伯兄官灵州牧，适以稽查台站驰赴惶中取别，同赋十章以示三弟》)(51)，溢露了他那种为国去战的豪壮之情。《病仆吟》《军行粮运不济，士卒饥苦》等诗，表现了对士卒苦难遭遇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批判。诗人对青藏高原独特奇妙的物产风情如皮船、索桥、藏纸等也进行了描写。 和瑛科举入仕五十余年，宣力三朝，抚绥封圻，足迹遍及南北，因“老成勤慎，谥为简勤”(52)。其间在藏八年，先后驻节新疆七年，任职边地的十五年给他赢得了“久任边职，有惠政”(《清史稿·和瑛传》卷353，第11282页)的声誉，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材。和瑛作有纪游诗231题二百五十多首，西域诗四十五首，其他诗作四十余首，合计三百四十多首。这些描写边疆风光及少数民族风情的诗作是和瑛诗集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见情见性之作。日常写作，蒙汉诗人的题材内容中很少能看出他们的民族差异，但当蒙古诗人去往能够唤醒自己民族意识的边疆地区，来自于民族血脉中的那种发散自由，就会让他们无拘检地挥洒才情。“朔风滭沷霜天高，弱水冻涩流沙焦。行人到此缩如猬，况复西指瀚海遥。”(《甘州歌》，《易简斋诗钞》卷3)展示了边疆的荒寒；“博达神皋拥翠鬟，行人四望白云间。遥临地泽千区润，高捧天山一掬悭。弥勒南开晴雪圃，穆苏西接古冰颜。钟灵脉到伊州伏，为送群峰度玉关”(《巩宁城望博克达山》，《易简斋诗钞》卷3)呈现了边疆的静美。边塞之美，是由奇风异俗共同构成的。“怪道花门节，刲羊血溅腥。鸡充里，娄故震羌庭。酋拜摩尼寺，僧喧穆护经。火袄如啖蜜，石橔信通灵。”(《观回俗贺节》，《易简斋诗钞》卷3)是一幅典型的民俗图；“初识关山险，人争脚马拖”(《大关山》)中的脚马，则是边地特有之物(53)。《渡象行》《题路旁于阗大玉》《获大白玉》《突厥鸡诗》又可以欣赏到新疆的一些不为中原所有的“于阗玉”“象”“突厥鸡”等物产。而和瑛“突厥鸡”的写作源起，更隐含西域风情之神秘性，“天聪七年(按：1633)，沙鸡群集辽东，国人曰：辽东向无此鸟，今蒙古雀来，必蒙古归顺之兆。明年，察哈尔来降。乾隆癸酉、甲戌，连年冬月，京师西北一带，此鸟群来万计，次年，准噶尔来降。”(54)和瑛诗作中对西域风光的独特描述是久居中原的汉民族士人倍加关注的，其《嘉平月护送参赞海公统军赴藏》《题乌沙克塔拉军台路旁大玉》《洗箔》都被后人摘记下来详考写作原委。(55)和瑛诗不只对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有所记录，对历史和文物古迹也有详实的描述。如他在藏时写的《喜闻廓尔喀投诚大将军班师纪事》，描写乾隆年间平复驱逐尼泊尔入侵者推诚服输以象交好的情形；《金本巴瓶签掣呼毕勒汗》叙述金瓶掣签选达赖、班禅事件；《大招寺》《小招寺》《布达拉》不仅描写了藏地著名寺庙的壮观景象，还介绍了建筑的由来与唐代吐蕃松赞干布和文成公文成亲的史实，并说明因为唐公主思念长安，故造小招东向。特别是《木鹿寺经园》这首五律，通过写木鹿寺经园中多种文字的佛经，赞扬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瑛嘉庆二年(1797)任驻藏大臣，入藏地八年，对西藏的佛教寺庙，官制风俗，物产地界，他考核綦详，写下《西藏赋》一卷。身为边疆重臣，在其西藏任上，他曾多次会晤班禅并作诗纪事。如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晤班禅额尔德尼》(《易简斋诗钞》卷1)，写于嘉庆元年(1796)的《班禅额尔德尼共饭》《班禅额尔德尼燕毕款留精舍茶话》《留别班禅额尔德尼》(《易简斋诗钞》卷2)，这些诗不但展示了藏地独特的饮食风俗，而且更是清朝对西藏进行管辖的史证，“燕飨款洽，历历如绘，洵杰作也”(56)，被认为是生动的西藏风物图。他在新疆时写的《宿库车城》描述了库车作为古龟兹国所在地的千佛洞、唐壁经、汉城垒等文物故址。