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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结构主义语言观与本体论文本理论 启蒙运动以来，特别19世纪中期以后，在追求现代性进程中，各门学科加快了自身建设步伐，结构主义语言应运而生。现代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坚持一种与传统语言学迥异的语言观：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能指是语符的声音、字形等物质层面，所指是语符的概念、内涵层面。需注意的是“所指不是‘一桩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16)。“这样，能指就构成了语言的物质方面；在口语里，能指就是说出来的或听得到的有意义的声音；在书面语里，能指就是字里行间有意义的标记。所指构成了语言的思维方面，它常常被看作是非物质的，即使在大脑中所指仍然是一种神经作用的结果(neural event)。”(17)在大部分情况下，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但这种关系一经形成就具有社会约定性，受语言习惯和社会习俗的制约与影响。以现代语言观念考察，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不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清晰、透明、与外界事物一一对应；它认为语言的意义产生于系统内部的区别与差异，与客观外物没有必然的联系。承接索绪尔衣钵的巴特论道：“意义只能由于意指关系和值项的双重作用才可以确定。因此值项不是意指作用，索绪尔说，它来自‘语言结构中诸词项的相互位置；它甚至比意指作用更重要’，他说：‘一个记号中的观念与声音质料不如它在全体记号中周围的词项重要’。”(18)就连人类学家泰特罗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对索绪尔来说，语言不再是再现客观现实的一种手段，它并不是以词与物一一对应的方式将现实直接呈现于我们面前，而是一种符指形式，其连贯性有赖于语言系统中的内在关系。语言给我们的是词与概念，绝不是物。因此，我们在自然中所看到和描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语言系统使我们能感知到的东西。”(19)概括起来，结构主义语言观具有下述重要认识：第一，语言是一个潜在的系统，掌握系统规则比掌握具体的言说更为根本和重要。“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20)第二，语言意义产生于体系内部依二元对立原则构建的各级别区分关系，与外部现实指涉物没有必然联系，语言系统中最重要的区分关系有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与聚合、历时与共时四种类型。第三，语言关系中不涉及主体及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去“主体化”的领域，语言法则高于一切，甚至语言无意识影响主体的认识。第四，文学文本是一个独立于主体之外的语言客观存在物，它具有自身的构成规则与结构方式，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在各门学科追求现代性的大环境中，在结构主义语言观直接影响下，20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文本理论”——语言客体文本理论得以形成。既然文学文本是一个语言客体，其存在就具有内在自律性；既然文本意义不是自明的，就需要读者解读与阐释。而一般而言，文学文本解读需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层展开、逐步深入，依次分析文本语言、剖析文本结构、探讨特殊技法、考量整体形式，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上述客观形式的变化对于文本意义传达的制约作用。因此，语言、结构、表现技巧和文体形式对于文本诗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不同于工具论文本诗学，语言客体文本诗学的上述研究有其特色。 第一，语言本体地位得以突出。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文论界对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进行深入挖掘，文学语言的诗性品质和陌生化效果得以凸显。与此同时，文学语言在文本中的功能也得到了深入剖析，语言不再被定位为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是具有本体地位，语言就是作品本身。穆卡洛夫斯基多次指出：“诗的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把言辞‘突出’……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21)“在日常用语中，词语似乎是纵向连接的，每一个词对应它所代表的现实。但是在文学中，意义的单元是文字本身。”(22)也许雅各布森对诗歌的论述最能代表这一观点的精髓，“诗歌的特殊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词仅只被当作语词本身被接受，而不是代指它所表示的客体或某种情感的宣泄，因为语词及其措置、意义及其内、外形式，要求具有自己的分量和价值。”(23)因此，语言分析是语言客体文本诗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领域。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对文学语言特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讨，值得肯定。 第二，文本深层结构研究得以强化。在结构主义看来，结构不仅仅是简单的构成因素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是由诸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关系的综合就是结构；重要的是结构的整体性，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体并没有独立的个别属性，一切个体的性质都由整体的结构关系决定的，因而个体只被看作整体结构中的诸‘节点’，它们只能起传递‘结构力’的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说，世界不是由‘事物’组成的，而是由‘关系’组成的，事物只不过是关系的支撑点。”(24)因此，文本诗学不应该仅仅关注文学文本的显在结构，如前后衔接与过渡、上下关系及起承转合、伏笔与照应等；更要探究文本深层结构，特别是要挖掘文本中潜在的各种对立因素，并揭示其背后特定文化因素的浸淫与影响。文本诗学不仅要勘探文本中起支配作用的稳固结构和贯穿全文的平衡关系，还要注意分析结构的断裂性和颠覆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文本释义的多样性。在这方面，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颇有建树，其理论主张影响了20世纪其他文艺思想。总之，语言客体文本诗学需要探究文本诗性结构及其效果。 第三，抒情、叙事理论与创作技法研究得以深化。表现手法与技巧的运用是形成文学文本诗性特征的重要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韵文中，安排语词首先考虑的不是它们构成的意义语境，而是它们的语音形式，以便从语音序列中产生出一个统一的模式，例如一行韵文或一个诗节。安排语词时对语音形式的考虑不仅带来这样一些现象，例如节奏、韵脚、诗行、句子以及一般谈话的各种‘旋律’，而且带来语音表达的直觉性质，例如‘柔和’、‘生硬’或‘尖利’。”(25)因此，技巧及其效果对于文本诗学研究不容忽视。在抒情性作品中，什么样的语言富有诗意；在叙事性作品中，什么样的结构富有张力；在现代作品中，什么样的构思使文本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创作技巧的灵活运用十分关键。文本诗学不仅需要运用各种方法从学理上挖掘文本的上述诗性品质，而且更需要在动态过程中阐释上述因素的形成：普通语言通过怎样的变形才能转化为诗性语言，具有特殊表现力；普通事件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成为生动且富有文学性的情节；普通素材经过怎样的虚化处理才能具有“悲剧”、“荒诞”、“滑稽”等形而上的审美风貌，具有普遍的人类学价值。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对于陌生化手法的关注，英美新批评对于用字技巧的探讨，法国经典叙事学对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关系、叙事视角类型、叙事复合序列形式、作品人物叙事功能的研究，都突出了上述提及问题，值得关注。 第四，文本整体“形式”得以“浮现”。在文学作品中，“形式”与内容相对，是对作品组织结构与存在形态的整体性特征所进行的理论概述及表达。在文艺发展过程中，“形式”因素得以凸显肇始于文学自律性的追求，18世纪唯美主义是其源头，“为艺术而艺术”取代了传统上文艺为政治、道德的他律论认识。文艺自律性追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深入挖掘文艺的情感感染力和娱乐效果，二是探究文艺的精美性及形式创造的艺术价值。其中，后者就是形式研究。“艺术的王国是一个纯粹形式的王国，它并不是一个由单纯的颜色、声音和可以感触的性质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形状与图案、旋律与节奏构成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语言，但它们又只是特定意义上的语言。它们不是文字符号的语言，而是直觉符号的语言。”(26)“在艺术中我们是生活在纯粹形式的王国中，而不是生活在对感性对象的分析解剖或对它们的效果进行研究的王国中。”(27)卡西尔的用意非常明显，艺术存在的价值不是指向文本以外的世界，艺术的本质就在符号形式本身而已，而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类型，也必然要突出自身形式特点。但与对文本语言、结构、技法的研究不同，文体形式研究更加关注文学整体性，突出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及其为内容构形的重要功能，着力阐释形式在文学活动中的制约性作用，深入剖析形式生产机制与原理。总之，形式研究从宏观视域理论性地梳理与阐发形式之于文学活动的重要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