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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樹德《论语集释》卷二八上《宪问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59页。 ②参见拙文：《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以〈汉书·五行志〉为个案》，《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第157页。 ③文本的“流动性阶段”这一概念由柯马丁提出，与后来的文本拥有相对稳定、明确的形态和边界不同，早期文本往往是零碎的、互相影响的，同一类型的文本可以以不同形态大量出现于不同的语境之中。笔者认为这一概念较好地揭示了早期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见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④关于《墨子》中墨子本人(master)、文本(text)与其后学(disciples)之间的关系，可参Mark Edward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1999,pp.58. ⑤童岭：《“钞”、“写”有别论——六朝书籍文化史识小录一种》，《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2011年3月刊，第257页。 ⑥《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版，第1703页上栏。 ⑦黄晖：《论衡校释》卷三○《自纪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94页。 ⑧《周礼注疏》卷二六，《十三经注疏》，第820页中栏。 ⑨《周礼注疏》卷三六，《十三经注疏》，第881页中栏。 ⑩《周礼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第682页中栏。所谓“入要贰焉”，即书写副贰之本。 (11)《周礼注疏》卷三五，《十三经注疏》，第878页下栏。 (12)《周礼注疏》卷一二，《十三经注疏》，第716页下栏。 (13)《汉书》卷五三《河间献王传》，第2410页。 (14)《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1页。 (15)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六《班超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页。 (16)《汉书》卷八六《师丹传》，第3506页。 (17)《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67页。 (18)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一九《遐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页。 (19)《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后汉书·王充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4页；《后汉书》卷四八，第1629页。 (20)《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92页。 (21)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五○《自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3页。“处”为“夜”字之讹，可参杨明照此段注13。 (22)在这方面，柯马丁的《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收入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有非常精细、全面的分析，可以参考。 (23)王明：《抱朴子内篇》卷一九《遐览》，第335页。 (24)如《三国志·华佗传》裴注：“旉，臣松之案，古敷字，与專相似，写书者多不能别。”《三国志》卷二九，第799页。 (2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175、194、258页。 (26)朱彬：《礼记训纂》卷六《月令》，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8、261、266、283页。 (27)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95页。 (28)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8页。 (29)《史记》，第7、14、16页。 (30)《史记》，第18页。 (31)《史记》，第54、55页。 (3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33)可参拙文：《〈毛诗正义〉所引〈定本〉考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0年。 (责任编辑：admin) |