七言古风《题巴里坤南山唐碑》，介绍了古高昌国故址和高昌国的134年兴衰历史，描写唐代统治期间新疆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衰以及中央王朝平定反叛、刻碑记功的过程，“岂知日月霜雪今一家，俯仰骞岑共惆怅”，诗人赞扬唐王朝的平叛武功，无疑是在借古咏今，强调维护中华统一的信念。和瑛诗作从多维角度通过对边地政治与宗教、文化与文学的融通描绘，将乾嘉时期多民族融合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气质自觉地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创作出宏阔雄健，富含多民族风情的诗歌。和瑛足迹广远，十几年间行走十几万公里，因之诗材丰富，举凡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无事不可入诗，其灵动高妙的笔触，对民族团结的翔实记录，对民族风情发自内心的喜爱与亲近感，使他的这类诗作明显有别于同时代的汉民族诗人诗作。他曾作有一百七十六句和二百句的两首长篇纪游诗，后人以为“诗述诸边风土，可补舆图之缺”(57)。 王昶曾经“北至兴桓”(58)，因此对蒙古风俗风景多有描述。他曾写有《诈马》《教》《榜什》《相扑》(59)等有关蒙古族习俗的诗作，恐时人不解，在诗前都用小序做了解释。如“诈马为蒙古旧俗，今汉语俗所谓跑等是也，然元人所云诈马实咱马之谀，蒙古语谓掌食之人为咱马，盖呈马戏之后，则治筵以赐食耳。扎萨克于上行图木兰进宴时择名马数百列，二十里外结发尾去羁鞯，命幼童骑之以枪声为节递施传响，则众骑齐骋腾越山谷，不踰晷刻而达。抡其先至者赏之。”(《春融堂集》卷8)其“突如急箭离弓鞘，捷如快隼除鞲条……应节直上侪猿猱，先者怒出追秋飙。后者络绎惊奔涛，耳畔但觉风刁骚。势较晷刻争分毫，或越林莽登山椒。二十里外恣逍遥，御筵黄屋苍天高。”(《春融堂集》卷8)诗语灵动欢快，读之则对蒙古沿革已久的“诈马”和“诈马宴”有了了解。再如“教，《周礼》所载，今惟蒙古熟悉其法，谓之骑额尔敏达马，三岁以上曰达额尔敏，则未施鞍勒者也，每岁扎萨克驱生马至宴所散逸原野诸王公子弟雄杰者，执长竿驰縶之，加以羁鞲腾踔而上，始则怒驰逸骋豨突人立顷之，乃调习焉。”(《春融堂集》卷8)诗云：“塞垣生马犹生龙，瞬息百里腾长空。麒麟谁能赤手捕，蕃王王子真骁雄。长竿一丈如飞虹，身直上披花骤。马惊且怒作人立，奋迅一跃无留踪。云沙飒飒烟濛濛，山移谷立秋涛冲。或蹄或啮无不有，倏起倏落焉能穷。须臾力尽势稍息，俯首始受金羁笼。朱缨玉辔纷玲珑，归来振策何雍容。圉人太仆尽欢羡，真足立仗长杨宫。是时大搜颜东，天闲十二相追从。兰筋碨礧森方瞳，更命考牧搜名骢。花门万骑声隆隆，降精天驷宁难逢。呜呼降精天驷宁难逢，莫使大野夜夜嘶霜风。”(《春融堂集》卷8)描写形神毕肖。“榜什”则是蒙古乐器名称，今不传。按照王昶的叙述，与笳、管、筝、琵琶、阮、火不思都不相同，是酒宴时在筵前鞠躬演奏的。“相扑”则是相沿至今的一项体育运动，其起源依旧是为筵宴时助兴。王昶还分辩此项运动在清有练习健士之用，“谓之布库，蒙古语谓之布克，脱帽短耩，两两相角以搏之仆地为分胜负。”(《春融堂集》卷8)在诗人笔下，“一人突出张鹰拳，一人昂首森肩。欲搏未搏意飞动，广场占立分双甄。猛虎掉尾宿莽内，苍雕侧翅秋云巅。须臾忽合互角觗，挥霍掀举思争先。”(《春融堂集》卷8)相扑勇士的腾挪奋扑如在目前。除了着意于蒙古风俗，王昶也有很多描述塞外风光的诗作，或状沙漠寒夜，“沙惊圆月喑，风挟怒泉流”“霜寒嘶病马，沙碛伏明驼”(《八月十五日夜进哨》，《春融堂集》卷8)；或述秋风塞上，“短衣茸帽晓迎风，塞雁行行映碧空”(《木兰围中和申光禄笏山韵》，《春融堂集》卷8)、“千林黄叶飐秋风，残日初沉暮霭空。”(《再次前韵》，《春融堂集》卷8)不一而足。其以蒙古语为标题的登高吊古之作《噶颜哈达》(60)，更是呈现了蒙汉话语融通下的乾嘉诗坛创作新风尚。 乾嘉时期，大量的中原人士出塞来到蒙古地区，因此，除了王昶，还有多人在诗作中描述蒙古地区风景风俗。