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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心灵解脱的方式进行审美超越 心灵解脱，是指人在思维和情感上都摆脱了现实功利乃至生存欲望的束缚和羁绊，只按照历史合理性的本然要求来思维和行动。这不仅是对一切现实功利的审美超越，甚至是对生命自身的审美超越，因此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种审美超越方式是儒、释、道三家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相互融合的结果，它在宋代文化——尤其是在苏轼的诗、词、文和人生方式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苏轼的《记游松风亭》这样写道：“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什么时也不妨熟歇。”[5](P4—5)“此间可以熟歇”并不是苏轼个人的随意选择，而是人类历史的最本真的要求；因为如果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本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去做“非分之想”，人类就不会有纷争和战乱，也就不会有“进则死敌，退则死法”的两难处境，人类就会处于“云在青天水在瓶”的自然状态，就会进入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在这种顿悟中，有儒家对现实的执着，有道家对心灵自由的向往，也有佛家真如本体的追求。可以说，这是对一切外在束缚的耸然摇脱，是将历史的本真要求化作内在生命，是心灵的彻底解脱。这种心灵的解脱是传统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最彻底的审美超越。它不是宗教，但具有宗教性的精神指向，所以对于人格建构具有永恒的魅力，对于不合理的现实也具有永恒的批判和矫正力量。 关于此类论述，《东坡志林》中还有很多，如《儋耳夜书》：“‘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5](P5)一切求诸内心，但又不离现实。再如，《论修养帖寄子由》：“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翳。”[5](P8—9)以佛解儒，儒、佛相融，“眼自有明”是本然的存在，尽心即得“胜解”，不假外求。 在苏轼词中，这种心灵解脱体现得很充分。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P356)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这是一首心灵洗礼的赞歌，上片写雨中的表现，下片写雨中的感受，苏轼借这样一个契机完成了一次对自己心灵的洗礼。中国诗人都讲究妙悟，苏轼就是在“雨具先去”的情况下，妙悟了人生之理。上片的结句“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是执着现实，不管外在的规则怎样，不管“我”的遭遇怎样，“我”都我行我素，按照应有的正确准则行事。这的确是苏轼人生的真实写照，苏轼一生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不唯势，只唯真、唯善、唯美，体现的是中国传统中真正的“文士道”精神。他一生的生命历程都说明了这点，用“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概括他的现实人格，最为恰切。但这还不是人生的最高层次，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天地境界”。人生的“天地境界”是指将天地运行的自然而然化为人生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即以人类总体观念为依据摒除了一切人为、杂念和私欲而与天地、人事的自然而然合一的境界，即“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也无风雨也无晴”，连上片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存在了，但这又不是“空”和“无”，而是不再执着于现实的“风雨”和“晴”，而是将人事的应然化为了生命的自然而然，无丝毫的思虑和情感的羁绊，纯任本心，却能符合自然与人事之道。这是心灵对于现实羁绊的解脱，是精神家园的建构，也是对现实进行审美超越的终极状态。在这里，儒家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道家的“至人”、“神人”、“圣人”(《庄子·逍遥游》)和佛家的“禅悟”冥然合一。 这种审美超越方式往往直接体现为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和建构。苏轼一生都要“归家”，但是终老未践。在苏词中，很多地方表现了对家园的渴望，如“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2](P506)；“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2](P58)；“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2](P90)；“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2](P114)；“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2](P563)；“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2](P54)；“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2](P123)；“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2](P458)；“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2](P530)；“此心安处是菟裘”[2](P478)，等等。最著名的是《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2](P578)此词作于“乌台诗案”之后，“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语借歌妓的口吻表达了苏轼的心声。后来，苏轼被贬海南，历尽艰辛，不仅没有颓废，反而找到了精神的归宿。他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一诗中说：“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日未落江苍茫。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6](P2243—2244)本真的心灵就是苏轼的故乡，这与随遇而安的消极处世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否弃外在价值观念，直接诉诸心理本体的审美的人生态度。 无论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还是“此心安处是吾乡”，都是否弃了外在的价值评判标准，离开了对现实中的“道”的依待，以“人能弘道”的姿态进行自证。“思我无所思”(《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九》)[6](P2191)是说生命的审美化将自然、人事的应然之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情感，以这种情感来应对世事人生，万事不假思索，一任情感的自然，从而避免了滞涩与梗塞。“吾生本无待”[6](P2194)，是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过程即目的，现象即本体，不为“理”生，不为“道”存，只依据应然之理进行生命实践，从而避免了禁锢与僵化。“思我无所思”是情，“吾生本无待”是理，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深刻的情理结构，并由此构成了最富合理性的心理本体。这种心理本体基于人类总体观念，所以具有本体的性质，同时又以“人能弘道”的自证为其表现形式，所以具有心理的属性。以心理为本体不是无本体，而是将外在的本体内在化，使人真正处于完全开放的境域中，使人得到最彻底意义上的解放。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岭海时期的苏轼，已做到不预设自身的属性，从心而为，适物而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6](P2310)在对现实束缚的解脱中实现了最深刻的审美超越。在悲剧精神上，唐诗更多地倾向于思考和抗争，而宋词更多地倾向默认、消解和审美超越。前者主要来自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后者主要源于对文化本体的探询。苏轼词是宋词中审美超越悲剧精神的最重要的代表。这种审美超越基于对人生应然存在状态以及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和探寻，通过对不同事物不同层次的审美超越，最终达到心灵解脱的最高境界，指向的是极富宗教魅力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现实人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