他们的诗作，有以蒙古地区地理名物景观为意象而作的，如成都人嘉庆辛酉举人汪仲洋之《燕然山》(61)、无锡人乾隆壬申进士顾光旭之《五原》(《晚晴簃诗汇》卷81，第3382页)，吴县人乾隆庚子举人王《绥远城遇雨》(《晚晴簃诗汇》卷81，第3382页)；有来到塞外引动乡愁和怀古之情的，如昆明人乾隆丁卯举人杨永芳之《送李翼兹进士出塞省亲》(《晚晴簃诗汇》卷79，第3297页)、钱塘人乾隆壬申进士周天度《奄旦处也时朔雪被野人马衣裘满目寒色怅然兴感作怀古四篇》其四(《晚晴簃诗汇》卷81，第3388页)。更多的诗人往往以古题为名写作，如桐城人乾隆壬戌进士姚范的《塞下曲》(《晚晴簃诗汇》卷77，第3178页)，写的是“万里交河春草绿，十年明月戍楼多”的相思儿女的情怀；浙江山阴人乾隆庚辰进士平定金川时遇难的吴璜《塞下曲》(《晚晴簃诗汇》卷89，第3722页)，有对烽火塞上的想象；而上海人乾隆丁丑进士曹锡宝的《秋日塞上杂咏》其一，则对塞上秋日的高古之气极尽描摹，其“雄关高并太清连，终古风云壮北燕。山自朔庭环九域，城联辽海控三边。牧羝沙暖空榛莽，饮马泉清绝瘴烟。盛代即今虚斥堠，秋光满目覆平田”(《晚晴簃诗汇》卷88，第3666页)之诗语，读后有秋气塞垣两相高之感；曾修成《彰德府志》的卢崧《秋塞吟》呈现的则是“大漠秋空百草肥，牛羊腾趠驼马威。春不祈年秋有报，卧波山插番人旗”(《晚晴簃诗汇》卷88，第3666页)的水草肥美的塞上景象。诗人在末句中表现的“相看都是太平客，高吟一曲秋风来”，也是中华各民族百姓的心声。塞上景色是美丽的，风俗也是新异的。无锡人乾隆丁巳进士王会汾《札克丹鄂佛浴营观蒙古骑生马歌》(《晚晴簃诗汇》卷74，第3083页)，以灵动之诗笔描绘观蒙古健儿操演舞马戏的场面。六安诗人夏之璜伴随卢见曾军台效力，曾亲住穹庐，其“踢踏弯庐曲似弓，膝支为几草忽忽。书成春月秋蛇体，诗在柴烟粪火中”(62)是对草原毡房中生活的真实写照。塞外风情在引动中原汉民族诗人诗思的同时，也激发了乾隆皇帝的创作欲望，他亲身出塞后曾写下三首《过蒙古诸部落》及《科尔沁》，其“猎罢归来父子围，露沾秋草鹿初肥”与“小儿五岁会骑驼，乳饼为粮乐则那”(63)的记述，敏锐捕捉游牧民族生活特色。在对蒙古地区风物的描述中，胡汉和亲是历代诗人们的永恒话题，乾嘉诗坛也有多人书写这一题材。如芜湖人乾隆癸未进士韦谦恒之“红颜安社稷，青史至今存”(《王昭君》，《晚晴簃诗汇》卷92，第3828页)，表彰女子为国尽忠；无锡人乾隆丁未进士顾钰之“不恨妾身投塞外，却怜汉室竟无人”(《昭君怨》，《晚晴簃诗汇》卷105，第4463页)，用女子的口吻抒发悲叹；秀水人乾隆癸酉举人庄肇奎《无题》其一之“舞衣歌板飘零尽，羞说明妃自有村”(《晚晴簃诗汇》卷81，第3407页)，反诘杜甫《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表达诗人对昭君“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喟叹；蒲城人著名文士屈复之“阴山一去紫台空，环佩何劳怨朔风。汉帝六宫春草碧，只今谁在画图中”(《明妃》，《晚晴簃诗汇》卷72，第2984页)，则是对昭君出塞之举的肯定；嘉定人嘉庆乙丑进士时铭《题明妃出塞卷子》(《晚晴簃诗汇》卷118，第5070页)四绝句，通过想象昭君的塞外生活表达和亲对安边之功；浙江山阴人胡天游《赋得明妃三叠》其一(《晚晴簃诗汇》卷72，第2972页)则感喟美人飘零塞外。乾嘉诗坛汉人文士对塞外蒙古风情的描写，体现了蒙汉文化交流和文学方面的互动，丰富了清代文学。这些诗歌记录了胡笳的旋律里和歌舞、赛马的欢乐中的草原游牧民族对人生的体味和对自然的欢愉，承载了汉人文士在面对草原文化空间时对存在意义的思考，为乾嘉诗坛增添了宝贵的草原审美艺术，以及地域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史料。 (二)践行儒学为核心的主题创作与“盛世悲音”形成。乾嘉年间的著名诗人，大多写有关注儒家伦理教化之作，无论是沈德潜、翁方纲、钱载、赵翼、洪亮吉、王昶、舒位、张问陶、张维屏、包世臣、陈寿祺、梦麟、松筠、汪中、黄景仁这样以现实主义的民生写作闻名者，还是纪昀、钱大昕、袁枚、孙原湘、厉鹗、法式善、博明、和瑛这样以闲适诗、写景诗见长，偶有关心民瘼之作品者。儒学是汉民族诗人的性命之学，因此，践行之不过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本，但蒙古诗人若能以身心去体察并付诸诗行，还是值得关注的。 梦麟是乾嘉诗坛蒙古诗人中感悟灵动、意境深邃，颇能彰显生命律动的诗人。《清史稿》云：“梦麟早年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清史稿·梦麟本传》，列传91，第10504页)所谓早负清望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绩，二是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清史稿》置梦麟于列传，属于政界大臣一类。而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却将他归于文苑传(64)，重其文化上的贡献。国子监祭酒和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两个清要之职只有通儒才得以担任，梦麟以21岁官祭酒，31岁署掌院学士，他的才华在整个清代诗坛上也是非常突出的。梦麟诗集《大谷山堂集》《梦喜堂诗》，存诗三百五十多首。其中，以歌行体写就的现实主义诗歌所占比重最大。在诗集中，梦麟的《河决行》《嶅阳夜大风雪歌》《沁河涨》《舆人哭》《哀临淮》《悲泥塗》诸篇，诗人选择或冷峻、或豪骤、或跌宕的意象，呈现出生活于“乾隆盛世”的劳工、舆夫等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众生世相图，以深广的力度、颇具典型性的生活场面来反映现实。梦麟的诗歌显示他承载了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当为朋友送行时，他询问“使君何以筹苍生”(《送何西岚出守凉州》，《大谷山堂集》)；同僚宴请时，席间他高谈“君不见，东南其亩稼与禾，高坟潦退茎穗罗。卑壤浸渍犹盘涡，河声昨夜奔前坡”(《检沁楼宴歌》，《大谷山堂集》)；独居四望时，他期盼“顾祝百室盈，吾亦心安居”(《园居夏夜》，《大谷山堂集》)。梦麟倾听着盛世下的悲吟，常常感受到苍生在灾难到来时候“天地深恩在，苍生痛哭存”(《从谒景陵》，《大谷山堂集》)的无助。梦麟以关注社会民生的态度和愤世嫉俗的感情，燃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大量伤时忧世、体恤百姓的诗篇。在身个蒙古诗史上，似梦麟这样身居高位而如此关注百姓生活的诗人是罕见的。正如沈德潜在《大谷山堂集》序中所言：“诗凡若干卷，皆奉使于役，经中州江左，成于登临校士余者，凭吊古迹，悲闵哀鸿，勖励德造，惓惓三致意焉。准之六义，比兴居多，盖得乎风人之旨矣。至平日歌天宝，咏清庙，矢音卷阿，铺张宏体，扬历伟绩，应有与雅颂相表里者。”(《大谷山堂集》)梦麟以其《大谷山堂集》在乾隆诗坛上崭露了头角。“四方才俊，揽其所作，无不变色却步。”(65)可见影响是颇大的。梦麟的诗歌完全体现出儒家诗学立场，他所尊崇的诗歌讽教传统、儒家兴观群怨的思想，与汉民族诗人没有区别。有学者称，蒙古人对汉诗不感兴趣，没有专门译过诗作。蒙古译者有时把诗句撇开不译，但也常常以诗体译出；或运用蒙古诗歌特有的字首同音法，或以不明确分行的押韵散文形式加以表述。(66)这种景况大约在蒙古人聚居的蒙古语运用地区有之，而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定居的蒙古人早已对汉语运用熟练如母语，汉语诗歌成为他们表达思想感情的良好载体。大量地使用汉语创作诗歌，阐发文学思想和文化见解，是他们自觉融入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坛的一种方式，同时，在日渐娴熟的汉语使用中，他们自觉进行着彰显个人生命价值的诗性语言的表达。这说明，当蒙古诗人以汉语言文字来表达其独特的民族心理和人生经历的时候，儒家诗歌理论早已经潜移默化指导着他们的诗歌创作了。 与和瑛一样，松筠亦为边疆大吏。松筠曾于乾隆五十年(1785)往库伦治俄罗斯贸易事，事历八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道光二年(1822)，两次出任吉林将军。其间又在驻藏办事大臣任上供职五年。从嘉庆五年(1800)至十八年(1813)，先后三次任伊犁将军，在此西陲总统之区整整度过九个春秋。此外，还历任察哈尔都统，两广总督之职。其宦海生涯五十二年，一半以上时间都在边疆。故《清史稿》称他：“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清史稿》，第11113页)松筠的诗作主要有《西招纪行诗》一卷，《丁巳秋阅吟》一卷，及《绥服纪略图诗》。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松筠始终能关心黎庶，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述了藏族人民不堪忍受繁重的徭役赋税，背井离乡为乞丐的凄惨景象。“昔有千余户，今惟二百强。壹是苦征输，荡析任逃亡。……伊昔半逃亡，往往弃田闾。甘心为乞丐，庶得稍安舒。乃因差傜繁，频年增役夫。出夫复不役，更欲折膏腴。凡居通衡户，乌拉鞭催呼。耕牛尽为役，番庶果何辜!”诗人在自注中解释说，萨喀、桑萨、偏溪三处原有百姓一千余户，牛羊亦本繁孳，因赋纳过重，人口日有逃亡，以至三处仅剩二百九十六户百姓，牛羊较前只有十分之二。诗人认为对藏地百姓应当视为同胞，“欲久乐升乎，治以同胞与”(《曲水塘》)，“荒番遮道诉，粮赋累为深。昔户今推派，有田无力耘。可怜兵火后，复值暴廷频。”(《还宿邦馨》)(67)兵燹罹祸，民不堪命，大多数背井离乡，少数留下者更是苦难深重。统治者毫不因人口减少而减少徭役赋税，反而把原数摊派在留存者身上，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诗人把现实所见如实道来，无疑是对西藏僧俗统治者的有力鞭挞、控诉。松筠的诗作描述对象虽有民族地区特征，但最终却是传达儒家诗学力量和社会意义，究其实质，与汉民族诗人的文学思想并没有区别。不过，他的诗作为清代诗歌史补叙了少数民族地区百姓的生活风貌，一定程度上可补史阙。相较和瑛重在宏大叙事的西藏纪游诗，松筠更着意的是具体而微的描写，但其对儒家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领会实践更为深厚。 汪中、黄景仁是乾嘉诗坛盛世不遇的典范性诗人，他们因为长期沉沦社会下层，在现实的体会中，把个人的生命体察与天赋之诗才相结合，诗歌中颇能开拓人生经验表达的深度。他们才高而不为世用，所以在现实中葆有的耿直秉性与落拓境遇、才高位卑相偶合，使得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创作整体上看来是质直的，“汪中诗大量运用汉魏晋诗中常用于比兴以抒发艰辛、不遇、迟暮、悲愤的物象，如惊风、野草、飞蓬、豫章、清露、落日、倦鸟、孤鸟、黄鹄、霜雪、秋风等等，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情。”(68)而书写“咽露秋虫、舞风病鹤”(69)般凄美诗行的黄景仁，却以特立独行的萧瑟秋意和悲秋意蕴成为乾嘉诗坛上最闪亮的天才诗人。似汪中和黄景仁这样的个体写作者，他们以疏离于主流诗坛的姿态，行走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之外，但他们写就的盛世悲音作品，使自己永久地存留于乾嘉诗坛；梦麟、松筠等蒙古诗人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之内，但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民生疾苦的高度关注，客观上展示了盛世悲音，也在乾嘉诗坛上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因此，在蒙汉交流视域下对乾嘉诗坛创作进行多维度的研究，才能使得清代诗歌史更加丰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